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倒之外，还有四名仗义执言的开国将军被贬，有人至死也没有得到平反。他们是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中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在发言人诬陷黄克诚时，钟伟挺身而出加以反驳，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慷慨陈词，直指台上大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尹家民在《党史博览》2007年第9、第10期撰文《庐山会议后蒙冤的开国四将》详细讲述了他们在庐山会议期间因言获罪的内情以及劫后余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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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庐山 6park.com
两个上将都成了“军事俱乐部”成员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后，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飞往庐山。
坐在飞机里的邓华心绪并不平静。“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却每况愈下，难道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开始酝酿着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
可是等到邓华到了庐山，特别是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的一番继续“反右”的讲话，让他从头凉到脚，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将军”竟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张闻天和周小舟一组。邓华被分配在批彭那个组。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会议主持者的再三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洪学智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一开始，他没有参加7月的庐山会议。7月14日，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时，中央通知洪学智一定要参加。当时身为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正在西藏军区和进藏部队中了解后勤供应的情况，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亚东和日喀则等地。
洪学智一到庐山，先听了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洪学智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看了彭德怀的信后，总觉得彭德怀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比如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洪学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洪学智又是性格比较温和的人，不会盲干，虽然觉得彭德怀的信讲了真话，但他并没就此表态，因为他觉得现在不是讲真话的时候，而违心的话他是绝不会说的。但开会的时候，一些人批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还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让洪学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就是这几句话，把洪学智送进了“军事俱乐部”。邓华和洪学智两位上将，都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被拽上山的万毅未脱厄运
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庐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却要拉他去，原因是苏联突然停止了向中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并且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中国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万毅也感到事关重大，希望宋任穷直接去庐山，向正在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可宋任穷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不料这一拽，让万毅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万毅和宋任穷于7月15日乘飞机到九江，然后转车上庐山。他俩先向聂荣臻汇报了有关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的情况，然后又和聂荣臻一起到彭德怀那里，再谈这件事。由于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刚刚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谈完有关核工业图纸资料的事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写信的事，讲了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万毅听后认为彭德怀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一起议论，说了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会议文件中。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同时向庐山“调兵”，宋任穷和万毅也被留在了庐山。宋任穷分在第一组，万毅分在第六组。
7月17日，万毅参加小组会的第一天讨论。这天，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万毅刚来，不知道前边怎么回事，就没有开口。直到22日，他才发言。他凭直觉谈了自己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泽东要大家讨论这封信的用意，更没料到由此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7月22日上午，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他还说：“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会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被整理到会议简报中去了。在万毅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些，万毅大为震惊。散会以后，他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得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就站在旁边。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变了，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在小组会上表示过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万毅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他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我和赵尔陆同志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和平’牌收音机，他说自己已经有一台了，还送我这个干啥。我说我正好没有，彭总有了就给我吧。他就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万毅作为一名中央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想解释一下他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他刚一开口，会议的主持人就打断他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万毅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打圆场说：“万毅同志，回到军委会上讲吧！”
