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被带回祖国的礼品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V 6park.com
承前文：志愿军归国战俘：囚鸟骆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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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1940年代的理工科大学生，他从小立志祖国的科技振兴，他又参加了解放军，不幸在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中被俘，并在战俘营被判处死刑；《朝鲜停战协定》的达成救了他一命，然后他又过了30年生不如死的生活。

安宝元（又称安保元），山东日照人，1926年生，出身于家世已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曾经留学日本，是孙中山早期同盟会的成员；其父从小在北京读书、其叔叔、舅舅都是清华毕业生。因战乱1944年安宝元到四川绵阳继续求学。随着国民党的失败，安宝元在山东青岛北仲家洼的家人（父母弟妹）搭乘其父就职的轮船公司蒸汽船去了台湾，而他在给父母回信中说：我不去台湾，我相信眼下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等局势一安定，我即前往北平重新读书[安宝元一直有清华情结]（于劲《厄运》竖排p357）。
1949年8月他考入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电机系。当时每年学费13元（估计是大洋），由民国政府补助，该补助在1950年1月解放军军代表曹振之、鲁光、杨明浦接管川大后停掉了。据他所知，校内1/3学生亲共，1/3学生反共，1/3态度不明。成都解放后，他发现他的一些朋友原來是地下党，而且一个个穿上了军装。毕竟安宝元断了生活来源，于是1950年9月他中断学业也参加了解放军，有理由相信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他很快将被志愿去“抗美援朝”，再也无法完成学业。1950年11月他作为60军180师540团政治处文化教员开拔出川。据四川大学校史办《红色川大》：川大有23名学生以外语翻译加入60军于11月22日开赴朝鲜，包括林学逋、袁守诚、张泽石[张此时是地下党，并非学生]、姚文彬、边世茂等。安宝元此时已辍学，所以不在23人之列。

