有清一代，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在市场上，二者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币和辅币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比价主要由其金属价格和重量、成色来决定，有时也受供求关系之影响。在研究银钱比价波动问题时，我们发现有一个规律，但凡在战乱时期，但凡在自然灾害时期，流通领域通常会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探索这一规律的成因，对于认识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一、荒歉时期银价突然下跌的若干事例
 
在清代，伴随着重大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发生，流通领域一般会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这一流通规律的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清代的货币运动，而且对于认识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很有帮助。这里我们先看一看荒歉年代发生的银价下跌事例。
 
（一）1627年（清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在满族贵族控制下的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两；莽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1]（卷三，天聪元年九月戊午条）
 
《皇清开国方略》也如是说：“（天聪元年六月）戊午，发帑赈饥。时大饥，斗米价银八两，国中银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莽缎一，银百五十两；布一匹，银九两。盗贼繁兴，窃马牛，或行劫杀。”[2]（卷十,P34）
 
从上述这两段史料来看，在饥荒时期，“诸物腾贵”，属于正常现象，可以理解。但“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却是一个很有趣的金融现象。
 
（二）1737年，巡视南城御史王文璇奏报：“近日京城内外，钱价日昂。”在他看来，京城的钱价昂贵是由钱少造成的。他说：“臣遍行访察，缘自七月以来，雨泽过多，民间乏食，争向五城米厂籴买恩发平籴官米，计八、九两月解入户部买米钱文已至二三万串，未经发出，民间转运自觉短少，更兼奸商闻有恩旨借给兵饷，居奇囤积，希图重利，奸牙串通，高抬时价，以致日渐昂贵。”[3]王文璇知其一不知其二，钱商囤积居奇是假象。真实的原因在于，在自然灾害的袭击下，由于商品供应突然断绝，日常小额贸易发生严重问题，在这一领域作为媒介的制钱无法迅速完成周转，流通频率随之发生问题，一下子紧张起来。市场上之所以产生制钱缺乏的现象，这是关键的问题。至于钱商囤积居奇，有意抬高市价，那也是他们利用了制钱供应紧张的局面，无非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三）1749年（乾隆十四年），漕运总督瑚宝认为，长期以来各省“银贱钱贵”，主要是民间制钱数量太少造成的，而制钱之所以减少则是奸徒毁钱的结果。“欲杜盗销之源，必杜毁钱之利”。为此，他建议：“请仿照以一当二之法，将钱文铸重一钱六分，并于钱文内铸明二厘字样，则每钱百文止重一斤，毁之仅值银二钱，不惟无利，而反折钱四十文。”[4]（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条）这种把铜钱作为辅币，其价值与银两直接挂钩的主张，已经接近于西方银本位制思想，在货币史上很有价值。
 
乾隆皇帝接到瑚宝的奏折后，认为他的建议“是欲杜盗销之一弊，而更滋盗铸、盗销之二弊”，拒绝采纳。在乾隆皇帝看来，“钱价时有低昂，此亦与年丰相为赢缩。当时和年丰，百昌滋殖，物阜直贱，钱价自平。至立法之减轻、加重，当十、当百，皆前此所讲论。一法行而诸弊起。但经置议，民间即受钱贵之累，不如以不治治之。”[4]（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条）
 
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弘历与瑚宝的主张孰是孰非，需要关注的则是乾隆皇帝把钱价的高低与粮食的丰歉收成相联系。“当时和年丰，百昌滋殖，物阜直贱，钱价自平”。推而言之，在灾害之年，粮食歉收，物价飞涨，钱价必定昂贵。当年的乾隆皇帝已经明确意识到自然灾害与钱价波动关系密切。只要出现天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钱价就会昂贵，这是一个关于规律性的认识。这一结论与下文所述林则徐关于“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的认识完全一致。
 
（四）1771年秋天，直隶省近京各州县出现水灾，河水冲毁大量农舍和庄稼，旋即出现“钱价腾贵”的局面。由于需要修理河堤，工部划拨白银五十万两。为此，工部尚书裘曰修奏请将其中一部分在京师换成制钱，带往灾区[5]。
 
