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民和军队是新中国成立的正面力量，那么地下党和谍报工作者则是默默在背后付出和牺牲的人。
　　项与年就是我军众多地下党员之一，他一直在为新中国的成立努力着！

　　项与年
　　项与年，1894年出生于福建连城的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父母一共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四。
　　在项与年9岁时，父母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将他过继给了他的堂叔。
　　被过继给堂叔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婶婶很快生下了儿子，非亲生子的他自然备受冷落。
　　因为家庭原因，他幼年并没有进学堂读书，但是，项与年努力刻苦，聪明好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学了很多东西。
　　1918年，项与年独身去北平看望自己在法院工作的兄弟项廷爵。
　　此去北平，注定是一段不寻常之旅，在北平的这段时间，通过项廷爵的引导，项与年接触了革命新思想，心中燃起一股革命的热情！随后，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项与年被“民主、科学”的思想吸引，对苏联传来的新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投身于革命事业。
　　1921年，项与年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被袁世凯夺权，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逐渐让项与年失望。

　　这时，中国共产党这支新兴力量出现了，共产党的眼界、思想、为群众着想才是他真正向往的。

　　1956年，项与年（左）与莫雄重逢时合影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的一个小学庄严宣誓，加入了共产党！
　　随后，项与年接受组织安排远赴印度尼西亚地区工作，为了方便工作，他长期潜伏于印尼华侨中，在印尼这段时间，项与年发展了大批党员，他带领华侨中的革命人士开展革命活动，为我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1927年，国内大革命失败，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军阀四处征战，国共两党也开始明争暗斗。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党派的情况和歼灭敌军特务，中共中央成立了情报机关——中央特科。
　　同年10月，项与年因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被遣送回国，抵达上海。
　　他曾经是华侨身份，回国后在组织的安排下隐藏了共产党的身份，并担任南京华侨委员会科长。
　　凭借华侨委员会的工作，项与年又结识了很多国民政府的官员，在他们的推荐下，项与年担任复炎小学的校长，后期，这个学校发展成中共特科的重要联络点。
　　因为项年工作能力出色，结交广泛，能言善辩，反应机智，党组织安排他进入了中央特科三科工作，他正式成为我党潜伏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中央特科三科的任务复杂繁重，主要负责打探被捕同志的消息，以及实施营救活动，还负责抓我党的叛徒、特务等，是一个典型的行动科！
　　项与年加入三科后，积极完成党下达的任务，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担当，不断为党组织除奸除害！
　　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沪西区，中共中央机关的几位同志被捕。
　　当时，彭湃、颜昌颐等人员正在联络点召开秘密会议，就在这时，英国租界的国民党特务持枪破门而入，这几位同志锒铛入狱。
　　入狱后，这几位同志被特务严刑拷打和逼问，但是他们为了党、为了革命信阳，即使被特务打得伤痕累累，也闭口不说一句话。

　彭湃
　　8月30日，彭湃等人在上海龙华地区被国民党残忍枪杀，英勇就义！
　　当时，党中央四处托人打探彭湃等人的消息，想方设法去营救这几位同志，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传来彭湃等人英勇牺牲的消息。
　　周恩来得知彭湃牺牲的消息后，痛心疾首，他认为党内一定出现了叛徒，彭湃作为中农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物，他的牺牲是党中央的巨大损失，周恩来给中央特科下达命令：务必全力追查出叛徒！
　　经过中央特科的调查和打探，很快锁定了目标人物：白鑫。
　　白鑫是中共中央的军委秘书，与彭湃共事多年，极为熟悉，周恩来收到这一情报，觉得十分诧异和痛心，怎么也没想到叛徒竟然是中央军委的同志！
　　白鑫是党中央的害群之马，必须铲除，否则上海地下党岌岌可危！随即，他指示中央特科全体成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铲除白鑫，必须迅速！
　　中央特科收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对白鑫的住处展开调查，几经周折，终于打探到白鑫正藏身于国民党情报处处长范争波家中。
　　白鑫每日闭门不出，范争波家附近也守备森严，我党工作人员根本无法近身。
　　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为了方便行动，在范争波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项与年等人在这个地方日夜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白鑫做了亏心事，日夜寝食难安，他向范争波提出：派人送他去意大利生活。
　　很快，这个消息被中央特科掌握，陈赓命项与年为行动组组长，在白鑫出发的时候实施刺杀活动。
　　项与年听说过彭湃的事迹，觉得他是一位为理想而死的英雄，他向陈赓表示：他必定会击毙白鑫为党除害。

