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只要政治对军事的统治不动摇，战场指挥权倒是可有可无。毛在这之后倒真的少有对具体战役的指挥了。在会理会议之后，新“三人团”就形同解散了，前敌指挥上，彭倒真是在承担更多的任务，而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毛只是在政治局层面上参与决策了。这是后话。总之，在会理会议上，军头们给治住了，毛也是一付“老子还不想干呢”的神情。自然，毛就占了上风。但毛也确实放权了，他也不喜欢这个战场指挥权。

Y：转回头来，我们再来看看，跳出战场指挥，在政治上，这个中央当时的选择空间。就遵义会议期间，我们排排中共的多种可能的前途和选择。这有几种方案，不管是否存在于文件中，或是否在会议被讨论过，我们就是给他排列一下，然后做个“政治行动分析”。第一个可能性：坚持。这个坚持的方案，也就是沿着革命主题的方向继续坚持搞下去，以图赤化某些区域，以迎来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方案的具体内容上看，先是在黎平会议上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鄂边创建新根据地，转向在黔北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根据地。这个方案指导下，红军打黔军很顺利，但到遵义一看，又觉得太穷，怕养不起红军，所以又动摇了黎平会议上下的决心。在遵义会议上，由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提出北渡长江入川，在川南地区图谋建新根据地，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相呼应，争取赤化四川。这个计划是刘伯承联合聂荣臻提出的，是一份看上去很合理也很诱人的方案。有资料讲毛很赞同这个计划，但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过这个计划一如刘伯承后来的特点，就是在纸面上特别诱人，执行起来很难。他后来搞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也很相似。

C：是啊。这个计划通过后马上就执行了，结果没有想到刘湘很能打。从6月19日开始红军从遵义向北行军，准备过长江，到26日开始与川军接触，就开始吃败仗，到3月初就放弃了原定入川的计划。到此时，原先残留的所谓的“革命主题”是彻底地绝望了。四渡赤水就是在这个计划下发生的，浓缩了前面讲过的“从革命到逃亡”的主题变奏过程。元月26日开打，到3月初就变成逃命了，来回腾挪逃跑，终于给逃出去了。但坚持原来的革命方案已然是失败了，就必须考虑其他方案了。

Y：应当讲，这以后，革命这个主题虽然还在纸面上讲，那也几乎只是给下级干部和战士一个说法了。整个长征就从这里彻底告别革命战略，变成逃亡了。

C：在四处有围兵的情况下，逃亡者的思绪是很活跃的，也是很现实的。这种情况下，第二种可能性就产生了：散伙。完整讲，是就地散伙，保留革命火种。散伙并不是讲中共领导人革命意志不坚定，而是严酷的现实考虑，是坚持革命的一种方式。

Y：中共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几次大的散伙，最有名的就是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几万人的起义部队败退到潮汕地区就被围住了，张国焘、周恩来就决定散伙，就地散伙，各自逃命，争取到上海会合，以图再起。周、张等人乔装打扮，经香港去上海找党，剩下朱德、陈毅带残部东窜西窜，被范石生收留。南昌起义部队就算是散伙了，但火种保住了，其领导人保住了性命，后来又起事了。其他革命者，如孙中山，散伙次数就更多了，几乎年年起事年年散伙，再起再散，再散再起。

C：所以，散伙不等于就不革命了，在保留革命火种这个前提下，散伙是可以在政治上讲得通的，也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遵义会议以后，先是潘汉年离队去上海，过金沙江后陈云也去了上海，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试图恢复白区党组织活动。这可以证明中共已经在考虑彻底失败后散伙的可能性，陈云、潘汉年离队去上海就是留下了伏笔，这种做法不论政治上现实上都讲得通。

Y：邓小平在左右江起义后离开红七军也是如此。文革中批邓，讲他离开红七军是逃跑，是瞎说。后来又讲邓离开红七军是集体决定，是去联系新的战斗等等，也站不住脚。很简单，就是散伙，保留火种。这在政治上毫无问题，不必遮遮掩掩。

C：在遵义会议前后，散伙的可能性一定被考虑过，从陈云去上海的任务可以看出，中央有准备从头再来过的。这个可能性始终存在，到陕北后发动“宁夏战役”，着眼点就是退入苏联，从头再来。这是变相的散伙。朝鲜金日成当年在长白山战败退入苏联，到1945年随苏军重返朝鲜，只有十二个人，还不是照样当首相、搞共产啊？