（五）1801年7月，“京师大雨，西北诸山水下注，永定河骤涨，冲决堤岸，淹没村舍和庄稼。这场水灾似乎相当严重，直隶省被灾州县达到123个，其中较重的州县有香河、霸州等35县。由于永定河靠近首都，必须尽快堵住决口，广储司立即划拨2000两，作为抢险工钱。“因钱价昂贵，每两合制钱九百六十八文，共合制钱一千九百三十六串。”[6]（卷二,P239）而在此两年前，每两银价尚在一千二百文左右[7]。
 
（六）1802年，京师“银价日贱，钱价日增”[8]（卷九十九，嘉庆七年六月丁卯条】。给事中鲁兰枝认为，这是当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本年麦收不足六七分之数”；“物价倍之又倍，物力艰且益艰”。为此，他以节约靡费为由，奏报嘉庆皇帝，请求停止本年木兰围猎之行。嘉庆皇帝认为钱价昂贵，既与“国家生齿日繁，物力艰难”有关，又与镇压白莲教，“所发内帑过多”有关，也与自然灾害有关，因此拒绝纳谏。理由是木兰行围是国家大典，寓意深远，不能因为粮食歉收，钱价昂贵而停止。何况即使停止木兰行围，也改变不了歉收局面。“固不因行围而物价顿增，亦岂因停围而遽能平减耶!”“言官之言必当听，若不经之瞽说，朕亦不肯沽纳谏贤主之名，听而用之耶。”此处，我们对于君臣二人的主张不必给予是非评判，需要关注的是，二人都认为自然灾害与“银价日贱，钱价日增”有密切关系①。
 
（七）1803年（嘉庆八年），河南每两白银只能兑换“七百二三十文”，这样的银价要比其他省区低得多，很不正常。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得知，河南当年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双重破坏，既遭受了白莲教起义产生的政治动荡的冲击，又受到了当年夏天旱灾、蝗灾和黄河漫溢的严重影响。是年春天，旱魃袭击河南，大面积缺少雨水，夏粮歉收。然而，祸不单行，接着又遭受蝗灾。夏天，蝗虫在江苏沿海地方迅速孳生，而后迅速向周边省区飞行，豫东也受重灾。据河南巡抚马慧裕奏报，蝗虫自考城东北一带入境，飞向豫东虞城、商丘、宁陵、睢州、兰阳、陈留、祥符等处地方，又造成八州县粮食歉收。[8]（卷一百十五，嘉庆八年六月壬辰条）秋天，又遭黄河水灾。10月24日（九月初九日），大雨昼夜不停，河水陡涨，卫粮厅属衡家楼地方南岸忽生滩嘴，挺入河心，将全河大溜逼向北岸，冲刷河堤。27日夜间风雨大作，溜势益猛，河堤告急，派人抢修。27日下午，正在抢修之际，堤身突然倾倒，登时过水三十余丈，由于地势建瓴，东西两岸冲刷，漫口逐渐扩大至一百八十余丈，河水大溜途径长垣，侵及直隶、山东，淹没大量房屋和田地，并于张秋横穿运河，东趋盐河，至利津入海。[8]（卷一百二十一，嘉庆八年九月庚戌、庚申条）水灾发生后，嘉庆皇帝立即颁发谕旨，免去嵇承志河南巡抚职务，令马慧裕接任，全力整顿河务。正是这一连串灾难，使河南经济遭受重创，钱价陡长。“自衡工漫口以后，省城钱价骤昂，每银一两不过易钱七百二三十文。”[9]由于钱价昂贵，官府拨付25万两白银抢修险工，如果兑换成制钱发放土方工钱，钱数势必大减，担心民工滋事。河南巡抚马慧裕奏请适当提高银价，按照水灾发生之前的银价（850文）发放引河民工工钱，得到皇帝批准。
 
（八）1841年8月，开封银价在水灾之前通常是一千六七百文。8月2日（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二天后开封“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价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5天后，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一个月后，开封府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问题，不得不专门设局征收制钱，试图缓解“银贱钱贵”的金融恐慌[10]。
 
（九）1846年8月，林则徐被调到陕西当巡抚。这位在鸦片战争时期曾经认为“银贵钱贱”由于鸦片偷漏白银，并力主严禁鸦片，积极领导抗英斗争的伟大爱国者，在到达西安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可思议的问题。他说：“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11]（奏稿下,P492）仅仅由于粮食歉收，就能导致银价在几个月内“顿减五百余文之多”，并且还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
 