扩大再扩大的军委会议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目的是要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目的有二：一是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许多人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所以，140名与会的军队领导中没几个“积极分子”，会开得冷冷清清。为此着急的康生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会议扩大到1,000人，同时派出18架飞机将各地的将领接到北京。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人值班外，其余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在怀仁堂和紫光阁分设两个会场。因为人多，两个会场坐得满满的。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接受批判和作检讨。一会儿大会批，一会儿小会批，大会批判的次数比小会多。大会批判时，元帅们，包括彭德怀，都坐在主席台上，黄克诚也在台上坐着。林彪参加会议的次数不多。批判发言的人也不上主席台，就在座位上站起来说。迫于当时的形势，高级将领中发言的比较多，但绝大多数讲不出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扣几顶大帽子完事。但也有个别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彭德怀坐在主席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烟抽得很厉害。他的两边坐着贺龙和陈毅。他有时从贺龙的烟盒中拿一支，有时伸手向陈毅要一支。
为了批判的需要，小组又重新进行了划分，但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揭发、批判仍不多。分组会的气氛还算宽松，没有强迫命令式的指名发言或轮流发言，所以正儿八经的发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怀上书犯了错误，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见书发下来，让大家对照着批判。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连给大家读一遍都没有。还有人说，彭德怀的错误言论是不相信当时浮夸的亩产量数字，于是大家又议论起一亩到底能收多少斤粮，有的掏出笔计算，有的提出要去参观“卫星”田。当时的气氛已不允许说真话了，于是许多人都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过的将领见面后问的是同一句话：“你发言了没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没有。”
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了一段，会后还有总政指定的人找不发言的人“个别谈话”，特别是那些历史上与彭德怀有过交往和隶属关系的，都要谈话，动员他们大胆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要他们“划清界线”。这种“谈话”十分严厉，有时整整谈一夜，完全是审讯的架势，甚至围攻逼供。
直言的钟伟被当场带离
当时敢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他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钟伟人瘦个子小，军衔为少将，但却是对彭德怀问题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先后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所以历史上与彭德怀确有渊源。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后来他还是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师长，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机智勇敢，个性也十分张扬好强，从不随大溜，他认准的事别人很难改变。他虽时常坚持己见，有时甚至违抗林彪的指挥意图，但大局观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赏识。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员的干部。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个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此事发生后，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三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账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发言的时候，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慷慨陈词。杨勇、苏振华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讲了，但他越说越激动，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叫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
会议主持者立即叫人将钟伟带出会场，关押起来。
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钟伟的案子才受到关注，但他没再能回部队，而是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毛泽东给邓华定了性
从9月5日开始，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又被划分为五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四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第四小组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
在这四位将军中，被追逼最厉害的是邓华。黄永胜主持小组开会，搞邓华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问题。
一般的批判和责问，邓华都耐着性子听。但有些话太重了，让邓华实在忍不下去，而不得不说话，诸如：“你反党反毛主席，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邓华听了一愣，但还是忍住性子说道：“我18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
批判者自有批判者的逻辑：“你跟彭德怀打得火热，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你也反党反毛主席。”