Y：但这个散伙没有弄成，因为毛不同意。毛不愿意散伙。毛本能地努力避开“散伙”的前途，固然因为苏区及红军为他首创，身心系之，更因为如果散伙，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从头开始，毛本人就没什么戏了。毛同他们搞不来，他们也不认可毛，所以毛不喜欢“散伙”，散伙对他不利。但散伙对张闻天这样的人就很有利了，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一个月后就提出他自己去上海展开所谓地下党的斗争。这个绝对糊弄不了毛，毛看透了这帮人的打算，他们是想让中央做出散伙决定的，张以自己去上海为由，试图发起一个提议，想散伙。但毛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毛还想再碰碰自己的运气，再看看情形是否会有变化。毛后来在延安拿此事开涮张闻天，张闻天是无话可讲的。

Y：洛甫是在3月初找陈云、潘汉年布置去上海的任务的。陈、潘商量后，由潘先去。潘借鸦片贩子的走私通道，在四月中旬到上海。潘是个白面书生，在贵州穷山恶水之间行走是很引人注意的，所以这个老特科还是发挥技术特长，就顺利到上海了。奇怪的是，他到上海立即就与特科接上了头，但在上海呆了不到半个月就跑去香港了，一呆就呆了三个多月，直到8月陈云到上海，他才离港去沪，并在9月与陈一道乘苏联货轮去了海参崴。这中间大有问题。按现时党史的说法，潘是去恢复上海党组织。但他却躲到香港，讲是因为不安全，所以潘才去香港，讲不通啊。潘就是干不安全工作的。陈云8月到上海呆了近一个月，陈是大人物，更不安全。潘为什么又来上海相会呢？潘如果是恢复国际联系，那他在香港可以很容易地去海参崴或是从欧洲去莫斯科，他又为什么不走呢？是为了等陈云一同走？不成立嘛。党的地下工作习惯是缩小目标，分批走，在南昌起义失败时就是如此。陈云为什么一定由潘陪同呢？

潘汉年这一段讲不清，是他个人原因？但后来修理潘汉年的时候并没有对他这一段的“消失”提出指控，他自己的交代材料里把私下见汪精卫都说了，却没有提在香港的这一段。这究竟有什么秘密呢？我的猜测，就是潘在执行洛甫交待给他的重大使命，那就是在香港安排中共失败后领导人的暂住地和转道去莫斯科的中转站。这是只有潘汉年才能承担的任务，只有这个任务，潘才需要去香港那样长的时间。要知道，香港一直都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主要交通中转站和藏居地，南昌起义、临时中央进苏区、广州起义等等，莫不如此。香港的地下党网络一直就在潘汉年的手上。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南方局组织民主人士撤出国统区，也是先到香港，再搭外轮去东北的。香港一直就有这么个作用。到1935年3、4月间，这个作用就有重新起动的必要了。云贵川也一直有民间通道经广东到香港、从香港再到上海、天津的。到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人往往也是经香港、走西南通道去重庆的。所以，这些条件之下，潘汉年的使命就不难猜测了。洛甫是代表中央布置陈、潘的，潘之所以先走，就是因为只需潘就可以完成这个“留一条后路”的任务，陈去的任务倒还真是恢复国际联系。这两个任务是有轻重缓急的，潘的任务完成了，再陪陈去苏联也不迟。所以，从潘汉年的行程上就可以看到洛甫这批人的想法，就是做好散伙的准备。

C：即便张闻天想散伙，也不说明张革命意志动摇，他只是设身处地想找出一个于个人和革命两不误的办法来。后来刘英及张闻天传记作者都试图在此点上替张辩白，都没有看透这一点。唉，这个张闻天也是的，既然都有这一出戏了，怎么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居然还多嘴多舌，结果连累了彭德怀，否则毛最多是大骂老彭一顿了事，哪里用得着搞个“反党集团”呀？

Y：散伙这个词不好听。当时留苏生们设想的是到苏联去先呆着，等待时机再杀回来。这个想法其实也就是散伙，一回事情。前面讲过两代领导人，这第二代留苏生为主的领导人离开苏共和国际，在中国整个就是个不适应，他们根本无法同民国政府打交道，也无法同国民党打交道，所以，当形势所迫呆不住时就往苏俄跑，也很自然。但这第一代人就不同了，他们还是极有韧劲的。毛无论如何还是想再试试运气，努力撑住。就此而论，留苏生们倒也能接受。如果毛能撑一段时间，那暂不散伙，闯闯看，实在不行再散伙也不迟，所以张闻天忍受了毛的嘲讽，还是支持毛。