（十）1851年9月15日（咸丰元年八月二十日），在徐州丰县三堡以上处所黄河首先出现漫水，转致堤身坐蛰，很快刷宽至四五十丈，接着漫口迅速扩大至一百八十五丈，河水均由三堡决口漫溢而出，掣动大溜，分作两股，奔涌人海。[12]（卷四十一，咸丰元年闰八月甲午条）此次，黄河决口对于丰县、沛县等处造成严重损失。为了尽快堵住决口，两江总督拨银四百万两，准备动员数十万民工，以工代赈。此前，苏北每两银价在二千三四百文，黄河决口之后迅速跌至一千五六百文。两江总督陆建瀛意识到民工需要的是制钱，而钱价增昂，不利于发放工钱。“目下每银一两仅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雇役夫料皆须用钱，似此情形，是四百万两只当三百万之用。更恐市侩居奇，益形亏短。则平钱价，尤为急务。”[13]他还在奏折中明确指出，“向来兴举大工，往往银价骤落，钱价骤长。”于此可见，凡是黄河出现决口，需要兴举大工，必定会出现“银价骤落，钱价骤长”的现象，这是一种定律。
 
（十一）1876年（光绪二年），一场特大旱灾开始袭击华北地区。此次大旱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开始出现旱象，到1879年解除，旱灾持续了将近四年；重点受灾区是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等五省，同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旱灾导致农田大面积绝收，寸草不生，饥饿人群无处逃生，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此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为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其为“晋豫奇荒”。在旱魃肆虐时期，商贾阻滞，贸易不通，市廛一派萧索，出现奇怪现象，“银价骤坠，银贱物贵”[14]。“钱市不敢多收银，典肆不敢多典物”。人们的求生欲望胜过一切，在饥饿的逼迫下，各种奇异的现象随处发生，见怪不怪。
 
上述事件显然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看似缺乏联系，内中却隐藏着一个定律：凡是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凡是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市场，伴随着粮价与物价的高涨，流通领域通常会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无论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钱价时有低昂，此亦与年丰相为赢缩”，还是林则徐所说的“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还是陆建瀛所说的“向来兴举大工，往往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这些说法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尽管表达方法有所不同，却都是关于灾荒时期发生“银贱钱贵”流通现象的归纳和概括。
 
仔细观察上述灾荒事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事例的“银钱钱贵”都是突然发生的，并且都是在当地货币数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1803年，黄河在衡家楼漫口，河南省城开封钱价骤昂，每银一两不过易钱七百二三十文。1841年8月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大水很快包围了省城，开封城内突发的银贱钱贵，显然没有受到银两与制钱运出运入的影响。1846年8月，陕西发生“银贱钱贵”之后，林则徐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却是“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1851年，黄河在徐州丰县的决口也是这样，黄河决口之后每两银价由二千三四百文迅速跌至一千五六百文。在其余事例中，当“银贱钱贵”发生时，货币数量究竟有无改变，难以判断。
 
历史的记录是后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悟，无论这种观察角度多么全面，无论这种体悟多么深刻，由于事物复杂性的限制，由于主观因素的限制，任何人对历史事件的观察都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任何人对于事物本质的体悟都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的记录都是不完整的。关于荒歉时期的银钱比价波动情况也是这样，大量的荒灾记录，却很少涉及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变化。我们所列举的这些资料显然只是冰山的一角，要得到确切的答案，还需要更丰富的资料和证据。检验我们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的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个程序。笔者对于灾歉时期银价变化的各种情况非常留意，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相反的记录。
 
现在的问题是，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是充当价值尺度的银两与制钱同时购买力减低?为什么单单是白银贬值，而制钱反而要升值呢?
 
