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乱局
满清覆亡之后，围绕着银元的战争并未结束。到了民国时期，虽然各省仍用银两本位，以银两为主，银元为辅，但正如其无序的政治格局一样，货币市场也是混乱之极。在银、钱、钞多种货币并行的情况下，催生了一大批专门从事货币兑换的行业，如钱庄、银号等。因为当时银两单位只用作折算记账，即所谓虚银两本位制度，所以如果商家想要从钱庄贷款，就会发现明明到手和归还的都是银元，中间却要两次折合银两，钱庄、银号利用这种兑换从中牟利，损民害商，久为商民所诟病。

民国钱庄
正因如此，银元需求不断增加，流通范围变广，南京、浙江、武汉等地造币厂都开始大量铸造银元，连很多偏远乡镇都流行银元。但当时新币制未立，绝大多数铸币厂仍沿用清制铸造银币。鉴于此，民国政府计划铸造有孙中山侧面像的新币，俗称“孙小头”。由于铸造厂家不一，技艺水平参差不齐，版别相当繁多，1914年民国政府制定《中华民国国币条例》，重新铸造有袁世凯侧像的一元银币，即著名的“袁大头”，以取代市面流通的各种银币。作为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机制银币，“袁大头”可以说是遍布全国，总算是基本统一了币制。
二
废两改元
事到如今，总能摒弃已然落后的银两了吧？实际并非如此。要改币制的说法不是没人提过，只是碍于形势无法施行。1914年，北洋政府就颁布《国币条例》，明确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推行“废两改元”政策，但是由于诸如钱庄等机构的反对，使得“废两改元”无法真正落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同样把“废两改元”当成当务之急，1928年相继通过了《国币条例草案》《废两改元案》等，但照样拿钱庄、银号没办法。
以金融业最为集中的上海为例，改币制必然会动传统银庄业的蛋糕。废两改元的消息一出，上海支持银元的银行业和持保守态度的银庄业争得不可开交。不管上海银行业方面如何呼吁废两改元，钱庄业方面仍然置若罔闻，一如既往地控制着洋厘和银拆。由于申汇对各地金融业具有重要影响，上海不废除规元这一虚银两，上海与外埠商业以及与金融同业间的往来结算事实上就仍然要采用银两本位。由于银两制的存在，银行业的绝大部分票据收解清算须交由上海钱业汇划总会进行，不少银行为此不得不在钱业开户存款。这与实际中银行业的繁荣及银庄业的衰微形成了巨大反差。


民国上海外滩12号汇丰银行大楼
谁能想到改变这一现状的竟是日本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本进攻上海，上海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各金融机构纷纷终止向内地贷款，收缩业务，致使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其银元存底迅速增加（从1923年的3560万元猛增到1932年底的23913万元），过剩的银元使上海银元市价低于其实际价值。眼看时机已然成熟，国民政府抓住时机果断出手。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试行“废两改元”方案，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原定以银两收付者，在上海应以银两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以银币收付。”在上海试行的基础上，财政部又于4月5日颁布布告规定“兹定四月六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需一切改为银元，一切交易不再用银两。”至此，“废两改元”方案基本实现。
三
危机与机遇
银元的地位落实了，可谁又能想到，更大的危机已经悄然而至。自19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制，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固守银本位制的国家。1929年的大萧条席卷全球时，由于白银在国际上仅是一种普通商品，中国与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金本位制国家只维系着浮动汇率，因此中国的货币供给并没有随着它们一同紧缩。至少在大萧条初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却呈现出温和的通货膨胀及增长，独有的银本位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浮动汇率使得中国经济与席卷世界的大萧条隔离开来。当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自以为可以隔岸观火时，殊不知危机已然四伏。
1933年7月，在伦敦国际货币经济会议上，中国与几个主要大国及产银国家达成了白银协定，力图保持国际银价稳定。但没过多久，由于经济危机影响，美国违背伦敦白银协定的精神，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并增发几十倍美元，并于1934年6月通过《白银收购法案》，计划将其所持有的白银提高到美国通货的金银储备总额的四分之一。美国收购白银的政策最终导致国际银价暴涨(即“白银风潮”)，施行银本位制的中国可倒了大霉，中国国内白银开始大量流失海外，银价走高、本币升值，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利率高涨和信贷短缺，最终造成了金融机构、工厂纷纷倒闭，一连串的不良反应迅速将中国经济推向萧条。1934年进出口价值仅相当于1931年的百分之四十，1934～1935年间中国资本外流净值为一亿八千万元，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恐慌。
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对于中国这种贫弱之国来说，固守银本位的结果就是国际银价的变动首先就会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影响国内币值稳定，在冲击金融界的同时也殃及广大的工商实业界。中国这种欠有巨额外债的国家无疑会背上更为沉重的负担，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弊端犹大。