邓华喃喃道：“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经过长征，一路下来，我都是在党和毛主席培育、教导下成长的，就是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一丁一点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
“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黄永胜火上加油。他可能对邓华曾取代他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仍有些耿耿于怀。其他人也围攻上来：“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
对于这些无端的攻击，邓华能忍则忍，实在不能忍的就解释几句，但批判他的人哪里肯听，邓华不由得火了起来，和一些人争吵起来。
会议组织者立即报告了上级，说邓华态度恶劣。毛泽东闻讯后传下话来：“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毛泽东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自始至终控制着会议。虽然他不相信邓华会反对自己，但跟着彭德怀就是错误。于是，他发了一句话：“邓是彭的人。”这五个字就给邓华定了“终身”。但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
9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林彪作了总结。他宣布对邓华的处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后，邓华被拉回到沈阳，继续接受批判。中央军委派出以总政治部一位负责人为首的，有黄永胜参加的三人批邓领导小组，在沈阳坐镇。
如同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一样，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议批邓，批不起来而又不得不批。由三人领导小组签发的《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洋洋数千言，再次给邓华定性：“一致认为邓华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他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在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议揭批之后，邓华举家于11月迁到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他把门窗关严，足不出户。不久，邓华被分配到四川当副省长。
邓华启程赴川前，罗瑞卿前来送行，捎来毛泽东的一句话：“犯了严重错误，要认识和改正错误，但也不要抬不起头，不要消极，争取早日改正错误。”
不久，邓华将自己的军装全部送到洗染店，染成黑色，仰天长叹：“从此永远脱离军队。”
给洪学智罗列罪名
在批判会上，有人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不揭就是不老实。
这些责难，让洪学智有口难辩。说实在的，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战争时在一起过，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洪是彭的下级，彭领导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革命关系，有什么可揭的！但好事者还是列出了“三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彭许的愿。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党委讨论决定让洪学智兼任司令员，洪学智当时说服从决定，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当时彭德怀同意了。就在彭德怀回国前，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洪学智跟彭德怀说：“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他这么一讲，彭德怀把他批了一顿，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就这么一件事，结果成了洪学智的一条“罪状”。当时，他心里真是不服气：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的，毛主席任命的军委会上通不过，毛主席不同意，自己能当总后勤部部长吗。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
第二条“罪状”，是这样的：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一天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大家提出建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选择好的战机歼灭敌人。邓华和解方也同意把敌人放进来打。彭德怀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见彭德怀有些不高兴，几个人站起来说：“仗还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总定，我们提的意见仅供老总参考。”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左思右想，觉得还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好。这时，邓华。解方都走了。洪学智来到彭德怀身边，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认为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更好一些。”接着，他又陈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洪学智说完之后，彭德怀说他的意见也有道理，但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是按彭德怀的意见打的第五次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洪学智讲的。最后，彭德怀作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就这件事，有人做文章说：看，彭德怀多么器重洪学智！彭德怀可是只骂人不表扬人的！就你洪学智是个例外！
第三条“罪状”，牵扯到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事。授勋之后，在一次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讲了一段话，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彭德怀之所以这么讲，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因为志愿军远离祖国，战线很长，后方运输又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一次战役，每一个作战方案，都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作战物资的供应保障情况，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约。因此，作战取得了胜利，彭德怀对后勤保障和供应看得很重。他的话，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奖赏，也表现了彭德怀的伟大和谦虚。这也成为别人批判洪学智的“把柄”，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此外，还有一条“罪状”，是说洪学智和黄克诚长期在一起。这不假，他俩在新四军三师时就在一起，在总后又长期在一起。这就“罪加一等”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要洪学智交代问题，要肃清他的影响。会上也没揭出什么问题。以后，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也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洪学智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
