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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驳吉歌,寄希望于总理,是错误方向
送交者: 学园[☆★★继续革命★★☆] 于 2022-08-24 23:53 已读 7117 次 6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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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吉歌连发了几篇长文,聚焦于中共二十大前的政治斗争,并预测现任总理李克强将胜出。而且,吉歌认为目前李克强实际上已经低调取代了习近平。吉歌还认为,最近司马南孔庆东等左派大V突然被官方封杀的现象,也正是李克强已经低调掌权的证明。 6park.com

吉歌的这个预言,其实还是延续了他以往的政改思路。即,中国应当以内阁制为范本,来组织最高权力架构。根据这一思路,当然应当以国务院为核心,以总理的权力为核心,而不是以党的权力为核心,更不应当以所谓“人民领袖”为核心,这时,中国就应当全面去政治化,实现吉歌所谓的“精英群体”的共治模式。 6park.com

吉歌认为,官僚集团控制的所谓“集体领导”也就是民主,因此,这种以总理为核心的官员共治、集体领导权力架构,才是真正的民主模式。 6park.com

但对于内阁制的问题,我早就有过详细的分析。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中国到底能不能搞内阁-总理制?” 6park.com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6047728 6park.com

这篇文章也不是说内阁制不好,内阁-总理模式有它的优点。但对于人口很多版图又很大的大国而言,由于内部情况高度复杂,内阁制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相对弱化的形态,政治统合力受到限制,因而经常是运作无效的,对此也可以参考印度的典型状况。 6park.com

这次想进一步再展开谈一下,从中国的情况看,党主席跟国务院总理这两大职务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就要进一步追溯到1949建国前后,当时为什么会设置国务院总理的职位? 6park.com

其实,从此前东亚大陆历史上的状态来分析,在古代的各个王朝,就曾长期存在君权和相权的冲突(君权可以对应于总统,而相权可以对应于总理)。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都是如此。一个强势的宰相,在大权在握之后,一旦控制了整个官僚系统,这就必然会相对弱化当时的君主权威。因此,在古代,各位皇帝就不断想方设法,一方面既要重用善于经营事务的高级官僚人才,但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来弱化官僚集团最高权力的掌控者。 6park.com

从这个演化趋势来看,到明朝早期,朱元璋为了大权独揽,干脆废掉了以往的宰相模式,搞皇帝亲政。但到明朝后期,又变相恢复了宰相,再往后演化,明朝搞出了复杂的东厂和锦衣卫,宦官,特务机构,登峰造极,用来制衡官僚集团的影响力。但最后还是没有用,以东林党为代表,明末的党争现象仍然愈演愈烈,搞到决策瘫痪,终于随内战而四分五裂。 6park.com

因此,到了清朝,这就第一次系统性地搞出了另一套模式,从此干脆就不设宰相而改成文官系统的集体领导模式了。简单概括,比如搞出了军机处,里面有多位大臣,实际上是平行的关系。一方面,皇帝要亲政,另一方面,大臣又是平行参与,搞集体领导模式,这就彻底避免了再搞出一个官僚集团的宰相领头羊。由此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威,彻底杜绝强势宰相挑战皇帝权威的可能性。 6park.com

当然,到清朝末年,也一度要改革,撤销了军机处,改成内阁总理大臣模式。但刚实施清朝就灭亡了。所以清朝整个历史其实都没有什么宰相丞相或者总理的职务。 6park.com

按理说,1949年中共缔造新中国,也应当是参考了此前历朝历代的复杂情况。正常来讲,这就不应当设置总理职务,除非是中共要搞内阁制,而不是搞更类似于总统制的党主席制。 6park.com

这个道理也是很清楚的:在共和政体之下,党主席,身份类似于总统,其实是从古代的君主制演化出来的。但总统制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毋庸置疑的传统,而是人民的授权,最典型的的授权也就是全民普选。对党主席而言,虽然新中国没有搞全民普选,但党内还是有代表大会的选举,党代表的集体授权,也就是党主席的权力来源。 6park.com