C：先逃亡，图存活，有个空间，可以腾挪，所以就拜托毛来运作了。毛如果不行，那就散伙。我想这个就是遵义会议的情形。我认为指出散伙重新再来这样一种可能性非常非常重要，正因为有这样的底线，才可能发生遵义会议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才有随后三个多月里中央内部的权力重组。否则，对那些纯之又纯的青年布尔什维克来讲，请毛做主无疑是放弃革命。

Y：正因为这样，所以还不能让出“核心”位置给毛泽东。因为一旦不灵，散伙以后还得靠共产国际，那博古、洛甫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毛只是被授予军事指挥权。其实就是给他政治最高决策权，对他而言也如同废物。毛在四个月后的会理会议上痛斥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懂革命战争”，弄得张闻天赶忙服软说“自己对军事系统，共青团系统，政治保卫局方面，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可见这个负总责的政治岗位形同虚设，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给毛一个军事指挥岗位就可以了。倒不是说毛不想要那个位置，也不是毛出于策略考虑不要这个位置，而仅仅是中央认为给毛这个军事指挥的位置就可以了，而政治负责人的位置由留苏生们拿着，以后散伙到苏联去还是可以有个交待。

C：散伙是最后的办法，结果没有发生，但作为最后选择，一直就是个底线，也多少算个定心丸，只是这个定心丸只对少数高级人物有价值，所以不能轻易地讲出来。但凡有在现状下存活的可能性，就先图存活，等待时局的转机。这是毛的力量，有作为的方向。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后的几次人事安排就是在此点上达成一致的。

Y：散伙不好听，却是讲得通、有前例可行的做法。但当时由于毛的坚持，散伙不可能。并非因为毛的威信，而是在这种危险状况下散伙，就将大家置于一个完全不能自主的恐惧中，特别是一般人员。相比之下，投降还好一些。在坚持亦不可能的情况下，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就提交到毛及其同事那里，就是中共革命的前途和道路到底会怎么样呢？当时的情景下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到会理会议后，红军受侵扰较少，中央领袖有一定的时间思考，我猜测，到此时毛和留苏生们都想过这个问题。在中央苏区时毛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在燎原。这是关键，同全国革命战略仍然是相洽的，因为基于同一个假设，就是全国布满干柴，只要星星之火就可以点燃、爆发。到遵义会议之后，这个希望就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不是出于理论什么的，仅仅是出于本能的感受，就是觉得没有机会了。那么如何去理解中共革命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逃亡本身不能提供行为的目的，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是个头呢？到这个时期，我相信有个幽灵开始在这支队伍上空徘徊：招安，就是与政府军讲和，以某种形式生存下去。

C：这就是当时可能有的第三种选择。招安这个选择不同于散伙，在当时，还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为招安提供一种政治上讲得通的逻辑。这个时候“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还没有创造，一句话，苏维埃革命运动是没有招安的余地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招安只能被猜想，而不是有明证的。这正是长征中最诡异之处。无论如何，在四处追兵的情况下，想着招安并不为过，虽然讲在政治上一时还讲不通。当然，这是一支主义下的队伍，在这样的队伍里招安才会在政治上讲不通的，对一般的造反者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仅在于对形势的判断，比如那个“伪君子”冯玉祥，该降就降，该叛就叛，全无负担。

Y：其实，招安不等于投降。招安还可以保留你的某种想法，以及你的团伙，而暂屈人之下，还是留有再图大业的余地。这个同叛变和投降还是有质的不同的。叛变不用说了，投降则除保留生命而外一任敌人所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招安也是保留革命火种的一种方式。中共及红军高级干部个人有投敌的，但整个组织投敌似乎确实没有丝毫迹象。蒋就显得很奇怪，长征途中他似乎一次都没有尝试他对其他军阀的手段。杨永泰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不用政治解决手段呢？还是蒋对中共这个共产“硬核儿”心存顾忌？是否薛岳、陈诚这些青年将领立功心切，使老蒋认为不必花政治功夫了？总之，他就是打算像清兵干掉石达开一样干掉红军。所以，中共及红军投降的客观条件不具备，主观上，中共这样的组织训练之下，不会有人在党的会议上提议全党投敌的，这个不可能。有此心的人士最多就是自己溜掉，当然，这也很不容易，没有组织的协助，溜也风险不小。比如，潘汉年离队，没有安排那些鸦片贩子的道道，潘是走不出贵州大山的。