对万毅的揭发和批判
对万毅的揭发和批判，也比庐山会议上有了发展。最为可笑的是，有人揭发他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一二○师师长赵毅。其实西安事变时，万毅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呢！而且赵毅还活着，找他核实一下不就明白了。但是没有人核实，只管将大帽子扣在万毅的头上了事。
9月11日下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宣布了对万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保留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来了，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及总参。总后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开会对万毅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从此，万毅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离开了军队。
被撤销了职务的万毅，只能足不出户地呆在家里。直到1960年3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指定他到陕西省委接受工作分配。这没有商讨的余地，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二话没说，于4月12日带着全家从北京到陕西报到。陕西省委决定让他到省建委任副主任。他当时也是带着一种今后要好好工作来弥补过失的心情，总想尽力把工作干多一点，干好一点。所以，分工一定，6月初，他就带着计划处的同志，先到宝鸡市几个工厂去了。
可是，刚到11月中旬，万毅又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命：由省建委副主任改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为什么改任。后来才知道，中共西北局的一位领导到西安检查工作时，得知万毅在建委任副主任，便说：“这么一个右派，怎么能做这项工作，这样使用不当。”省委就让万毅转到林业厅去工作了。
万毅仍是抱着积极工作改正错误的心情，对干什么工作并不在意。况且自己也没有挑选工作岗位的权利。接到新的任命后，他立即到林业厅报到。厅长很能团结人，万毅在那里还算顺心。他积极工作到1965年，省农业厅和林业厅合并为农林厅，万毅仍任副厅长。这使他有机会到下面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了解一些当时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可是，没有多久，他又被调去参加“四清”工作，被分配到几个工厂搞“四清”。
在这期间，万毅也盼望着能对自己的“问题”有个说法。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真正跟彭德怀。黄克诚跑的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吗。”他指的是邓华。洪学智和万毅等人，这是又一次给这几个人定性，而且让全国尽人皆知。万毅又失望了。
洪学智：从总后勤部部长降到厅长
1960年5月，洪学智被下放到东北，安排在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当厅长。调离军队，离开北京，来到东北，降职安排工作，巨大的落差让人不免为他担心。有人曾问他：“从总后勤部部长到一个省的厅长，你不觉得亏吗。”
洪学智心中很坦然：“我参加革命就不是为当官，有利于革命工作我就干。战争年代，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每个人都时刻准备为祖国光荣献身，哪里还有心思想将来做什么官。即使到了和平时期，不论做什么官，干什么工作，还不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让祖国强大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我从一开始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被降职使用，我也并不觉得有多懊丧，只要有工作干，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也就别无所求了。”
平静的心态使洪学智对工作总是充满热情。特别是对东北这片土地，他更是充满深情。在这里，他率部围剿土匪，参加了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使这片黑土地回到人民手中。抗美援朝作战，这里是志愿军的强大后方，前线需要的作战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
作为农业机械厅厅长，实现农业机械化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洪学智与厅里其他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下到县。乡。村调查，了解农民的需要，制订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步骤。办法，并在每个县搞了一个农业机械厂。他还找有关部门，千方百计从国外引进了一台收割机，在四平建了个农机厂，从全省农机系统抽调精兵强将，把这台引进的收割机全部拆开，研究其构造原理，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组织生产，终于制造出了国产的收割机。经过几年的努力，吉林省农业机械生产能力和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所生产的农业机械不仅能满足本省的需要，而且有不少产品还销往其他省市。当时的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农业部对农机厅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机厅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了贡献。1962年，省里进行机构精简，农业机械厅与重工业厅合二为一，称重工业厅，洪学智被任命为重工业厅厅长。
下放东北，从农机厅到重工业厅，一晃就是六年。在这期间，洪学智接触到了新的行业，学到了新的知识，与工人。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从内心爱上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
邓华：申诉报告还是不寄为好
邓华到四川后住在成都市前卫街44号。1962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探望时，向他透露道：“中央发了文，过去运动中对党员和干部处理错了的，要加以甄别平反。你对给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
“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邓华略微踌躇后表态了，“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造访，还是引起了邓华思想深处的波澜。邓华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报告，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党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因为对他的处理，只是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口头宣布，未有任何文字表示。