二、战乱时期银价下落的事例
 
仔细观察有清一代银钱比价的变化，可以发现，每当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大动荡之时，物价开始暴涨，随之发生短暂的银价腾贵的现象；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卷入战争的地区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银钱比价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紧随着银价腾贵，便是银价的持续大幅度下跌。银价下跌，钱价上涨的幅度之大，一般会大大高于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与自然灾害袭击下局部地区发生的“银贱钱贵”现象一样，也是一种规律。
 
（一）“三藩之乱”时期的银价暴跌。此次银价变化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是暴跌。1673年（康熙十二年），银价暴涨至3000余文，而后是持续不断地下跌，到1684年（康熙二十二年）下跌至每两换钱850文，“定例每钱一串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八九百文不等”[15]（卷一百十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丙寅条）。而后徘徊在800～900文之间，“官钱每千几值纹银一两二钱矣”[16]（卷七,P195）。直到1691年，银价才再次出现大幅度增长，前后持续了16年。这是清朝的第一个所谓“银贱钱贵”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银钱比价波动情况，清初文人叶梦珠曾经分析指出：“四月，闻八闽之变，三吴钱价顿减，初犹五六钱一千，后直递减至三钱。积钱之家，坐而日困，典铺尤甚。有司严禁曲喻之而不可挽。十五年以后，封疆渐宁，钱价以次渐长。十七八年之间，每千价银又兑至八钱七八分及九钱二三分，几乎厘钱矣。”[16]（卷七,P195）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化与“三藩之乱”有密切关系。银价在三吴地区的暴涨和暴跌是“八闽之变”的结果，银价在后来渐趋稳定也是“封疆渐宁”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只是直观的描述，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辨，然而却很有道理，因为它触及了流通领域的一个规律性问题。
 
（二）1746年（乾隆十一年），陕西巡抚陈弘谋奏报说：“陕西钱价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近则只易钱七百二三十文，其昂贵为历年所未有。”[17]（卷五十三,P27）然而这并非是该省银价的最低点，两年后，“西安省城每银一两止换钱六百十余文，各省未有如此贵价者”[18]。西安此次银价下跌，钱价增昂，既是由于四川大规模用兵，又是由于历年“陕省积歉”造成的。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本起兵反抗，清廷派遣重兵前往镇压，大兵经过陕西，该省供役浩繁，政治动荡，加之自然灾害袭击，连年歉收，市场混乱，“钱价之昂为历来所未有”[19]。为了平抑钱价，陕西巡抚将2880串钱文立即投入市场，“省城有此钱文易银，市价日渐平减。上年冬内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余十文，今则每银一两易钱七百余十文。”[19]经过官方干预，陕西省的银价仍然没有恢复到“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的水平上。
 
（三）乾隆初期，大小和卓木相继在新疆发动叛乱，战火燃烧至甘肃一带。1754年（乾隆十九年），清廷派遣军队平叛，历时七年之久，打败叛军，活捉大小和卓木，天山南北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战前，西北各省每两银价大都在800～900文之间，“甘肃一带，向因钱少，价本昂贵”。战乱发生后，“钱价益见昂贵，每银一两仅易钱六百文”[20]。战争时期，西北一带经济破败不堪。“甘肃地方连年办理军需，以致兰、凉、甘、肃一带钱价昂贵……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七八十文至七百四五十文不等。”1759年，兰州一带又遭受旱灾袭击，在战争与灾害双重打击下，经济再度遭受重创，钱价高腾，“每银一两仅易钱五百七八十文至六百二三十文不等”[21]。这是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银价最低点，钱价最高点。
 
（四）乾隆后期，天地会活动比较活跃，清廷视其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天地会众被逼无奈，只好起兵反抗。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建立政权，年号天顺。天地会众庄大田在凤山起义响应。清廷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时，清军在台湾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钱价增昂”。1787年12月7日，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说：“台湾自用兵以来，车运军装夫脚并给发义勇口粮，在在需用钱文，以致钱价增昂，即内地亦有日增之势，恐将来逐渐增昂，于民用官需均有窒碍，不可不急筹调剂。“[4]（卷一千二百九十一，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壬戌条）为此，他请求朝廷敕令浙江、江苏两省各借拨制钱十万串，尽快解送福建，以济要需。1788年春天，浙江解送的第二批制钱五万串尚未运到，闽浙总督李侍尧已奏报，“军务已经告竣，闽省钱价已平。”关于此次台湾战乱的钱价增昂幅度有多大，在奏报中没有提及确切的数目。
 