袁大头
更何况币制仍未统一，市场上除了地方银行、外国银行和私营行庄发行过的纸币外，仅银元来说，就有船洋(有帆船图案和孙中山头像，又称小头银洋)、龙洋(印有龙的图案)、大头银洋(即“袁大头”）、鹰洋(印有鹰的图案，又称墨西哥洋)等，加上英法日过去发行的银元和地方铸造的低成色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四
币制改革
1934年末，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决定放弃银本位。按照孔祥熙、宋子文的主持方案，中国币制改革的核心包括：在通货价值不高的水平上，推行一种汇兑本位币制；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作为法币；重新修订银行法，制定更为严格的管理规章；实行白银国有化，并脱售以换取外汇储备；用新的辅币替代旧有的庞杂紊乱、价值波动不定的铜元、银角等；改革后通过稳定财政和清理积欠债务的方法巩固改革成果等等。
但是要实现币制改革，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新货币的后盾，这就需要来自美、英、日等大国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局势下，野心勃勃的日本显然不可信，所以南京方面积极展开同美英之间的谈判，希望获得美英两国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就多次致电美方，希望向美方出售白银，同时从美方获取贷款，并希望中国的通货与美元挂钩。一开始，罗斯福总统考虑到国内白银集团的反对及日本方面的压力，委婉地回绝了中方的请求。好在1935年10月，经过斡旋美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美国财政部同意用美元收购中方的白银，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终于有了外汇储备的保障。

1935年l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终于启动。该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规定“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
白银国有化的进程也在有序进行。当时，全国所有银行持有的白银总额约为三亿三千万盎司，到1937年中期，政府完成了大约五亿盎司白银的收购，向美国出售的白银达一亿八千七百万盎司，换取了九千四百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成为了中国币制改革不可或缺的坚强支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被指定为法币，新铸造的虚值货币及新式辅币迅速取代价值涨落无常的银币和铜元，公众也踊跃地接受了新货币，全国物价开始回升。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在1936年1月11日公布了辅币条例，从根本上完成了货币本位的制度构建，正式转向金本位制。
但副作用同样巨大，一方面，中国施行金汇兑本位制，使得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将不得不依附于美国。另一方面，在法币制度下，政府印钞票时不必顾及白银的储备数量，这为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铺平了道路。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政府只得大量印钞应付军费开支，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
五
最后的挣扎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金圆券已成一张废纸，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又把主意打到了银元身上。
1949年2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规定“白银准许人民买卖，银元可以自由流通买卖，政府筹购白银鼓铸银元。”又调回头朝着银本位的方向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即开始着手银元券发行的筹备工作，于1949年7月4日正式发行。

不过事实显然让他们失望了，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发行了人民币。人民币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占市场，而银元券一发行就已有崩溃之兆，各地均不愿兑换和使用。
神奇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竟未对银元券规定银限额，以至于到了9月中旬，仅仅两个月时间，发行总额即达一亿之多，致使银元券券值惨跌不止。另外，蒋介石下野前就秘密将总计约五亿美金的资产转移至台湾，国民党在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储备了。银元券发行时虽规定应有十足准备，但实际等于一纸空文。这种不兑现的纸币其最终结果如何也就显而易见了。至1949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败退台湾，银元券结束了仅五个月的寿命，比金圆券还短一半。
六
结语
身处风雨飘摇的乱世中，中国稚嫩的金融市场如同一只无助的羔羊般为列强肆意宰割，小小一枚银元，却也与国运息息相关，它就如同风暴中的蝴蝶一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中身不由己。
如今的中国经济日益昌盛，我们的货币也有了更大的底气。一国之国力是货币信誉的基石所在，人民币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民所接受正是国力的体现。虽然强大的对手会以种种手段试图抑制中国的发展，但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被打垮，更不会屈服。广阔的市场规模，庞大的经济储量，强大的军队保障，都是我们勇于喊不的底气所在。在未来，经济领域的明争暗斗不会停止，我们即将或必将接受新的挑战，也终会获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