1951年2月部队到达河北沧县南皮进行入朝整训，期间袁守诚出事故身亡。3月23日晚安宝元所在的队伍于安东步行过江，后经过新义州、定州、安州、遂安，4月7日左右到达伊川后修整10日。4月22日起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180师并未接战，5月中旬在春川附近的第二阶段作战中安宝元扛担架。在五次战役后期的大溃败中，与几千名志愿军战俘一样，在那个沉重的5月27日与其他16人一起在一户农舍被俘。“当在洼地里与数百名被俘战友集中在一起，面对美国人全副武装的部队时，一向乐观而单纯的世界出现了空白：我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嗡一下什么也不清楚了” （《厄运》p358）。60军的翻译们林学逋、张泽石、边世茂等也被俘，后来林学逋死于”活阎王”李大安之手。
因为安宝元曾是大学生，懂英语，先被安排作了第86战俘营的翻译，书记员是金甫。金甫是180师政治部宣教干事张城垣被俘后的化名，张城垣是该师机关报《战士生活》的主编，副营级干部。安说：“他很有水平，在我们的談話中，他从不說共产党不好，也不說共产党好。有一次我问他，听说咱们这些人都要送到台湾去当炮灰？他没有正面回答，就问我，你相信这些话？若是真这样，朝鮮人民軍战俘那许多还闹着干啥？就在本土直接编入南韩军队不就行了？我想了半宿，这个小胖子书记话里有逻辑，有份量。” （《厄运》p359）
近朱者赤，安宝元思想逐渐进步，并与郭乃坚(540团文化教员，黄埔23期) 等担任书记员、翻译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一起利用会英语的特长在人民军医生金光锐的支持下，打进亲蒋的 第86战俘营联队，利用职务之便，安排赵恒、李开全、岳大宏、王刚等亲共战俘当上“大队长”，与反共战俘争夺管理权（《忠诚》p23）。在战俘营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战俘代表魏林[539团副参谋长，仅次于赵佐端的主要干部]当英语翻译，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忠诚》p176）。
然而，安宝元本质上还是个政治小白，虽然他思想进步，并通过与美军看守的私人交情调进了由坚决回国人员构成的第71战俘营（“小延安”），但他立刻成为一名不和谐的典型人物。他喜欢和美军士兵聊天，美军士兵也与他很投缘，常常在其他战俘众目睽睽之下单独把安宝元带出去逛逛，并与他合影留念。安宝元即将为这种民间友情付出代价，不知不觉之间，他成为小延安里被重点监视的对象（《厄运》p362）。
负责对安宝元进行监视的是彭林，原540团1营文化主任，战俘营党支部委员。彭林曾是国军连长，穷苦出身使他投诚后成为共产主义者（见前文“张继良…我恨祖国…”）。一次彭林看到安宝元又与美军士兵抽烟聊天，很亲密的样子，见到彭林后却“脸色不正常”。看到安宝元“与美国人打得火热的奴才相”，逐渐彭林记录的秘密档案丰富起来：
(1)安保元今日和美國人上館子
(2)安保元今日與G-2特務一起拍照
(3)安保元今日和美國人談過一次話，時間 XX 分
(4)八號營場幹部被清洗之前，有人見到安保元和美國人有接觸…
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副书记、539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贾耀先负责亲共战俘营锄奸工作，评价道：“敌人请吃饭，那还能有好人？” 1986年张城垣对于劲说：“当时我们认为他的亲属、父母均在台湾。那时候有的人在台湾没亲戚还要拐弯抹角地找，他为什么不去？” （《厄运》p364）
1953年7月的一天，安宝元的罪行已经铁证如山，战俘营的党组织发出密电（并非电报，而是一种由符号、手语构成的地下跨营通讯暗语）：“经多方查证，安宝元属内奸…我们号有两名朝鮮人由總委派出去寻找漢拏山游击队，準備暴動時聯絡接應。這兩名朝鮮人在派出的第二天便被抓。審問時，美國人说：「我們早知道你們要出來。」經分析，暴露人可能是安保元，因為他和美國人去街上吃飯......”。张城垣后来说：“判处安宝元死刑是共产主义党总委集体决定。其中顾则圣、杜立旺[杜学贤的化名]和我有不同意见，认为证据不足。我们还上报给总书记赵佐端政委。”据此分析，本文认为主张处死安宝元的副书记有：魏林、杜岗、马兴旺、李喜尔等。八号营场接到这份处死“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用何种方式执行。讨论决定：将安保元用毯子捂死，然後將大小便處理乾淨，寫一份遺書揣在他懷裡，吊起來作出自殺现场[有理由相信这套流程并不是第一次操作]。这一天是7月26日晚。 6park.com
眼看安宝元还有不到24小时就要去见马克思，27日白天，美军的广播车开进了各战俘营，大声广播停战协定已签字的公告。安宝元和其他战俘一样，加入了欢呼的人流中，还不知道他的脑袋已经不属于他了。这时八号营场又接到了党组织总委会赶发的又一份“电报”：“鑒於安保元堅決要求回國，暫不執行死刑。從現在專嚴密監視，在回國之前這段時間裡，如發現可疑行為，就地處決，可不再請示批准。”事实上，经济州岛“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最高领导赵佐端批准、保卫委员李喜尔（被俘后化名李延汉）安排、共处死过17名志愿军战俘（常成p310），安宝元几乎成为被处决的第18名“叛徒” ，Literally Saved by the Bell。安保元就是这样坐在火山口上回国的。他是被同志们作为一件「礼品」真诚地带给祖国（《厄运》p366），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件“礼物”。

1953年8月7日被遣返后，安宝元一到昌图“归管处”就被军法处逮捕。安不明白，被俘后自己一直担任战俘翻译，既没有刺字，也没有参加反动组织，而是经过斗争来到回国战俘营，在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斗争中，一直担任翻译，站在斗争最前列。这是为什么？（《战俘纪事续》p43）一直关押到1957年春，军事法院做出判决：安保元是叛徒、特务，应处以极刑。而后，逐级上报等待审批（《忠诚》p177）。不知何故（有人猜是杀人如麻的罗瑞卿介入，很奇怪），安宝元没有被立即枪决，而是被给予了一次与战俘营干部对簿公堂的机会。1957年秋天，军事法院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审讯，被告与那天出庭的知情人、当时战俘领导魏林和保卫委员李喜尔当面进行对质。疑点无非是：为什么美国人常常指名安宝元当翻译？为什么美国人请他又照相又吃饭？为什么不对敌坚决斗争或从美军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报？保卫骨干刘春明、段章来受命处决立场不坚定的战俘李小广和陈兴魁失败（《考验》p212，《厄运》p350），是不是安宝元告密？安宝元全家都去了台湾，是不是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安宝元选择不去台湾，是不是长期潜伏的倒钩特务？