（五）乾嘉之际，在华北市场上，白银一两通常可以兑换制钱一千三四百文，清廷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将银钱比价维持在白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文的水平上，然而很难奏效。1796年（嘉庆元年）春天，白莲教起义烈火迅速蔓延，清廷闻讯立即调动大批军队前往镇压。这场战争历时九年之久，战争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204个州县，清军副将以下将弁被击毙400余名，提镇等武职大员20余名被杀。战乱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创，长江上游地区满目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银价一步步下跌。到1799年，西安府，“库平每纹银一两换钱自一千五十文至一千一百二十文”[22]；受此影响，京师的银价也大幅度下跌。“近来市价较昂，四月以前每库平纹银一两易制钱九百二三十文不等，现在时价库纹一两易钱八百九十余文至九百一二十文不等。”[23]
 
战争时期，清廷从16个省征调了大批军队，耗费军饷2亿两，相当于4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国库存银之多，空前绝后。康熙中年，国库存银已经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银5000余万两，超过前代。雍正七年八年，库银有6000余万两，又超过了前代。乾隆时期，国库存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持续稳定。乾隆三十七年，户部银库存银多至8000余万，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无法与之比较。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库银有8000余万两；四十一年十月，部库存银6000余万两；四十二年正月，库银还有7000余万两；四十六年八月，库银有7000余万两；四十九年八月，库银7000余万两；五十一年闰七月，7000余万两；六十年，7000余万两。与此同时，“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120余万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101万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250余万两，甘肃有470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396万余两。正是由于乾隆时期国库、藩库贮藏的白银数量巨大，使嘉庆皇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可以通过军饷的支出，向社会大规模投放白银。
 
短短几年间，川、楚、陕、甘、豫五省的市场上突然增加了2亿两白银，必然对各种物价造成影响，对于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造成相应影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动荡时期，在商品市场受到扰乱的地方，货币运动与和平时期不同，制钱的价格将有所增昂。有许多例证，可以互相佐证。
 
（六）1826年（道光六年），张格尔带领叛匪，进犯阿图什，煽动当地群众叛乱。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派遣军队进击，驱逐叛军。张格尔勾结浩罕，请兵一万余人攻打喀什噶尔，城破，庆祥自杀，南疆告急。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和四川五省3万清军前往平叛。1827年，彻底击垮叛军，捕获张格尔，收复南疆等失地。此次战争，历时两年，战乱波及地区，经济破败，市场混乱。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常格奏报说：“回疆自去年军兴以来，银价渐贱，钱价渐贵，兵丁所关，银两换钱无多，当差日形拮据。且街市普钱缺乏，商贾亦苦于不能流通。”[24]
 
（七）1832年11月3日（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一日），天地会会众张丙、黄城、陈办、陈连等人在台湾再次发动起义，分别逼近嘉义、彰化等处。清廷一面下令驻台军队全力镇压，一面派遣瑚松额率领厦门清军迅速渡台督剿，同时还调集河南和陕西清军，开赴台湾。最后，张丙等人被擒杀，天地会起义再次失败。此次战乱持续三月之久，导致嘉义、彰化等地经济遭受重创。[25]（卷二百二十八，道光十二年二月辛未条）据参与镇压天地会起义的周凯记载，1833年，“六月，奉程制军（程祖洛）调署台湾道事。七月七日，任事。十月二十日卸事。在任百余日，搜获余匪，斩枭凌迟者八十余人，中间小乱三，俱即扑灭。十月初，钱价一日顿长三倍，四远居民，纷纷搬移入城，谣言蜂起，不知所自”[26]。在战乱高峰期，“钱价一日顿长三倍。”这种极为反常的金融现象，显然不能用制钱数量的增加和减少来解释。
 
（八）1840-1842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存在的。1839年，远离战场的直隶银钱比价已经达到1679文，战争打响后，该地银钱比价逐渐下跌，1840年，每两白银可以兑换制钱1644文；1841年，只能换到1547文；1842年，所换制钱不过1572文。[27]（P36）京师的银钱比价发生的变化更大，“即以道光二十年论，都中银价每两换制钱一千三百文”[28]。浙江的银钱比价变化也很大，1841年，有人奏报说：“上年冬间，商贾用银较多，骤长至一千六百文。幸为日不久，旋即减落。本年二月以后，又渐长至一千五百七十文，迄今未见减贱。”[29]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在沿海沿江等局部地区进行，时间短暂，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有限。
 