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邓华反复思考：如果彭德怀的案子不翻，自己的案子也是翻不了的，这个报告发出去，搞不好还会惹出新的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报告还是不寄为好，最后忍痛将报告销毁了。8月，邓华到北京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这是他自1959年事件之后再次出席党中央的会议。他仍然保留着中央委员之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左”倾错误。
正在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毛泽东斥为“翻案风”，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还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会议组织了对彭德怀的新的批判。邓华再一次被迫违心地参加对彭的批判，并表态要继续同他划清界限。他的心中极度痛苦。他为彭德怀和自己的甄别平反无望而沉痛，同时也为继1959年庐山会议中断纠“左”进程之后再一次中断纠“左”，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担忧。
参加八届十中全会回来，邓华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肺气肿病加剧，而且伴之以严重的消瘦，有段时间一个星期减重1斤，到1962年底，由正常情况下的120斤下降到只有72斤。
经过多方检查，确诊消瘦是由甲状腺功能亢进引起的。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重要的起因，是承受了过多的精神痛苦。
1963年1月，邓华不得不住进重庆一家医院，直到1964年4月出院，在病床上的时间长达一年多。
正在“受审”的邓华，突然接到了参加中央会议的通知
彭德怀到成都后，被安排在永兴巷7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邓华也住在成都，而且就在离永兴巷不远的前卫街，大喜过望，拉起警卫参谋就走。参谋不解地问：“什么事这么高兴。老总，这是到哪里去呀。”“找邓华去！他就住前卫街。”彭德怀一咧厚嘴唇，开怀大笑。
彭德怀大步流星地赶到前卫街44号，举起手就要擂门，可手举到空中，又硬生生地停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往后退了两步，朝院子里张望。在墙外，他能听到邓华的孩子们玩耍嬉闹的声音，能够看到院内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然而，彭德怀却转身走了，依旧是大步流星。警卫参谋问：“老总，到了门口怎么不进去呀。”
彭德怀没有回答，其实也不用回答。他本来就认为是自己连累了邓华，何必再度连累他呢……
彭德怀有一个金光闪闪的烟盒，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的礼物。彭德怀知道邓华爱抽烟，一直想送给他。后来，彭德怀将烟盒放进保险柜，并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送给邓华同志。”
邓华也在期盼着与彭德怀见面。一次，他从省政府一位转业干部那里打听到彭德怀的具体地址，傍晚时与夫人李玉芝一起往前卫街散步，希望能碰上彭德怀。他们知道彭德怀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根据当时的纪律，不经许可是不能到彭德怀家里去串门的。他俩围着巷子转了几圈，也没能如愿。此后一连几天，邓华夫妇都抱着碰的心理到这里来散步，可是最终也没碰上。后来听人说，彭德怀到四川后一直闭门不出，基本上不散步，邓华这才死心。
还有一次，邓华到家住永兴巷的省委书记那里去商谈工作，恰好从彭德怀寓所旁边经过，他停了下来。但见门窗紧闭，了无人迹，彭德怀显然不在家。邓华不敢久留，匆匆瞥了一眼便赶紧离开。
夫人李玉芝劝导他说：“暂时不见也好，被什么人瞧见了，又说不上会找彭总。找你的麻烦呢。”邓华没有吱声，只是苦着脸一个劲儿抽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后，邓华料到今后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便把夫人和子女叫到身边，嘱咐道：“现在该轮到我了，你们帮我准备个小包，装些换洗的衣服。如果我被抓走，不管他们怎么整，我决不自杀。如果我被整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只当是我上战场回不来了。如果整到你们，就和我划清界线，坚强地活下去。”
1967年6月3日午后，一伙红卫兵闯进前卫街邓华寓所抓走了他，然后将他关押在四川大学化学楼，很快就开始了所谓的“审讯”。
“邓华，交代你的罪行！”
“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没什么可交代的。”
“胡说，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
“我的问题早处理了，毛主席。党中央都知道。来四川后和彭德怀没有见过面。”
“那就交代你怎样勾结贺龙准备搞二月兵变的！”
“我早就没有一兵一卒了，还能搞什么兵变。”
邓华觉得问得可笑而无知，可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记耳光劈头盖脸地过来，打得他嘴流鲜血。
“你胆敢反对毛主席，就交代你如何反对毛主席的吧！”
邓华气得浑身发抖，霍地站起来怒吼道：“我从18岁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我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他的反抗立即招来了更重的打击，巴掌像狂风一样拨动他的身体，头上很快起了包，肋骨也断了一根。不久，他又被拉到成都市第二中学接受批斗。台上站了一长溜，有李井泉。廖志高。杨超。赵苍璧等人，都被勒令坐在潮湿的地上。邓华的胸前被挂上一块大木牌子，上书“反革命分子邓华”，还在上面打了叉。
9月13日，邓华又被拉去参加全市性的50万人批斗大会。早饭后，李玉芝急忙赶到通往中心广场的人民南路一侧。在人头攒动的瞬间，她看到从城南方向开来了10多辆大卡车，第一辆车中有李井泉。廖志高……第七辆车上就有邓华。他被两人反剪双手按着头，搞成“喷气式”，胸前大牌子上写着“彭德怀反党集团黑干将邓华”。李玉芝的心都碎了。回到家里，她抱着女儿痛哭了一场……
1968年4月27日，江青。康生在接见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委会负责人时，公开点了邓华的名，说“邓华是坏人”，“对坏人要专政”。对邓华的批斗迅速升级：拘留地由成都警备司令部转到城北昭觉寺临时监狱，囚室有岗哨把守，大小便时有人押着，裤带被搜走，夜晚不准熄灯，睡觉不许面朝墙壁，等等。对他的审讯。批斗也越来越频繁，拷打和人格侮辱几乎成了家常便饭。5月6日，他的夫人李玉芝和长子邓贤诗同时失去自由，分别被关押在他们所在单位，被强令写交代揭发材料。4个未成年的子女，也被立了专案进行审查。连早已不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谢秘书。王炊事员等也不放过，也给以专案审查……
然而，几个月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审案人员正在大喊大叫地审问时，突然一个军人走了进来，还向邓华敬了军礼，说：“邓华同志，我叫郑志士，第五十军副军长。党中央来电，通知你去北京开会。”边说边扶起邓华，让他坐在刚才搬进来的沙发上。
邓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疑惑地看着这个自称副军长的人。
郑志士将电话记录递给邓华看，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请即通知邓华同志于10月11日来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看来是真的了，可邓华仍是奇怪：自己一个阶下囚怎么顷刻变成了座上宾。
后来才知道，在康生亲笔写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3人名单中，有88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反党分子”，并有“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人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人。有“问题”的人占了大多数。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因而非“解放”几名中央委员不可。10月10日，经毛泽东亲自指名，邓华有幸与张鼎丞。胡耀邦。范文澜等人一道成为被“解放”者，而搭上了“幸运列车”。
