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我恨祖国…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III 6park.com
承前文：志愿军归国战俘刘师秀“投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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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正式达成，8月之后交战双方陆续开始遣返战俘。同时期，《人民日报》使用已陆续回来的归国战俘们的叙述，发起了全面的控诉攻势（对亲蒋战俘的解释阶段要到10月15日才正式开始）。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文“美方派特务牧师混入战俘营的阴谋失败”称：“归来人员张继良和马幼卿给予了充分的解答。他们在美方战俘营时，曾被指定专门帮助会说中国话的美国随军‘牧师’吴博礼[即Earle J. Woodberry]和南朝鲜‘牧师’韩秉赫做登记教徒的工作。…张继良说：‘愈到后来，我们愈清楚地看出这些牧师其实是美国人的特务’。”此时已经回归了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张继良能够上人民日报，表明他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并且他的说辞符合宣传攻势的需要。那么张继良归国后的结局如何呢？在于劲女士的著作《厄运》（竖排p296）写道：“有人说张继良死在服刑的锦州监狱；有人说他坐了牢后，文化大革命时自杀在家乡”。
张继良（在有些文件中亦称张济良或张吉亮），1928年9月27日出生于湖南安乡县。1947年7月中学毕业，接受了完整的高中教育。1947年11月，因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即黄埔军校，此时校址在成都），张继良离开家乡途经广西和贵州入川。1949年9月27日那一天，他正好21岁，以步兵少尉军衔从黄埔毕业。1949年12月，他所在的国军36军28师83团向共军投降。之后张继良像很多国军旧部一样，被送往位于新都的川西军政大学进行改造并学习共产主义。一直学习到1950年9月25日，张继良被分配到第18兵团60军180师 540团担任文化教员，编制为副排级。1951年1月15日，张继良所在的单位作为第3兵团一部离开成都，坐卡车前往宝鸡，然后坐火车经陇海线转津浦线到达河北沧县泊头进行入朝整训，换发全套从苏联买来的武器。3月初部队开拔并于10日到达安东。23日之夜过江入朝。与前文中的李正文和刘师秀一样，在大溃败的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中，1951年5月27日张继良被俘。
张继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据《厄运》p292起，他“爱打篮球，一张圆圆的脸，脸孔上有一些活泼可爱的小雀斑，爱笑爱闹，性格热情外露。他喜爱读书，特别酷爱哲理书籍，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他全研究。从国民党95军[有误]起义后，他又迷上了马克思，有一系列的学习研究笔记。在战俘营里，他还潜心研究社会发展史。在骆星一[难友，180师538团宣传队员，擅长作曲] 到来之前，他的痛苦是孤独的。由于他出身国民党家庭，又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进战俘营便被拉下了水，参加国民党六三支部，并且担任了干事。他弄来一把小提琴，一个人在大队部里拉着。他过的是相当自由的战俘生活，但他的内心欲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束缚着，那是属于战俘营生活中另一层次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细腻的。他只能闭着眼睛在小提琴忧郁的旋律里生活” 。傅稚衡[即难友黎子颖，12军军直卫生部一分院文化教员] 说：“张继良么，胖瘦适中，五官端正，脸上有好些雀斑。他对人热情、爱笑，喜欢唱歌，喜欢辩论。他像一个正直的追求进步的学生，没有丝毫旧军队兵油子的味儿，直爽、坦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6park.com

有理由相信张继良的家境不错，并且他的中学很可能是双语教会学校。据志愿军战俘营首席翻译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79：“和我一起担任敌工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等”。据《厄运》p295，彭林 [战俘营党支部委员]接受于劲采访时说：“1951年6月，孙振冠[九兵团营教导员，1950年长津湖水门桥附近被俘，早期的战俘领袖]被解除战俘营领导职务，魏世喜[人民日报钦点的美蒋特务]上去了，要找一个翻译。我们[组织上]就让张继良去。我说，你去当翻译，可以控制情况。他有些犹豫，最后同意试试看。” 据张泽石《考验》p315，吴春生[战俘营分营场党支部委员，黄埔24期入学] 说：黄埔23期的张济良，英语好，打入亲蒋的“六三支部”内部 以翻译身份全身心投入了集中营斗争中的外交和敌工工作。
