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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没有西安交大的信息了。然而，最近却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了好久没有联系的友人，西安交大原化工学院院长，我所尊敬的老教授郁有章先生。由于多年失去联系，原来的联系地址已经失效了，于是，我托人帮我打听一下郁先生的近况。得到的信息是“郁先生早已仙逝”。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实感意外，深感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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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愿郁先生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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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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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接到挪威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主任安德森教授赴该校和他做一项合作科研的邀请。这是非牛顿流体和对流传热学交叉的一项科研课题。这是我和安德森教授向挪威研究基金会合作申请的一项研究课题。该课题后来被挪威研究基金会批准。于是引出了上述的安德森教授的邀请信。原来，挪威研究基金会每年按规定邀请国外的卓有成就的研究学者赴挪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挪威的教授一起进行合作科研。由于被邀请的学者人数很有限，被入选的外国学者很少，以至于当年受到邀请的挪威国外学者中，只有我来自于中国。因此，我接到这一邀请是很荣幸的，我也为在和国外学者的竞争中为我的国家-中国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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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当年国家还很穷，我的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自从于1994年获得中国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我的自然科学基金接续课题的申请已经有两年都铩羽而归，导致我的接续课题的研究已经中断了两年。这一消息对研究经费匮乏的我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且我也感到，我获得的这样一项国际科研课题，既然为国家，也为东北大学争得了荣誉，一定会受到身为共产党员的东北大学校长的鼎力支持。于是我踌躇满志地向东北大学各级领导递交出国执行科研合作的申请。我的申请获得了我的系主任的完全支持，然而却受到校长赫冀成的断然拒绝，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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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身为日本汉奸之子，如今虽然正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虽然身为东北大学校长，却受他父亲的汉奸思想基因的遗传，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早在1978年，我在参加国家第一次硕士研究生统考后，获得了东北工学院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而他的考试成绩也就一般化，却都幸运地获得了出国外语考试的资格。之后，他就伙同他在学校研究生科的密友杨科员，利用我当时在鞍山工作，消息闭塞的状况，向我刻意封锁东北大学的出国外语资格考试培训班的信息。致使我和他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以些微低于录取分数线的分数，和这次考试出国深造的契机失之交臂。而他却以些微超出分数线的分数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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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赫冀成获得了名古屋大学博士学位回国，由于当时国内的博士，特别洋博士稀缺，赫冀成立刻受到重用当上了东北大学校长。然而，当上校长的赫冀成一改往日的谨小慎微，突然换了一副盛气凌人，藐视群众的凶狠面孔。而且，这位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学术水平也是稀松平常，他的科研团队松松垮垮，学术成果乏善可陈。真不知这位日本博士在日本学到什么了？更有甚者，他又竟然嫉妒同专业的老同学我来了，肆意破坏我的国际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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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敬重的西安交大能动学院院长，国内外著名的传热传质学科学家陶文铨教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陶老师的帮助下，我有幸受到西安交大化工学院郁院长郁有章教授的接纳，并和 郁院长有书信来往，从此一直铭刻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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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郁院长安排下，我和我太太的人事档案从东北大学寄到西安交大。当郁院长得知我的出国合作科研之事由于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的长达半年之久的羁绊，已逾报到的截止日期，时间已不允许我再耽搁时间办理去交大的工作调转。在这一紧急情况下，郁院长决定让我先出国去执行挪威研究基金会的科研合作工作，并告诉我，当我一年后结束科研工作回国后再办理去交大的人事调转工作。郁院长并且对我说：“你的人事档案都在我们手里，说明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你先安心出国工作就是了。” 郁院长的话使我感动。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国去挪威科技大学，和应用力学系主任安德森教授合作，做挪威基金会的资助课题。而且，我出国前还特地通知我当时在东北大学的系主任和人事副系主任这件事，并告知他们西安交大郁院长对我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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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6年7月1日到挪威科技大学报道，然后便开始了紧张的科研工作。然而，我到挪威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东北大学的来信，真是如影随形。信是由系主任受赫校长的指示写的。信中命令我于当年9月15日前回校工作，并声称，否则按除名处理。紧接着，我又收到我太太的来信告诉我，东北大学通知她和我的孩子搬离学校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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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人受到如此迫害的情况下，我想到的是，我有责任为我家人解难。于是，我和郁院长联系，我说我不得不把我的人事档案按国家出国人员的政策，转到沈阳市人才交流中心。这样，我和我的家人就可以受到国家的出国人员政策的保护，免受赫校长的迫害。我同时向郁院长表示，等我一年回国后，我会去沈阳市人才中心取回我的档案，并用它办理去交大的工作调转。郁院长接到我的信，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于是，他请交大人事处把我的档案寄回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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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人事档案不能寄到我的家里，所以我请交大先把我的档案寄回东北大学，然后让我太太从东北大学取出档案，转送到沈阳人才中心，以便一年后回国顺利实现向西安交大调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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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愿望很美满，现实却很骨感。当我的档案从西安交大寄回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秉承校长赫冀成的指示扣住我的档案不放。任凭我给他们写信和传真十多次，却不予回应。这实质上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此地更不是一个公平，可以讲道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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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日本汉奸的儿子赫冀成校长，无理扣留我的档案的情况下，使我在挪威的合作科研合同结束后，担心会一定受到他的报复和迫害，不敢立刻回国，心想等到他不久换届时候再回国。可是他到期也不换届，直到2011年，当了20年校长后，才退休离职。这使我一位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费劲辛劳的人，有国却不能回，只好在国外观望等待，并著书立说，出版科学著作。直到2002年，在我即将法定退休的前一年，他把我除名，连我的退休金的后路给彻底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于2003年末加入了加拿大籍。尽管我是爱国的，但这也便是这位汉奸之子留给我的唯一一条路了。无论如何，我是无愧于心的。我的回忆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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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正值我回国探亲，在系主任姜培学教授邀请下赴清华大学能动系做一个学术报告，并有幸最后一次面见导师王补宣院士，并回沈阳看望亲友。在此期间，我特意去沈阳和平区法院起诉这位汉奸之子赫冀成校长。一个月后，我在加拿大收到法院的信件。法院认为，这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个人纠纷问题，法院不予受理。法院把赫冀成校长公然违犯国家高等教育法和劳动法条文中的保护高等学校教师的国际科研合作的法律条文的违法行为和迫害行为歪曲成领导和单位个人的纠纷，实在是胡说。当然，法院的目的是故意歪曲事实，替违法之人开脱，也出人意料地显示司法不公，也说明此地远不是一个公平的地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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