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邓华仰望主席台，心中仍燃烧着感激之情。他一到北京，就有人告诉他，是毛泽东亲自指名要“解放”他的。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据谢秘书说，李井泉的秘书和赵苍璧的秘书都曾透露：“文化大革命”前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提议，“是不是让邓华回部队工作”，只是由于林彪持异议，才未能成事。正在他浮想联翩时，听到了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邓华同志来了没有。”
他立即应声起立，答道：“来了！”
“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你不好。”毛泽东含笑说道，“不知道红卫兵把你关起来了，你就是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毛泽东说得很轻松：“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嘛，改了就好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解放”出来的邓华，重新担任四川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虽是“解放”干部，待遇有所改善，但在1959年事件阴影依旧的情况下，邓华的政治处境不可能根本好转。整他的专案组不仅未撤销，而且还在秘密搜集材料，也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攻击他，遇有形势变化，他又得参加“学习班”，成为“运动”对象。
毛泽东问周恩来：洪学智搞到哪里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吉林省重工业厅的造反派也开始“夺权”，从厅到下边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洪学智也不例外。他失去了工作权利，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没有了人身自由。那些“小将”对他说：你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后来实行军管，他仍是被管制的对象，仍然没有人身自由。造反派开会批斗他，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造反派骂他是“三反分子”。
洪学智看了一眼骂他的人，心中的怒火突然蹿上来，大声说道：“我是三反分子，我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国民党反动派。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造反派被激怒了，大骂他态度不老实，又臭又硬。
洪学智既是批斗的主要对象，有时又被红卫兵拉到省里作为批斗省里主要领导的陪斗，但洪学智的意志从未动摇。他暗下决心：你爱怎么斗就怎么斗，爱怎么批就怎么批，违心的话我不说，求饶的话我不讲，我就是要硬着头皮活下去，要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天！有一次他被揪斗，看到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侮辱他的话，一气之下，他把牌子踢出老远，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群众性的揪斗“走资派”告一段落后，造反派见从洪学智身上挖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他又“态度不好”，就想把他下放到农场改造，不让他“白吃闲饭”。他们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上边，不知为什么上边没有批，把洪学智下放农场的事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一次，有位同志告诉洪学智，毛泽东有一次见到韩先楚，问过他：“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说：“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洪学智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之前，中央开全会他有时还能参加。有一次在北京开会，韩先楚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他。洪学智当时挺激动：毛主席没有忘记我，而且认为我只是个认识问题。所以他就说：“请你们转告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改变洪学智的命运。大约在1970年底，在一些人的纵容下，他还是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改造，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他已接近60岁了，因为身体还好，个头又大，干活从不偷懒，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在肩上就走。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了。此后不久，毛泽东又一次打听洪学智的下落，问周恩来：“洪学智现在搞到哪里去了。”周恩来说：“在东北哪个地方。”
此后，周恩来找沈阳军区的领导问洪学智的情况。吉林省革委会的人听到这个情况，赶紧把洪学智从农场调回到省里。在他要离开农场之前，省革委会派了几个人到农场，召集十几个人给他提意见，实际上就是发动人批判他。加工连的老孟说：“这个老头最好了，是大好人，我们没意见，要提意见我就退席。”另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们讲真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对他没意见。”结果，“提意见”会开不下去了，早早收了场。洪学智从农场回到省里，省里的厅统统改为局了。省委决定，让他到石油化工局当局长，说吉林的化学工业有优势，要搞石油，搞化工，抚余油田要大发展。洪学智说：“到哪里都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了。”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但是省里不让统一组织悼念活动。洪学智与石化局其他领导商量：“不让统一搞悼念活动，我们局里自己搞。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顶着，大不了再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这样，石化局组织了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给周恩来设灵堂，歌颂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当时，在省直机关所属局中，石化局是唯一组织了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单位。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8月18日，长春市统一组织庆祝大游行，洪学智也和石化局的全体人员加入到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中。游行到上午11时左右，突然有人找到洪学智，对他说：“你不要参加游行了，赶快回去，简单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回北京，有新的工作。中央派来的飞机正在机场等着呢！”
就这样，洪学智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随前来接他的人急急忙忙地赶到长春机场，登上正等候在那里的一架军用飞机。
