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及一方面军北上，有太多的官制史学。其中一个有名的传说，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讲有三万人，而张国焘也夸大其人数为十万人。这个情景还写入一些影视剧，流传甚广。这个故事表达了一种想象，就是一、四方面会师之日起路线斗争就开始了，双方各怀鬼胎，周恩来夸大了中央红军数，张国焘打一开始就轻慢了中央。这个故事根本就经不起追问。中央红军是1935年6月12日与李先念所部会师的。中央红军人数大致二万左右，两军从即日起即有不断的交流、联欢，李部亦向中央红军供给食物、衣物等等。张国焘是6月25日晚才来与毛、周等会面的，其间十多天，张国焘与中央及李先念联络频繁。李先念是久经战阵的主力军政委，在四方面军以机智著称，难道这么长时间还搞不清中央红军的数量？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会去硬着头皮扯谎？不可能嘛。

C：是啊，只要把时间排列一下就有问题了。中间有个十天，李先念就是个文职人员，怕也搞得清楚中央红军的数量吧，哪还轮到周恩来来扯谎？这是典型的想象。还有那封有名的“密电”，也有类似的问题。照叶等人的说法，9月9日下午右路军电报员接译了张国焘标明由陈昌浩亲译的密电，交给叶剑英，让叶给陈。陈正在会议上讲话，要讲完才看。叶怕误事，就打开电报，见到密电内容大惊，离开右路军指挥部，到毛住处。毛让叶誊写一封，原件让叶还陈昌浩。叶又到指挥部会场，见陈还在讲话，将电报交陈的参谋，此时大约为下午3、4点钟。毛当天傍晚还去见陈、徐，谈了话。然后，叶在凌晨二点前逃走，与毛一同赶到彭德怀三军团驻地。此后陈昌浩发觉叶逃走，大怒，要派兵去追，被徐向前制止。此时离叶将电报交给陈昌浩的参谋已10个多小时，那么在这10个多小时里陈昌浩一直在讲话？张国焘给他的须本人亲译之密电，陈的参谋会扣在手上10个小时？陈昌浩如果看了密电会没有行动？或是某种表示？这根本就讲不通嘛。你把这个密电故事的时间排出来，就发现了漏洞。所以讲，加害于中央领导的密电根本就子虚乌有。但是是否有内容不大友好的，例如监视中央纵队活动的意思的电报，那倒也有可能，但用不着这样编个大故事来耸人听闻呀。

Y：这两个故事是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流传甚广的故事。要揭穿这样的故事原本并不难，只要把时间排排就行了。但此两件事居然就成了所谓党史上的公案，长久得不到解答。徐向前、李先念在80年代、90年代亦通过多种方式暗示并没有这份密电，而党史作者们似乎也更愿从这些人的事后回忆中去仔细地对比，想找出真相。其实很简单，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一遍，按照所谓当事人的讲法完整地讲一遍，就发觉漏洞了。就用故事本身的漏洞就可以证伪这个故事，用不着去分析四方面军那帮老同志几十年后的欲言又止的曲笔回忆。

C：可见，即便是简单明了之事，如果有个从事后的结果和结论出发的定见，会怎样地遗失观察者的客观和公正。可很奇怪，这样明显讲不通的事情却堂而皇之地在那些将帅回忆录中就这么编写着。

Y：记不清是哪个好心的党史作者写过，张国焘与毛主席比政治智慧高下立见，体现在毛于遵义会议时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争取了中央大多数，结果拿到了领导权，而张国焘从会师之日起就纠缠不休要进行政治路线清算，所以中央大多数反对，张国焘就不行了。真是“替古人操心”。与其替张这么想，倒不如去想想张国焘为什么一定要和中央谈政治路线问题。难道就是要夺权？毛在遵义时手边无一兵一卒，只好靠谋略，张手上大兵在握，要夺权，不必如此吧？其实，应当追问的倒是彼时彼地的政治路线问题是否该谈呢。

C：这就事关中共在会师之后的基本路向，那不是能照搬遵义会议时期只谈军事不谈政治的路数就能解决的，不那样简单。在会师之后，如果讲不解决这个路线问题，就还是个跑，那么以当时的情景而言，究竟是四方军的同志熟悉西北地区，还是一方面军的人熟悉西北地区呢？这不明摆着嘛。既然四方面军的同志熟悉实际情况，那么他们的意见就应当得到重视。可是中央红军一到川西北，就是急吼吼地要赶紧离开此地，北上。如果北上有条件，张国焘在川北建根据地的时候为什么不分兵北上先打开一个局面呢？他难道那个时候就存心要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吗？这说不通嘛。事实上，在会师前两个月，张就曾试图拿下松潘，是徐向前指挥的，结果失利。

