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恶化，党中央和毛主席判断前苏联很有可能对中国进行突袭，甚至可能使用核武器。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１０月１７日，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２０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
，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据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等前往河南。与此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也被疏散到外地。刘少奇疏散到河南，邓小平疏散到江西，陶鑄疏散到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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