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下了飞机，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归军队，不归地方了。”他指指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同志，让洪学智跟总政的同志一块儿走。洪学智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从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军人，工作不知变动了多少次，哪一次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和安排，被提拔重用也好，受牵连被免职下放也好，只要有工作干，他就心满意足了。
洪学智和总政的同志直接到了京西宾馆。原来，在党的十一大上，他已被选为军委委员，这次是让他来参加军委会议的。因他没有具体任职，会议分组被编入“其他”类了。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些多年未见的老同志。历经磨难，老友重逢，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有的禁不住泪水涟涟，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军委领导告诉他，经过研究，决定要他重新回到军队工作。第二天要合影，其他同志都有军衣，而洪学智还穿着老百姓衣服。他对军委领导同志说：“没有军装没关系，我站在后排，军民结合。”
军委领导说：“那怎么行，赶快找一套军衣来，马上换。”好在那时没有军衔，找一套合体的“四个兜”干部服来，缀上领章。帽徽，就算重新成为一个军人了。
会后，叶剑英对他说：“你对后勤工作有经验，现在后勤这个摊子很大，大约有60多万人，‘文革’中受干扰破坏很严重，你回到后勤，很好地整顿一下，把组织搞健全，把工作关系理顺。你回去以后，找罗瑞卿秘书长讲一下我的意见。”第二天，罗瑞卿请洪学智到他家吃早饭，洪学智对他说：“叶副主席让我转告您，说让我回总后工作。”罗瑞卿说：“经与邓副主席商量，准备让你到国防工办去当主任。考虑你在东北抓了十几年的工业，有组织工业生产的经验，到国防工办能很快抓出成效来。这件事还未来得及向叶帅报告。”说完，罗瑞卿就拨了电话，向叶剑英汇报了这一情况。罗瑞卿挂了电话，对洪学智讲：“你先赶快回吉林把工作交接一下，把家搬回来。等你回来，是到国防工办，还是到后勤，也就能最后定下来了。”
洪学智说：“到哪工作都可以，我听军委的安排。”这样，党中央。中央军委实际上为他平了反。1980年3月，总政治部下发了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决定为洪学智“彻底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指出1959年对洪学智的批斗。免职。审查都是错误的，“是一起冤案”。
万毅和洪学智同回总后勤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毅就被停职了，但是每天还按时到陕西省农林厅上班。1967年11月25日，农林厅革委会突然通知他，说陕西省军区首长要找他谈话，派来了一位姓熊的参谋来接他。这位参谋带着两个战士，把他带到了省军区。万毅四处张望，哪里有什么首长谈话，只是把他关在了一间禁闭室里，连张床都没有。来人还通知了万毅的家属，说他要去完成一项任务，短时间不会回来，实际上是开始了又一次的被监禁的生活。早已离开斗争漩涡的万毅，仍然没有逃脱这场劫难。
在陕西省军区，万毅被关了7天，管理人员收走了他身上一切他们认为不合要求的东西，连从家里带来的热水瓶也被没收了。7天之后，那位熊参谋又突然来通知他“出发”。万毅问上哪去，熊参谋说：“去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万毅还没明白过来，战士就把他押上了火车。12月2日一下火车，这才知道是北京站。万毅又回到了北京。就在火车站上，一位军官迎上来，拿出一份文件，向万毅宣布：“奉军委指示，把你监护起来。”说完，就把万毅带上了吉普车的后座，左右各有一名战士，他被夹在中间。吉普车径直开到了海淀罗道庄北京卫戍区的一座监护所。
到了监护所后，一个专案组的干部向他宣布：“专案组对你提出的案情，不是庐山会议那段问题，而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东北这段时期里你犯的罪恶。你好好考虑交代，是什么问题，你自己明白！”
万毅真不明白。他环视了一下，这是一间只有9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窗子用报纸糊着，看不到外边。
1968年2月中旬，专案组在八里庄摩托营对万毅进行了数次审问，开始没有提出什么具体问题，只是笼统地让他自己交代。万毅自然交代不出来。他们就让他逐日逐月地讲清楚到东北后干了什么，一天一天地讲。万毅按照要求，费尽思索地讲，一天一天地回忆。但是专案组不满意，认为他没有老实交代。第一阶段审问他的可能是军事院校的军人，他们对他的回答不满意，说他不老实，就开始揪他的头发，打他，让他弯腰低头坐“喷气式”，向毛主席“请罪”。万毅的身体虽然还算结实，但也经受不住折磨，晕倒在地。他们就用脚踢他。像这样的肉刑审讯成了家常便饭，从1967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每次审问，都是这一套。
2月下旬，万毅被转移到公主坟的一个桃园附近。那里除了万毅外，还关押着彭德怀。罗瑞卿等人，但是放风的时间是错开的，所以彼此并没有见到面。
8月23日，关押地点改到了木樨地公安干校旧址，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伙食仍是战士待遇。这期间又有过几次审问，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
1973年11月，万毅已经被关押近6年了，专案组才责成他就以下两项罪行写出自己的申明：一是在东北曾接受国民党的策反；二是勾结国民党，恢复东北军。至此，万毅才开始明白自己的所谓罪行的由来，也才明白他们立案是根据下面的这件事：万毅带领部队进入东北后，国民党东北“剿总”二处曾派出两批策反人员进入解放区，在海龙。山城镇一带寻找万毅军队所在地，被当地军分区保卫机关捕获，关入监狱。这件事当时并没有通知万毅，而是直接报告了中共东北局。那时，万毅正在四平组织四平街保卫战，根本不知此事。至于所谓恢复东北军的问题，据后来了解，是专案组在彭真家搜出一份电报底稿，内容是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回东北主持大计。时间是1946年2月，署名的有42人，万毅也名列其中。这就“证据确凿”。“无可抵赖”了。事情的真相是，吕正操到东北后，东北局书记彭真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以当时在我军工作的原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的名义，起草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报是由吕正操当时的一位姓钱的秘书起草的。42个人的名字是由东北局组织部从档案中查出填上去的，并未通知本人。因此，万毅也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直到他和吕正操都被放出来后，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本来军队的事情应该有条件搞清楚了，可是“四人帮”又插手进来，继续迫害老干部。直到1973年11月7日，专案组要万毅就两项“罪行”写申明，他才写下了这样内容的申明：“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党性申明，我对专案组指定要我交代的材料，我一无所知，如果事后查出我有隐瞒，我愿受到党的最严厉的处分。”专案组一个姓齐的负责人拿到这份材料后宣布：“从今天(11月7日)起，解除对你的监护，恢复自由。你要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毛主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然后，他们把他送到了公安部的招待所。这时他才知道，陕西省委已按照上面的要求，派来了两人接他回陕西。万毅提出留在北京检查一下身体，特别是眼睛视力已经相当模糊了。获得同意后，万毅就住到大女儿家，到北京医院看眼睛。他患的是很重的青光眼，“监护”期间得不到治疗，病情已很严重，随时都有双目失明的可能。因治疗得太晚了，医药已无法阻止病情的恶化，不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双目就进入半失明状态，读书看报均很困难，每天只能从收音机里听点消息。