Y：张国焘是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指令主力转入川西北的，他在此地带活动了有半年，5月派李先念南下接应中央红军。应当讲，他确实有机会先行派出部队北上探路的。他手上有8万人，但他对北上确实浅尝辄止，除徐向前打松潘那次战斗以外，没有再多做北上的努力。这中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北面胡宗南部队防守作战很有办法。在通南巴的时候，徐向前就很想诱胡宗南从北方防线南下，与其野战，结果试了几次都没有得逞。这胡宗南就是守着北方防线让你来攻。徐向前就此罢手。前方将领既然有此看法，张国焘如何去想北上呢？他当时必须十分小心细致地考虑北上方案嘛。

C：说到胡宗南善防守，不能不提松潘作战失利。两军会师之后，一方面张国焘确实想与中央好好谈谈政治路线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同意了中央迅速北上的想法。6月25日下午张到达中央驻地，6月29日就发布了会师以后的第一个战役计划《松潘战役计划》，兵分三路，打头阵的是林彪，四方面军主力也调上去参战，半个多月还未攻到松潘城下，只好罢休。松潘不下你如何北上呢？胡宗南守在那儿，打不下来，则进入甘南的南北通道就卡住了。

Y：你林彪打头阵，打不下来，算不算是一方面军存心不想北上呢？当然不能算。既然如此，到9月3日，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过草原受阻于墨洼噶曲河，不能北上，退回阿坝，难道就是存心吗？况且一方面军的董振堂在8月19日就奉张之命北上进入草地探路了，比你中央红军中央纵队8月23日才进草地还早4天呢。现在党史引用刘伯承解放以后的回忆讲，董振堂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可信吗？董是探路的，能过，他才发报给张，张想过，才从阿坝走3天到墨洼的，等到了以后，下雨过不去，董有工兵营，知道如何找渡口，如有渡口，张不过，如何服人？你刘伯承身为总参谋长，也到了噶曲河边，过不过得去，都是内行人一眼看得出的。张国焘既然已经从阿坝走到这里了，他为什么过得去而不过呢？所以你不能从事后看，张国焘确实反对北上，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存心作难中央。说实在，他要是一开始就存心，不要说是反中央了，即使来个消极不配合，你中央当时有无饭吃还难讲呢。

C：刘伯承这些人的事后回忆是靠不住的。彭德怀在自述中讲张派秘书黄超到彭的住处，送来牛肉干、大米和银元，认为是拉拢彭，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这简直是不厚道。这种说法能采信吗？如果能采信，那么毛毛写邓小平说当时傅钟送邓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几斤牛肉干，解决了大问题，又当如何说呢？

Y：彭的回忆已是在文革中的事了，他为了自保，这么讲情有可原，不能讲不厚道。刘伯承在张国焘的司令部里呆了近一年时间，有点不清不白，加之一直不受毛的待见，到 
1961回忆时，那是为自己解脱，也事出有因吧。问题是，研究者千万要仔细地想想，他们的回忆的细节是否经得起常理的追问，经得起追问，即便无从证实，也是提供了想象的启发。怕只怕，研究者自己心中的那个“历史”本来就是由后来这些“当代史”构成的，他们如此引用的回忆，不过就是同义反复。

C：所以，如果你开始就抱定张国焘有野心，要反中央，所以来来回回闹别扭，以这样的思路下去组织所谓的“史料”，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能经得起追问吗？当然不能。除非你脑子进水了。有时，看这些书，看到这些段落时，哭笑不得。如此的史学训练是怎么养成的呢？即便是有政治风险，那也不致于弄成一张破渔网嘛。

Y：差不多讲，刘统这本书算好的呢。有一本《伟大的长征》，是杨尚昆题书名，冯文彬写序，算是很正式的书，写这一段时讲，当右路军过了草地到达巴西、班佑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正在草地平行的方向朝阿坝一带运动。这就不是是否经得起追问了，这简直就是在编造了。左路军总部进占阿坝是8月21日，右路军进草地是8月24日，到班佑、巴西是8月28、29日。前后差了7、8天，人家就敢这么写。可怜徐帅年迈体衰、老眼昏花，居然也为此书题了词。索尔斯伯里写《长征》，引用胡华的看法，讲松潘失利是张国焘故意破坏，改动计划，让三十军佯攻松潘，结果破坏了战役计划。这谬误就更大了。除了语言翻译的因素外，这个老外大概也是类似的结论听得多了，也有了定见。

C：是啊。倒不是为张国焘辩白。分裂是事实，我们正是想拨开这个大事件的迷雾，来探究何以这个分裂就发生了。我们当然不能认同迄今为止的关于这次分裂事件的解说。这些解说几乎是建立在延安期间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张国焘叛党之后进行的党内斗争基础上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解说是经不起追问的。