庭上魏林和李喜尔理屈词穷，全是主观臆测的梦呓之语，以致于法庭不得不承认：“安保元在战俘营也作了一 些工作，也犯了一些错误，因此不作进一步处理，只开除军籍，予以释放。”显然就是承认亲共战俘营对安宝元的指控全是诬告，就连中共高级政工干部贺明都鸣不平：案情既然已经真相大白，本应如实处理：恢复军籍，最低也应承认其被俘前军籍。
死罪逃过，活罪难免。虽然安宝元被释放、免于刑事处分，但“开除军籍、右倾投降、台湾特嫌”等罪名伴随了他30年，职业难就，级别难调，批斗难躲，特别是配偶难求。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冤案，毁了我整整一生！” （《忠诚》p178）在伟大领袖发动的历次运动中，他都会因为这些问题受审查、挨批斗、成为专政对象、被毒打致残废[美蒋特务没干成的，革命人士都干了]，因各种罪名共服刑20多年。他一直独身生活到 1979 年，50多岁时才结成婚（《战俘纪事续》p 45）。1982年，中共辽宁省沈阳军区委员会为安保元平反，撤销原“开除军籍”的决定，补发数百元复员费，后以沈阳风机厂的一个老车工身分退休。
安宝元的清华梦从他1950年9月参加了解放军那一日就终止了。难友、川大出身的翻译官边世茂想回四川大学读书，却因被俘问题不许入学（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2000）。难友林模丛从昌图出来之后发奋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很快却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被开除学籍，书记宣布："大学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学府，你在朝鲜被俘过……经川大党委讨论决定，把你除名回家。” （《忠诚》p161）
与安宝元同病相怜的战俘营文书郭乃坚（540团文化教员，黄埔23期毕业）也被开除军籍，穿着蓝衣服被遣送辽宁抚顺。郭乃坚在板门店遣返时曾经留在开城参加“解释”工作，向亲蒋战俘公开喊话：“我当过战俘营的文书，我都回祖国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多年后他反省:“因有资遣回乡的被俘身份，又是临时工， 没有人肯嫁给我。… 最后和我结婚的是一位寡妇，那年我37岁，她26岁，带有两 个女孩。”显然，成亲难只是郭乃坚后半生坎坷的一个小风波。80年代张泽石在沈阳见到了安保元、郭乃坚时，大家无以自控地抱在一起流泪，已经胡子满腮的郭乃坚不是啜泣，而是放声嚎啕大哭 ……（《忠诚》p245）
而像李喜尔这样的政工干部，一旦被俘，在共产党内的政治生命就完结了。他必须找出更多的内奸、叛徒、特务，才能证明他还有价值，还能产生KPI，像安宝元这样“忠诚不绝对”的另类就成为牺牲品。据《战俘纪事续》p45，“那位以一片赤诚对安宝元提出怀疑并揭发他的×××，30 年来的遭遇与安宝元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当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来调查安宝元的‘特嫌’问题时，他拒绝再为此作证，并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安宝元后来说：“他×××平常教过我多少对敌策略，难道他不清楚？为何如此苛求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不清楚打码的名字是谁，有可能是李喜尔、贾耀先、或张城垣。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例如张城垣的昌图处分是：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运动一来，仍是首当其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全家下放公社放羊。好不容易女儿凭能力考上了高中，并且接到了考取的通知书。 一家人正高兴时，村里来通知录取名额作废，理由是有个被俘过的父亲，子女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儿气得休克过去。老伴郭兰英悲愤地流着泪回忆说：“我疯了一样去找公社书记，他爸‘历史不清’，我历史清啊！”（见《在岁月中慢慢消磨被俘伤痕》）张城垣之前曾安慰自己说：“祖国还是母亲，母亲会错打孩子，孩子不能跟母亲对着干”，后来无奈地说： “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直到最高领袖驾崩，多亏党的好政策，张城垣恢复了党籍，按科级安排在县政府，后提为县处级干部，妻儿5人终于逃离了农门转为了城市户口。高延赛和张城垣合著了《重围 - 吴成德与战友们》，内容错误极多。

张泽石曾在原VOA李肃的节目中说：“我们这些儿女被妈妈认为是犯了错误，打错了，挨了巴掌，我们受了委屈。原谅吧，党、祖国不是我们的母亲吗？可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妈妈也太残忍了，像我这个党员，被开除以后，一参加工作我就申请重新入党。那不行，不但不给我重新入党的机会，反而把我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你哭着喊着，向自己妈妈屋子里跑去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被母亲用脚给揣出来了。哪有这么残忍的家庭，这么残忍的母亲？”有个组织自告奋勇当人民的妈，它的首脑却要当人民的儿子，关系有点乱。 6park.com


贴主:宋阿毛于2024_03_22 12:01:3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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