当时仍是“文革”动乱时期，造反派还在到处抓“走资派”，尤其是像万毅这种所谓的“老右”。他们发现他在女儿万众家里住，就指责他的女婿张鸿志，说他同“走资派”没有划清界限。万毅不愿牵连子女，就找到他原来的工作单位总参装备计划部的管理科，请他们找一间房子来住。经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批准，让他在总参装备计划部白塔寺干部宿舍的一间房子里住了下来。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万毅兴奋不已。虽然眼力不济，还是同装备计划部的同志们一起，上街游行。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期间，万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并且希望分配工作，最好能再回到军队。报告经叶剑英圈阅后，邓小平在报告上作了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做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华国锋也在报告上圈阅。
8月11日，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到总参装备计划部万毅的住处向他正式宣布，中央已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接他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等待分配工作。装备计划部的同志们闻讯后，都热烈地向他表示祝贺，亲切地送他上车去中央组织部。11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任命万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为万毅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的10顶“大帽子”。
1981年2月，与万毅同样命运的洪学智回到总后当部长。两人见面，心中感慨万端。
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后，万毅没有忘记那些因他而受株连的同志。他上书总政治部，申请为遭受株连的塞风。卫垒。周正仝等平反。恢复名誉和待遇。总政很快批复，同意了他的意见。
给邓华彻底平反的通知来晚了
粉碎“四人帮”后，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1978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而彭德怀的案件是毛泽东亲定的，很少有人敢翻这个案。但是，邓华有胆子闯禁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邓华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搞错了。他说：“彭德怀同志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缺点，为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地发展，向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提自己的意见是可以的，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决不能说成是反党。”在邓华等人的争取下，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召开了追悼大会。由于过度疲劳和激动，参加完追悼会，邓华就病倒了，由感冒转为肺炎，住进了三○一医院。浦安修带着金光闪闪的烟盒来看邓华，说：“彭总对因他的事而无端连累许多人非常难过。他很想念你，这个烟盒一直带在身边，想送给你，苦于没有适当的机会。被绑架前，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便留下纸条，吩咐由我们转交给你。这个愿望在他死后四年总算如愿了。”
邓华睹物思人，心潮起伏，眼睛闪着泪花，说：“我已经戒烟了。但是，这个烟盒我收下，看到它，我就好像见到了彭总。”
1979年5月初，邓华获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文件，十分高兴，准备尽快返回北京。5月4日，他取道上海北上，计划在上海停留数日检查身体，然后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杜平等老战友。
住在上海延安饭店，邓华一有空闲时间便继续写作《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一日，他突感不适，随之高烧不止，迅即被送往华东医院。入院后，医生全力诊治，但高烧难退，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关于他的平反问题，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80年3月20日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写出了复查结论报告。报告中写道：“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中发(1979)49号文件精神，经复查，1959年给邓华同志定的性质是不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对邓华同志的批判斗争和撤销职务的决定是错误的；所谓七条主要错误，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当予以推倒。‘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给邓华同志强加上‘彭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参与贺龙二月兵变’。‘李廖死党’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和专案审查是错误的。建议：撤销林彪在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给邓华同志撤销职务的处分决定，撤销批判邓华同志领导小组给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报告及整理的有关材料，给邓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份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于同年5月7日向全军发出《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
邓华于1978年12月22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平反。恢复名誉的要求，到上面正式发文，已经一年零四个多月了。住在上海医院，生命处于危急状态的邓华，仍然关注着姗姗来迟的平反通知，但他终于未能亲眼目睹这份期盼已久的文件。当他的儿子小穗来到病床边时，他吃力地问道：“我的平反通知传达没有。”小穗答：“军事科学院已经传达了。”他的两眼润湿，断断续续地说：“多想为党为军队再作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
1980年7月3日，邓华与世长辞。病床前的小柜子上摆放着的唯一一件遗物，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烟盒。
最后再单交代一下钟伟将军。心直口快的钟伟，在“文革”中的遭遇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安徽的造反派组织“淮南红卫军”，曾经拿着一个大麻袋来抓钟伟，勒令钟伟钻进去，然后扎紧袋口，用乱棍击打，而后将麻袋抛入江中。令人称奇的是，钟伟并未被淹死，而是从麻袋中挣脱出来，潜水游向江对岸而生还。
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的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平反后，钟伟向军委写报告，要求出山。据说黄克诚曾劝钟伟：“你就安分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此后钟伟一病不起，于1984年6月24日逝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