Y：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从近的方面讲，在6月14日两军会师之后就开始了，从远的方面讲，则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就开始了。前者集中在军事层面，后者集中在政治层面，这是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发展到两军会师见面之后就纠缠在一起了。我打算先分开来谈谈，先从事实发生的经过，就军事计划和执行谈起。张国焘是在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从遵义给他的电令，从通南巴西移，西渡嘉陵江，在3月中旬抵达岷江流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在此地先是设立川陕省委，设立“西北联邦政府”，后是在军事上对四周情况进行试探，最重要的行动是在4月份，以一部北上打松潘，未能得手，另一部5月南下打懋功，为与中央红军会师作准备。张国焘住在茂县，大约离懋功有三天路程。

C：从3月中旬张国焘到北川、茂县一带，到6月中旬两军会师，有3个月时间，建立川陕省委和西北联邦政府应当讲没有花张国焘多少时间，不少回忆录都讲，这二件事情主要是周纯全负责，大约只有十几个中级干部在周的手下做这两件事。张国焘可能同陈昌浩、徐向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川西北的军事侦察和研判工作上，所以，当李先念同毛他们见面之后，张就同毛等人就军事部署展开讨论。这个时候，有必要提醒一点，就是双方对军事情报的掌握上是有差异的，甚至是有很大差异的。因为中央红军5月才入川，6月初翻雪山，几乎是一路急行军，所以中央红军对川西北的情况了解得应当比较少，没有张国焘他们了解得多。毛他们与李先念见面之后，交谈的话题也是集中在川西北的军情交流上。

Y：对，这个差异因素要在讨论事态进展时加以考虑。我们先看6月上旬，红军翻过雪山之后，张国焘等人有两份电报给中央，除了致欢迎之意外，都提到会师之后是北上打胡宗南还是南下打刘湘的考虑。张并没有明确的建议，只是将情况通报给中央，约定见面之后定夺。从电报语气上看，张等人还是以中央意见为主的。6月13日，张等人电报中讲“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即使不能讲这算是请示上级，要讲以客为先的意思那是没有错的。有意思的是，中央这班人倒是一点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央地位，毫不客气地回电张国焘提出第一个“北上”方案，即以现四方面军防区北川、茂县、理藩为依托向北发展，攻击从平武到松潘之胡宗南防线，突破后向川陕三省交界的文县、武都、徽县一带发展，并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注意，我称这个方案是第一个“北上”方案，因为所谓“北上”之说因情形而变化，有过若干次的“北上”方案。这个6月16日电报中央所讲的“北上”是第一次提出的，其北上路径是从松潘、平武一带北上，进天水以南的文县、武都一带。这个北上的路径和进占区域同以后的“北上”方案是大不相同的。

C：这个“北上”方案相当武断。且不讲在6月16日之前你中央各类决议、电报都讲是赤化川西北，要在川西北发展根据地，你现在改为赤化川陕甘三省，这样大的变动，一点都未曾详加商量，说不过去吧？即使是应当离开川西北，北上，那么这个北上方案也是纸上谈兵，因为胡宗南及其上级指挥官朱绍良一直就把天水及天水以南地区作为防区重点，防区南线两个防卫重点就是松潘、平武，你现在一上来就要同强敌正面冲突，而且是进攻作战，显然困难就比较大。

Y：这方案不是建立在对敌情的了解基础上的。胡宗南善防守，打他很不容易，在4月份徐向前已经尝试过，吃了亏。而朱绍良主政甘肃，天水及天水以南是甘省较富裕地区，天水本来就是军事重镇，你以疲惫之师去掏在甘中央军的心窝子，怎么行得通呢？中央电报颇有当仁不让的气势呀。

C：所以，6月17日张国焘回电中央，不同意这样的“北上”方案。

Y：注意，是不同意这个第一个“北上”方案，并不是讲张国焘不同意北上。

C：对，张国焘回电中实际上提出了第二个“北上”方案，即从松潘向西到阿坝，从这一区域向北过草地进甘南夏河、洮河流域。这个方案同中央方案正好形成180度的对比关系。阿坝在松潘以西大约5-7天的路程，平武在松潘以东大约3-5天路程。

Y：这个北上方案的具体部署值得推敲。第一点，一方面军进占阿坝，四方面军绕开松潘，从松潘西侧过草地，两军过草地进甘肃、青海交界地带的夏河一带。第二点，到达此地后，组织远征军进新疆，全军主力则向东、向陕西发展。第三点，为掩盖全军战略意图，北上之前，先出一部南下打天全、芦山、名山、雅安。你看这三点，是不是以后的一大堆是非都同这三点有关呀？南下佯动，本来是掩护主力北出，结果在以后被当成一开始张国焘就要南下的证据。进青海甘肃组织远征军去新疆，则在以后被指责为张国焘逃跑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主力红军向东发展进陕西，则常常故意被忽略，因为这恰恰就是以后毛及政治局所坚持的方向。你从这份电报提出的军事部署上如何能看出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意思呢？正相反，他倒是很为中央着想，试图将各种军情都考虑在内，想有个万全的方案。比如讲，让李先念守宝兴，让中央红军去比较安全的阿坝休整，然后北上作战，这不是善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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