1951 年 11月，张继良是巨济岛战俘营“第71联队”初创的148名最坚决回国战俘之一（co-founders）。「在这里，孙振冠等人利用重新掌权的条件，组织了党团支部，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坚持回国的公开斗争。第71联队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它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敌人惊呼他们为“死硬的共产党分子”，而难友们把它称之为“红色根据地”和“小延安”」（见《孙振冠的坎坷经历》）。据张泽石《考验》：“在这块由我们坚持回国意愿的战俘自己掌握的天地里，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和团支部、张济良由于思想进步、斗争勇敢而被吸收参加团组织。”在“小延安”，张继良是这个“回国支队”的敌工组组长，他还投入支队文工队工作，因多才多艺，既会几种乐器，又能唱歌演戏，实在是难得的文娱人才。在演出《华尔街之梦》大型活报剧中，他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高的礼帽，手拿“司提克”饰演一个洋资本家，真是维妙维肖，给战友们乃至门外的哨兵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下图为亲蒋战俘营自导自演《西游记》，亲毛战俘营演出《华尔街之梦》场地搭建规模估计与此类似(李肃制作节目)
张继良还主动参与了亲毛战俘营的“肃反”行动。据大鹰《战俘纪事》：1952年9月下旬准备庆祝国庆节、开展升旗斗争时，在第九号集中营里出现了叛徒。他趁美军来送粮的机会，逃出营门，拉着美军上士说，他要出去，有事情报告。美军上士听不懂，战俘翻译张吉亮（即张继良）跑上去，对美军上士说：“他反对你们，说送的粮菜太少，吃不饱。”美军上士听了，大骂了几句，还踢那个叛徒几脚。几个战俘趁机把这个叛徒拉进铁丝网里。当天晚上，“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指示将这个叛徒处死，尸体被埋在帐篷里面一个两米多深的坑里。第二天，美军有所察觉，对第九号小集中营进行大清查，给全体战俘对指纹，对号码，发现少了一个人。翻译张吉亮对美军说，此人忍受不了饥饿，昨晚逃跑了。美军四处找不到人，只好作罢。而据《厄运》p482：“刘青山，在回国战俘营内因饥饿而屡次逃跑，被作为“叛徒”处决。”值得注意的是，于劲在书中正文并没有写过刘青山的细节，这个事例仅出现在附录的人物表中。我的猜测是，于劲其实掌握了更多关于这个内部处决的细节，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将其从书中删去，但忘了更新人物表。事实上，济州岛“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最高领导赵佐端批准、保卫委员李喜尔（被俘后化名李延汉）安排、共处死过17名志愿军战俘（常成p310），而釜山地区亲共战俘中的领袖郭兆林亲口在回忆中也承认下令处死数名伤病战俘并自豪地给出死者和行刑者姓名。
随着被俘的中朝士兵越来越多，美军将与日俱增的战俘们从巨济岛迁往济州岛。战俘营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就是180师538团政委赵佐端（师级干部吴成德一直被关押在别处），赵担任了“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书记并领导所有6000余名亲毛战俘的行动。起先赵佐端化名王芳，自报为副连级的司务长，被识破后遭美军单独关押，但允许他携带一名炊事员和一名翻译。“炊事员很快物色好了，五十军的一个排长[王绍恭]。翻译这个人选很重要，既要能尽力保护赵政委的安全，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好赵政委的生活，又要在政治上绝对可靠，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应变能力才能胜任。 当然，这也是件苦差事，战俘营的囚徒生活本来就很不好受，但是有几百人万至几和干人聚在一起，还有个群胆可依，情况到底好一些。去和赵政委过炊事员在内3 人一起隔离，看不见、听不着大本党的消息，这种孤独、苦闷的味道就更加难受了。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张济良去”。
张继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通过看守的英文报纸和对话了解敌情，并通过地下联络网源源不断地将赵政委的指令发给 “大本营” 党委会。据贺明《忠诚》p186：张继良用英语与美军谈新闻、聊天分散其精力作掩护并收集信息。其中最有趣的是据张辉宗（难友，539团宣传员）说：1953年4月初，双方交换伤病战俘已经提上议程，看来朝鲜战争结束的日子不远了。张济良曾给美国兵看守开投降证，保证下一次战场相见优待俘虏，落款是济州岛八路（《考验》p249）；不知道是张继良英文说服力太好，还是美国大兵找乐子讨限量版纪念品。据《厄运》p296，赵佐端悔道：“我被单独看管时，张继良和我在一起，让他当翻译，也负责我的吃喝，陪我下棋、讲故事，心地像水晶一样透明。回国以后，我没能保护他。”