但这里就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非常类似于古代的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说,一旦设置总理职务之后,总理可以控制国务院,乃至操纵整个官僚系统,这就拥有了巨大的事务性的和务实的权力。因此,总理实际上可以掌控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实权,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性的务虚宣传。从对整个国家的实际影响力来看,总理是最大的。那么,尽管在党代表的集体授权过程中,总理得票必然不是最多的,但在全国人民的印象里,尤其是在整个官僚系统和精英集团的利益诉求中,由于事务性工作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总理的支持率反而经常是更高的。 6park.com

这时,由于党主席的身份并没有经过全国人民的普选授权,这就很容易造成合法性的危机。这也就非常类似于古代君主制的权威会到强势宰相的强有力挑战之后,而形成的政治危机。而且,由于党主席的权威并非直接来源于传统,在共和政体之下也并不存在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那么党主席遇到的合法性挑战,自然会远大于君主制之下皇帝所遇到的挑战。因为皇帝的合法性本身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论上,无论宰相的业绩多么出色,都不可能直接取代皇帝的最高权威。但对于党主席而言,他的权威远非不可替换,因而可以被党内的其他精英所迅速替代。 6park.com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很显然,新中国始自1949的建国阶段,宪法设计就存在某种严重的隐患。从毛泽东本人的决策来分析,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当初毛泽东号召“五马进京”,其中,高岗是一马当先,毛泽东让高岗担任国家计委的最高领导,意图也正是制衡周恩来的国务院,避免官僚集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6park.com

因此,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设置总理职位,会造成新中国的宪法出现畸形状态。但在1949前后的阶段,毛泽东本人的权威还尚未真正达到高不可攀的状态,毛泽东很可能是无法直接阻止党内高层多数人的提议,这就只能赞同设置总理职位的方案。此后,这才支持高岗,强化国家计委的角色。但非常遗憾,事态的发展也并不如毛泽东所愿,此后党内斗争逐渐白热化,而刘周邓集团的支持者太多,高岗难以避免地就失势,倒台了。而且,这时毛泽东也不敢正面对抗刘周邓集团,就只能坐视,并迅速放弃高岗。 6park.com

那么,高岗倒台后,刘周邓集团不断得到巩固。在成功地剔除了高饶等人的影响力之后,1956年,新中国的宪法最终全面出炉,这就奠定了国务院的地位,总理职务也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此后毛泽东无法削弱总理职权。 6park.com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此后发生了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事件。由于总理职务掌控实权,再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在党内拥有强大的支持者,毛泽东的权力合法性就逐渐被削弱。从近年来才逐渐披露出的一些史料,我们能看出来,毛泽东在这个过程里是不断被孤立的,他在党内的重要支持者越来越少,后期在北京的媒体上干脆连自己的文章都发不出来。这就只能转而在上海策动媒体,发动文革。 6park.com

这个现象,其实也就反映出新中国早期存在制度之争,所谓“总统制”和“内阁制”,到底以谁为核心?从毛泽东本人的意图来分析,他更认可总统制,即以党主席为绝对核心,来构筑新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架构。然而,对于刘周邓而言,他们都更认可实务的路线,一边阳奉阴违,一边又想架空党主席,取代毛泽东的最高权力,强化国务院和官僚系统的决策作用,直接或间接地搞以总理职务为核心的“内阁制”模式。 6park.com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毛泽东最终发动文革,开启了全民形态的“大民主”。说的更直白些,这也就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受到威胁之后,逐渐地,即使是在党代表的集体投票授权过程中,也难以压制刘周邓官僚集团的严密控制效应,此后就必须发动全民,用大民主的形式对抗官僚集团,即通过变相的也更激进的“全民授权”模式,来对抗刘周邓集团的“官僚授权”模式。 6park.com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对文革展开过多讨论。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实际上是为了促进全民民主,为新中国确立一种类似于“总统制”的最高权力架构和决策模式,以便有效对抗官僚集团,而不是简单地确保什么个人独裁。 6park.com

但很多人始终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颠倒黑白。比如最近有人发热贴,声称“当前中国是苦海”,大谈什么“贪官欲望无穷,贪污受贿”;什么“等级社会,竞争无底线,自相残杀”;什么“高房价、结婚高价彩礼”;什么“欲望没底线”;什么“家庭关系互相牵扯,盘根错节”;什么“大多数女性都以索取为天职”,等等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干脆是“逃离中国”。 6park.com