C：招安的迹象也不是没有。要注意到当时已经出现的民族危机，所以在福建事变时提出共同“反日反蒋”的合作；在长征前夕中共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言词上已有统一战线的含义；另外，记得张闻天在长征前期有文章已经提到中国革命长期化的可能。虽然这很不系统，零零星星，但却也透出迹象，似乎在某种全民族危机这个大局之下，可以把阶级矛盾先放一放，以这种合作方式抗日，以这个抗日的旗号寻求一种招安的借口。

Y：这个招安到此时为止确实仅仅是种可能，不像散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事实上，最终困境达到一定程度后，招安没准儿还是种并非最差的选择。涉及到抗日这个背景时，确实有些复杂。首先，“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的标准了，很多事儿都要用抗日这个尺子量量尺寸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是在“九·一八”之后，这在当时及之后很长时间，直到今天，都很是有些质疑的：毕竟你是另立了一个政府，在“九·一八”之后，抗日这个尺寸下，似乎于民族大义有些说不过去。当时国内知识界主流民意对中共的这个搞法是不认同的。其次，在这之后，中共尽管也呼应了抗日这个主题，但又总是同反蒋挂上钩。这个也有被质疑的地方，因为蒋毕竟在法律上是中国的首脑人物，反此人，又要抗日，似乎说不过去。说蒋不抗日甚至卖国，至少在国统区影响还很小。再次，中共对抗日的态度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共产国际对日态度基本上就是服从苏俄的地缘政治战略，所以中共在此问题上也难免尴尬。比如在东北中东路事件中，中共声明支持苏联，当时就被不少知识分子认为与卖国无异。所以，在抗日大义之下，中共找招安的借口也不难。但确实也有一段复杂的历史，而当时以毛及中央那班人的眼光和理论功底，还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理论问题，他们在这点上甚至还不如张国焘来的机智。所以，招安这个选择在当时无法浮出水面，但绝对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个可能性的存在，毕竟只是少了借口说不出口。毕竟涉及日本问题还要看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眼色。到会理会议时，这个借口还一时不可能成立。

C：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坚持下去无非就是个拖。既然是拖，就要有个措施，有个目的，有个结果，否则的话，拖下去，除了痛苦，没有其他意义。即便是同四方面军会了师，那又能如何呢？还得想办法呀。招安就当时来讲应该还是一个朦朦胧胧的东西，并不清晰，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一想到这个东西，不自觉地就想把这个念头压下去。这就有两个本能吧，一个是生存的，一个是主义的。煎熬啊！话说回来，就意识形态讲，招安也有可能性，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和对国民革命性质与任务的认识，才有了中共对国民党的加入与合作。这虽说不能讲就是招安，但也有那么点儿意思。但当与国民党翻脸开打了已有4、5年之久后，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招安还讲不通。总之，到长征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尚无创新以解招安之惑。

Y：但是，如果把意识形态放到一边，这个招安的确没什么大不了。刘邦被招安过，宋江就不用说了。宋江不想当皇帝吗？可能是不敢想而已。先图存，再讲其他。这帮亡命之徒，出于各自不得已的原因来到水泊梁山，一闹大了，就有了组织生存的强烈考虑。当皇帝不可得，再闹下去肯定完蛋，怎么办呢？原来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贪官都不反了，还要到贪官那里去走门路，连妓女都用上了，为了招安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有个底线：大家不能散了让人各个击破统统杀了，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打方腊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打完方腊他们不是打残了，而是做大了，会不会有安天下的企图呢？怎么会没有呢？1974年批《水浒》，毛说宋江“搞投降主义”，其中的用意外人也真个难解啊。毛泽东后来常讲，总是先有事实后有理论，用在这件事上很贴切。在招安这个事情上，我认为，形势所迫，招安的念头一定会产生，至于如何讲得通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即便没有其他借口，逃亡与生存就是借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央红军在会理会议决定迅速翻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除开这个会师可能带给这支疲惫之师些许幻想之外，招安的想法恐怕是呼之欲出了。

C：是啊，环境凶险啊。既然散伙以保火种毛不同意，那么招安以保革命火种毛未必就不同意吧。况且，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熟悉程度和以前政治活动的经验，似乎他至少比洛、博这些人更加适应招安吧。无论如何，招安还是置根于中国社会。保不齐，毛还是这个招安的首倡者呢！这个非常之中国传统的革命式样，对毛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讲不通的地方。总之，有了机会再起事就是了，此刻生存下去本身，也就是逃亡本身，如果还能带来什么机会的话，那就是招安。而招安这个幽灵恰恰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那段匪夷所思的争斗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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