停战后，张继良在1953年8月6日得以直接遣返（REP）回国，成为7110名最终从朝鲜回到中国的归国战俘之一。由于张继良的丰富斗争经验、久经考验的对党一片忠心和可靠的英语水平，他被“留在[开城]解释代表团工作，主要任务是为解释代表团提供尚被扣留在敌方1.4万余人的思想情况，以便尔后进行解释时能够有的放矢”（《忠诚》p111）。可惜10月15日开始由李克农、乔冠华领导的解释工作是个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次惨败，期间只有440人回归，另外约14342人去了台湾。1953 年 12 月解释任务中止，张济良被送往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第二团学习。
在昌图的“归管处”，每一个归国战俘都倒了大霉。彭林（540团1营文化主任，战俘营党支部委员）道：“当时我们也分别在各团交待学习，由于住地较远，大家又都忙于检查交代自己的被俘情节和被俘后的一切表现，因此，竟没有再见到张继良一面。”据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233，“临离开昌图大四家子村的前一天，我特别去跟被开除军籍的“71战俘营”的翻译张济良和“86战俘营”的书记长郭乃坚[难友，540团文化教员，黄埔23期]告别。他们已换上了蓝色的平民服装，特别刺眼。我们长久地紧握着手，我们在苦难岁月中共同经历的血火画面无声地从我的眼前掠过，千言万语尽在沉默之中！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与张济良的永别。他在三年之后死于劳改队。” 张泽石和张继良同为知识分子，同为“翻译官” ，并有过命的交情，同样满怀憧憬一颗红心归国，同样落寞地离开昌图返乡，这一别，竟是阴阳相隔。
1954年下半年，归国战俘们各奔东西。一年后1955年7月1日，最高领袖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下令在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一级党的、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机关开始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8月25日，最高领袖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 ... 大约百分之五左右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对像张继良、彭林、郭乃坚、吴春生、刘师秀这些曾有国军标签的朝鲜战争战俘，已是在劫难逃。
据张泽石《考验》p354起：自归管处复员回家，天各一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很不如意 ，很少知道张继良的景况。有的说:“在家乡一浴室挑水，以劳动换取生活费用。”有的说:“因无固定职业，给一个老太婆作义子，相依为命。”1955 年张继良曾到过武汉找彭林，想寻一份工作以糊口。当时正值肃反开始，他这种情况 ，彭林哪里去为他找工作？也只好带着彭林给他的路费怅然返乡了。此后就再没有见到他的来信和他本人。在文革期间，审查彭林的专案组中一人对彭林狞笑道，“你知道张济良现在怎么样？他已经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了，哈...哈...哈！” 据《忠诚》p186：“张继良在1955年7月被逮捕，不久死在狱中”。也就是说最高领袖的《指示》一出来，他就进去了，直到横着出来。张继良的罪名如下：
甲. 右倾怕死、投降保命。例如昌图归管处主任郭铁斥吴成德道：“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重围》p241）。这个罪名7110名归国战俘人人都有。
乙. 泄露军事机密番号。郭铁宣称：“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要一直打到剩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今后还要如此。” 昌图6064人中只有20几人没有此项罪名。例如团级干部、180师炮兵主任、釜山地区战俘领导人郭兆林（《厄运》p453），化名李老汉，自称炊事员，从不抛头露面，只是暗中布置，因而得以在昌图恢复军籍、党籍。 6park.com
丙. 为敌服务。和张泽石一样，当了“翻译官”就是为敌服务，不管你出于何种目的或受何人派遣。 6park.com
丁. 教唱反动歌曲。如同文首《人民日报》所载，“美特牧师”吴博礼布道的时候，他身边弹风琴的是骆星一，那个年轻一些的翻译是张继良（《厄运》p292）。张泽石为他鸣不平:“ 济良同志在战俘营中做了那么多好事，总该抵消得了他跟牧师传了几天教的错误吧！我们不少党员干部被俘初期有些错误都可谅解，为什么他不能？济良那次自愿代我去釜山受审，受了那么多的罪！至今每每想起都很难过。我非常怀念他。” 张泽石还曾在原VOA李肃的节目中讲过一个笑话：“每天的粪桶要倒到海边去，倒了洗干净再抬回来。那边美国兵押送，这边我们这些抬粪的就说咱们唱歌。就唱：‘走，跟着毛泽东走’。美国兵不知道什么意思也跟着喊，‘走，跟着毛泽东走’，跟着我们一块唱。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啊。他们很天真。即使他们知道这个歌曲里的意思，他们也无所谓。”