（九）太平军与捻军起义时期的银价暴跌。1854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银价上涨到2500-2600文，或2700-2800文，有的省甚至高达3000文②[29]。这完全符合人们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的说法。然而这种情况从1855年突然发生变化，银价大幅度跌落，江浙地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银价下跌到1100文③，与该地区最高年度（1853年）的2600文相比，下降了1400-1500文；1854年湖南的银价是2600文，1856年湖南的银价下跌到1600文[30]（卷八,P70），短短两年时间就相差1000文；其他省区大抵如此。所以，全国银价在1858年以后10年间，大致都保持在1400文上下④，与1854年相差1000-1100文，银价下跌率约为38％-42％。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银价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下跌，实在令人感到吃惊。
 
（十）中日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时的钱价昂贵。1874年以后，欧美各国相继实行金本位制，白银被抛向世界市场。中国的金融领域受到世界银价下跌影响，银价一路缓缓下跌，到1894年，每两白银只能兑换一千三四百文。甲午战争爆发后，开始快速下跌，到1901年初华北与江南地区的每两银价只有一千数十文。例如，京城“元宝银一两合小制钱一千一百一十八文，俸禄银一两合小制钱一千零九十六文”[31]。因为这一时期的制钱重量只有五六分，两枚不及乾隆、嘉庆制钱一枚之重，一千余文的重量不及乾隆、嘉庆五百文的重量。“而物价一切腾贵，官民交困，于是为极。”“近年物贵钱荒，直省几同一辙”[32]（下册,P851）。这种情况持续到1905年以后才得以缓解。
 
纵观上述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战乱时期，在流通领域就会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这个道理，如同自然灾害时期发生“银贱钱贵”现象一样，都是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商品经济遭受重创，市场萧条，导致钱价相对增昂，银价相对跌落。不过，这种因突发事变引起的银钱比价变化往往是暂时的，通常是局部的，也是可以调剂的。
 
后人关于战乱时期的银钱比价记录仍然是不完备的，而与荒歉时期的记录相比，相对好一些。上述事例显示，比较大的战乱事件都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是不经意的和不够详尽的。因此，我们认为，战乱时期流通领域必定发生“银贱钱贵”现象，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定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一定律的真相。
 
三、特殊时期的银钱比价波动原因
 
在自然灾害肆虐时期，在政治动荡时期，清代货币流通领域为什么会发生银价暴跌钱价暴涨的现象?这是清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吗?当我们阅读欧洲经济学著作时，看到类似的现象也在英国出现了。
 
英国商业家杰科布（Jacob，William 1762-1851年）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33]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他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34]（P125～126）
 
在和平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安定和商品经济繁荣，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以便购买高昂的奢侈品，如豪华的房屋和设备、金属器皿和首饰。为了防备意外的事故给人们的突然打击，还要大量贮藏贵金属（金银首饰也是贮藏的美学形式），这种作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中国和印度等地）中盛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时期，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将深深埋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换取救命的粮食和招募兵员，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是杰科布在英国观察到的事实。
 
诚如上述，在灾荒和战乱年代的中国，贮藏的白银大量加入流通渠道。问题是在同一时期制钱的数量为什么不是同时增加，而是感到明显不足?清代中国实行的是银两与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二者的比价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为什么会反复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呢?这个答案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内部来寻找。
 
在清代，制钱由于价值较低，已经失去了窖藏的职能，主要在零售商品市场上扮演媒介角色。在战乱与灾害发生时，社会对制钱的需求不但不会因战争与自然灾害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制钱的流通次数突然减少，便会显得不足。社会对它的需求随着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自然灾害的程度而增长。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车轮，商品也是货币流通的车轮，由于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货币运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制钱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了二者的比率。
 
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不但决定于投入流通的商品价格，而且还决定于货币周转的速度。货币的周转既不是由一个中心点出发，也不是由周围的一切点复归于一个中心点。而是从无限众多的点上出发，又复归于无限众多的点上。流通手段的速度因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代替流通媒介的数量。同一数量的货币不论速度如何，只能陆续地完成一系列的支付。因此，流通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数量始终处在流通之中，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很难计算，也很难把握。这只能根据商人们交换商品时的感觉。
 