可是,仔细分析下来,所有这些丑态和劣迹,无一不是当初文革所极力反对的,也无一不是美国推动“改开”和“市场化”以及官僚资本集团内外勾结大搞复辟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历数改开末期的各种丑态,一边又大言不惭宣扬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错误,这不就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6park.com

因此,我们很需要重新认识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复杂历史和演化进程。也很显然,文革不是什么错误,而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因。这绝不是哪个领袖人物拍脑门就能一手遮天的产物,这更不是什么为了维护个人的私利,甚至于只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宣泄。 6park.com

而且,即使在文革失败后,上文分析的深层问题,宪法缺陷,依然存在。比如,由于周恩来非常善于伪装自己,成功地潜伏在最高层引发左派内斗,因而彻底破坏了文革的设想。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不得不作出让步,放弃文革早期的预定目标。 6park.com

本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预定目标之一,是要确立党主席的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威,把1949后新中国的权力架构转向总统制的模式,这就需要弱化甚至得废除国务院总理这一职务。但非常遗憾,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得毛泽东的设想失败。这就造成党主席的权力还是缺乏最高合法性,跟总理职务的权力会不断发生冲突,无法协调一致。最终,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让步,让邓小平复出,但这就埋下了隐患。 6park.com

尽管毛泽东去世前又因四五事件而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到毛去世时,是华国锋担任总理职务,问题再次凸显。一个月后,新任总理集团,就联合元老派,伪造出毛泽东的所谓政治遗嘱(据张玉凤等人回忆,从未见过毛手写的相关字条,还有人披露该字条字迹不是毛本人所写),扶持原总理上位担任军委主席,随后就发动了政变,抓捕了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最主要支持者。 6park.com

但接下来,这个“总理替代党主席”的游戏并没有结束,又不断反复。邓小平当上总理后,逐渐掌握实权,又跟叶剑英抱团,迅速搞倒了华国锋这个名义上的党主席。 6park.com

再回看1989六四事件的前后历程,也是类似的。先是邓小平扶持身为总理的赵紫阳,搞倒了胡耀邦,随后又是邓小平支持当时的总理,搞倒了赵紫阳。在这个过程里,赵紫阳也许是一度想效仿毛泽东,发动群众,最后关头又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学生。但很遗憾,邓小平绝不可能容忍文革时期大鸣大放的大民主运动再现,最终开枪镇压。 6park.com

总之,总理,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人选,作为官僚集团的代言人,掌握各种实权,也更务实,天然地会跟老干部群体和元老集团等保守派形成既得利益同盟,这就会形成官僚集团的垄断趋势,不断挑战党主席的最高权威。一旦双方发生难以调和的分歧,也就必然会不断重演上述权力替代过程。 6park.com

从中共的整个执政历程来看,只是在江胡执政期间,由于无人敢于直接挑战邓小平预定的“改开”路线最高权威,这两界政府的党主席职务实际上是相对弱化的,因而没有出现以往总理职权挑战党主席权威的现象。但也很明显,随着官僚集团权力的不断演化,膨胀,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复辟趋势,到胡执政时期的末尾,就已经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由此可见,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共遗留的制度设计隐患,其实始终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6park.com

而今天,习近平遇到的难题,也是一样的。归根到底,中国是确立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以党主席为最高权威,还是以国务院总理为实际运作的权力核心?这个问题实际上始终没有解决。 6park.com

参考明清两代的典型案例,以及毛泽东建国初期组建国家计委的设想,中共可能确实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假如要真正确立“总统制”的方向,这就需要弱化甚至撤销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不妨改成“国务委员会”,由平级的多位官员担任委员,同时由党主席挂名,担任委员会主任,但没有重大争议时一般并不直接介入委员会决策。此外,也可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计委这一重要部门,加强宏观调控作用。作为补充,也可以加强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的决策辅助作用,以“集体领导”的方式,彻底取代总理这一职务。 6park.com

在现有政治体制之下,由于中共无法通过美式的全民普选制度来进行民主授权,那么只有废除总理职务,才能有效削弱官僚集团,避免既得利益群体不断挑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同时,只有肯定文革,肯定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思想的合理性,并敢于放手全面发动群众,才有可能真正有效遏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腐败和丑恶现象。
贴主:学园于2022_08_25 9:47:3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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