戊. 历史反革命。张继良乃国民党家庭出身，黄埔军校23期，又被派遣加入国军旧部的六三支部，数罪并罚。
己. 现行反革命。据《厄运》p296，郝智根（难友，180师电台报务主任）说：回国以后，在东北，我们在一起，记得张继良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信上有这么一句话：“可恨的是祖国太辽阔，使我们有面也见不着。这份信叫领导拿到，成了他叛变祖国、恶毒咒骂新中国的罪状”。据《考验》p358，他出国前就已订终身的未婚妻，为了表示自己与“俘虏”划清界限，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济良在回国后写给她的一封信，回寄给归管处教二团济良所在连队组织收。这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千山万水，云天望断，我恨祖国竟是如此辽阔广大，使我们天各一方，不能很快地聚在一起。”连队领导拆开一看，抓住信中有“我恨祖国” 这几个字，“好家伙，还恨我们的祖国!”自然就上纲为“现行反革命活动”了，新帐老帐一齐算。
庚. 在归管处顶撞上司，抗拒改造。“他耿直的个性，又使他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考验》p358）。可惜这件事张泽石等没有细说，也许是得罪了郭铁。
这些个口袋罪每一个都可以定为死罪，因此很快他就消失了。事实上，即使他躲过“肃反”，前面还有20多年的运动等着他，结果是一样的。说完张继良的经历，再说说他的上级、归国难友彭林。
1951年11月，在向美军看守请愿、要求与“美蒋特务”分家的斗争中，彭林挺身而出，也成为第71联队“小延安”初创的148名最坚决回国战俘之一。据《厄运》p240，「彭林曾是国军连长，在旧军队混了不少年，他的手臂上，也按照国民党员的标记刻过“反共抗俄”四个字。王有敏[人民日报钦点的美蒋特务]一见他站出来...脸骤然铁青。彭林决心就是被打死，他从今以后也算是死在共产党的队伍里。王有敏问道：“彭林，你是国军的人，是国民党培养你，你为什么要帮共产党讲话？”彭林：“旧社会我当过汪精卫的伪军、也当过国民党的兵，都是因为家穷走投无路。1946年抗战胜利，我退伍回家发誓不再当兵，进了邮电局当杂役。因为没有送礼的金戒指我又丢了饭碗。无奈又去95军当兵，实在穷得没路走了。共产党把我真正当人，今天我不是在帮共产党说话，我是在报恩...” 」
从昌图出来后，彭林被遣返湖北家乡。据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136，十余年后一晚「在武汉市阳新工业区的一间破旧的工棚里，战俘营原共产主义团结会支部委员彭林正在沉重地磨着一把刀子，他要用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济州岛集中营升旗斗争中担任护旗队员，用自己的胸膛挡过敌人的坦克、机枪，保卫过五星红旗。但他回国后却被打成“美国特务”，家被抄了，妻子和孩子受到株连。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两行字：“我不是特务。你们要永远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靳大鹰不忍下笔，没有交代彭林的结局。
而据贺明《忠诚》p206，「文革中彭林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剖腹自杀，幸亏发现得早，才免于一死。1966年文革初期，造反派抄了他的家，对彭林的特别看管[即上文“彭林专案组”]，人数达9名，日夜三班倒，夜间在他的床头安装一千瓦的电灯泡，彻夜通明。批斗是紧锣密鼓的连续进行，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数以千张。他越想越悲愤，越想越觉得有理说不清，越想越没有出路，决心一死了之。 他找了一把剃刀，割断胳膊上的血管，又戮破肚子，将要与世永别的时刻，他顺手在一封来信上，写了如下的话："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后又用胳膊上的鲜血写了“毛主席万岁”！彭林的自杀行为，被认为是“企图逃避罪责"而“畏罪自杀”。经过一个来月休养，他拖着十分虚弱的身体，回到工地劳动改造，搬红砖抬石料。这对彭林的体力来说，难以支持，彭咬紧牙关决心经受住这个考验。他的头上戴着三顶大帽子： 一顶是政审结论：“为敌服务分 子”;一顶是“美蒋特务”;第三顶是：“畏罪自杀分子”。这三顶帽子就像压在胸口的三块石头。因为这“三顶帽子”,妻子不能入党；小儿子不能入少先队；大儿子不但不能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考上中学，也不能去上课…」
终于等到了最高领袖驾崩、神州大地阴霾一扫而空。在总设计师好政策的关怀下，自杀未遂的彭林活到了平反，也没有在平反当天出什么岔子，他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多次被评为武汉第三建筑公司“先进生产（工作）者”（《忠诚》p336）。不清楚彭林一家是否和刘师秀家人一样“非常感谢”。


贴主:宋阿毛于2024_02_23 15:10:2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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