凡是饥荒时期，凡是战乱年代，流通领域必定发生“银贱钱贵”，这是一种规律。几乎无一例外，非常值得重视。供求关系紧张对于特殊时期的银钱比价的影响有多大，这要看经济破坏的程度和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生活破坏程度越深，钱价上涨幅度越大；经济萧条范围越大，时间越长，银价下跌幅度越大。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发生在局部地区，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局部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是大范围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大范围的，甚至是全国性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是暂时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是持久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持久的⑤。战争与自然灾害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是基本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在战乱初期，在政治动荡的初期，银钱比价的变化，可能不直接表现为“银贱钱贵”，反而是反常的“银贵钱贱”，银价大幅度提高，这主要是在金融机构大量挤兑银两造成的。后来才是银价持续下跌，钱价大幅度上涨。哲学家提醒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小心翼翼，既要关注问题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又要注意其特殊性。
 
现在，我们来重点观察咸丰同治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化情况。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安庆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恐慌，导致银价大幅度跌落。3月25日御史陈庆镛上奏指出：“窃贼匪自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月初间，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至于油米杂铺，价值也一时昂贵，旦夕顿异，万姓骇然。”[32]（上册,P342）同日，礼部尚书奕湘、左副都御史文瑞等人也纷纷上奏，说十余日来，钱铺不断关闭，在3月24日这一天关闭的钱铺有二百余家，主要原因是银票和银子的持有者“昼夜填街塞巷”，兑换制钱，支取银钱，钱铺措办不及遂致关闭。因而出现了“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的慌乱局面。政治不安定引起金融恐慌，在十几天内银价顿落一千一二百文，这就是战争的威力。
 
1853年，太平军连续攻克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武汉、安庆、南京，这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是威力强大的震源，极大地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治最敏感的北京城的金融恐慌随之发生，银价大幅度跌落。但由于这一年，清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费，不顾一切后果地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使暂时中落的银价又迅速回升。1854年，全国“银贵钱贱”达到极点。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全国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所产生的政治震荡波及全国各地，清王朝统治大厦忽喇喇作响，这必然导致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出现。江浙地区银钱市价之比，历来在2 000文以上，在1857—1858年突然大幅度跌落至1 100文，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所感受到的政治震波最为强烈所致。
 
咸丰同治时期，全国性的银价大跌落，只能用农民与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殊死搏斗引起的政治大动荡来理解⑥。由于政治的动荡，究竟有多少贵金属（这里主要指的是白银），突然加入流通之渠，很难估计，但是这一点是可以推想的。为了筹集军费，清政府卖官鬻爵，强制在各地推行“捐输”，遍及各个角落，这个数额不能低估；各地官绅为举办团练，保护他们的产业，召募乡勇肯定会从深埋的银窖中拿出数额巨大的银两来；还有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将平时珍藏的金银首饰和器皿变成货币来使用。大量的银器和银两突然加入流通，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相应变化。这是咸丰同治时期银价下落的直接原因。
 
咸丰同治时期的银价下落，除了上述政治动荡直接引起的银钱兑换风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比率变化外，还有一个比较间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深刻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货币运动是商品经济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社会对贵金属需求的增强，在货币流通领域中会产生贵金属排挤不太贵重金属的现象。当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也会相对减低。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太平天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情况。
 
战时，商品经济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就时间上讲，双方激战与厘金制的推行，造成的商业萧条直到1871年左右一些省区尚未复苏；从商品经济遭受破坏的区域看，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向来商业繁荣的江浙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边远省区（例如贵州、甘肃、福建等地）也未能幸免；就程度而论，全国大的商业活动区域大都陷于停滞状态，满目萧条，百货雍滞，商路梗阻，货乏行销之地，持银入市无物可买，“四民失其恒业”。历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皆裹足。……是以大宗货载到（浒墅）关，甚属寥寥”[35]。浙江也是这样，“大宗商贩裹足不前，即土产湖丝，亦因各路绸缎滞销，机多歇业，运到杭关者，甚属寥寥”[36]。战乱之后的甘肃，所在糜烂，“以致行商绝迹……野无夫宿之所，货乏行销之地，商视甘肃已为畏途。……至于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等项，均属大宗。今其地既残破，富者挈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37]。四川也是这样，“自粤匪倡乱以后，四处蔓延，江、浙、闽、广各商率皆闻风裹足。……大江南北道路阻隔，货船几至绝迹”[38]。其他省区的商业破坏同样是十分严重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胪举。
 
嘉庆初年的战乱也是这样，在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清廷耗费军饷2亿两，相当于4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有案可稽。此外，为了动员兵力，躲避战乱，交换生活必需品，民间贮藏的贵金属也会大量进入流通之渠。相反，制钱作为在零售市场上的交换媒介，平时由于流通频率较高，不会感到紧张，一旦遭受战乱影响和自然灾害袭击，商品市场紊乱，商业出现萧条局面，制钱的流通速度立即受到严重影响，供求关系立即出现紧张局面，钱价因此增昂，银价相应跌落。
 
局部的战争引起局部钱价暴涨，全局性的战争引起全国性的银价大幅度下跌。1747年的金川起义、1754年大小和卓木的叛乱、1787年的台湾天地会起义、1826年的张格尔叛乱、1832年台湾天地会的再次起义，1841年的中英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均属于局部战争。一般来说，银价下跌幅度，钱价上涨幅度有限，随着社会局面的稳定，国家机关调剂措施的落实，银钱比价很快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属于全国性的政治大动荡，对于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因此在这三个时期出现了全国性的银价暴跌和钱价上涨。
 
同样道理，局部的灾害引起局部的钱价暴涨，大范围的灾害引起大范围的银价下跌。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旱涝方式年年不同，受灾地区广狭有别，银钱比价的波动也随时发生变化。清代没有全国性的大灾害，也就没有全国性的大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的“银贱钱贵”通常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也是可以调剂的。
 
总之，在战乱与灾歉年代，必定发生“银贱钱贵”现象，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定律。要彻底揭示这些已经被尘封的历史，还需要继续探索。这些只是笔者对于上述事例的归纳和分析。由于个人阅读范围毕竟有限，我们期待着新的事例被继续发现，当然也欢迎反证资料的出现，真诚地期望这一定律得到进一步证实、限定和修正，或者是推翻。
 
注释：
 
①到1803年，在京师的金融市场上，钱价仍然居高不下，“元宝银一两合制钱九百零十七文；俸禄银一两合制钱九百零九文。”《呈京城嘉庆八年粮价钱价清单》，录副奏折，档号：03-1908-047。
 
②咸丰四年陕西银钱比价为每两白银可以兑换3000文制钱，河南为2700-3000文，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3页。
 
③1857年江浙一带比价为1100—1200文，见席裕福、沈师徐编《皇朝政典类纂》，上海图书集成局1902年版，钱市4，第11页。
 
④1868年京师的银钱比价是“每银一两合制钱一千二百文”。（《清会典》卷220）大致恢复到乾嘉时期的水平。尔后开始上涨，“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王延熙、王树敏编辑《道咸同光奏议》卷3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1页）但到了光绪中期，银价又开始逐年缓缓下落。
 
⑤从近四十年来的局部战争统计数据发现，战争对金价的影响多是短暂性的。一般情况下，战争前20-30个交易日，金价涨幅超过10％，但不会改变中长期走势，战争爆发当日，金价涨幅最大，甚至超过5％，而战争爆发90个交易日后，金价走势趋于理性。对比近四十年来九次较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后金价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战争的突然性、规模、大国参与程度以及对原油供应的影响程度决定着金价的上涨幅度。第二，战争在爆发前后的一两个月内对金价的影响最大，战争爆发约90个交易日后，影响逐渐减弱。我们把战争爆发前90个交易日的金价作为基准价格，计算直到战争爆发90个交易日后金价的涨幅，发现在此期间，金价累计涨幅保持在正负10％以内，且金价高峰出现在战争爆发前后的一两个月里。通常情况下，战争爆发后，黄金价格会有一个冲高的过程，随后逐渐回落。
 
⑥关于其他原因，参见王宏斌《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王宏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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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库全书（第341册，史部99，编年类）[M].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3]巡视南城御史王文璇奏为钱价日昂兵食不敷请增发兵饷钱文事（乾隆二年闰九月初一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18-058）[Z].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5]工部尚书裘曰修奏为直隶河工需钱文甚多请饬下所司凡办公各员许交银领买钱文出城事（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049-030）[Z].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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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9]河南巡抚马慧裕奏为查明工次现在钱价并酌定料物土方价值事（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094-028）[Z].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汴梁水灾纪略[M].河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署名痛定居士.
 
[11]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林则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清文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13]两江总督陆建瀛奏为兴举大工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