　白鑫
　　1929年11月11日夜，夜幕降临，白鑫穿着一身黑衣服拿着手提箱，在几个保镖的护送下悄悄从范争波家中走出来，他四处张望着，往汽车方向走去。
　　他刚摸到车门的把手，就听到有人大喊：“白鑫！站住！”，白鑫吓得急急忙忙地往车上爬，这时旁边的小道上冲上来几个拿枪的人，对着他开枪。
　　项与年怕车开走，立即对着车开了一枪，车胎被打爆了，车子无法行动，白鑫也被子弹射中，负伤而逃。
　　项与年大声喊道：“同志们，别让他跑了！”
　　白鑫没跑几步，项与年和几位同志就追了上来，项与年对着他狠狠地开了几枪，白鑫口吐鲜血，倒地而亡。
　　经过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将近两个月的努力，叛徒终于被击毙了，为彭湃等人报了仇！
　　自此之后，项与年一直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上海地区参与中央机关的情报执行与各组织的联络工作。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产生畏惧，没有经受住国民党的利益诱惑，叛变投敌。
　　此时，中共中央陷入危机，各方面的联络中断，国民党对我党地下党和中央领导人采取联合抓捕活动，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掩护下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同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李克农也乔装离开上海。虽然这些人离开上海，但上海的情报获取工作不能中断，这一重担落在了项与年身上。

　　上世纪50年代在辽宁工作时的项与年
　　在上海这段时间，项与年低调、沉着，与国民党的各阶层人物周旋，为我党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军事机密和情报，将国民党的阴谋扼杀在摇篮之中。
　　1934年年初，项与年接受组织安排离开上海，并将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在上海的同学照看。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项与年可以舍弃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和生命，项与年这种无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几经辗转，项与年来到江西省开展下一步工作任务。
　　为了掩人耳目，他更改了自己的身份背景，改名为梁明德。
　　来到江西后，通过各种关系，项与年进入江西省德安地区的第四保安部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并与我党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同志莫雄搭上线，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工作。
　　项与年来到莫雄身边后，为他出谋划策，上演了德安地区“共匪已经剿灭的好戏”，不仅保护了我党的同志，还迷惑了蒋介石，使莫雄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嘉奖，为后期我军获取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项与年的帮助下，莫雄“屡建奇功”，蒋介石对他颇为赏识。

　　1934年9月，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地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莫雄受邀参加。

（左起 莫雄，项与年，摄于北京颐和园）
　　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商讨关于对“对共产党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当时参与会议的有两百多人，可见这次会议的内容多么重要。
　　在会议中，蒋介石提出要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一个长达300公里的包围圈。大包围圈内有无数个小包围圈，每一个圈都有重兵把守和碉堡暗哨，守备极其森严，只要共党在包围圈内必定是瓮中之鳖。
　　不仅如此，此次围剿活动大概有国军部队150万人参与，计划一旦实施，6个月内，江西乃至全国的共产党必将全部被国民党歼灭！
　　当时，莫雄听到这个建议，心中十分惊恐，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的异端，他表现得十分淡定，还大声地表示赞同蒋介石的计划，蒋介石听到莫雄的话觉得十分欣慰。
　　然而，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莫雄也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之一。
　　这次莫雄能够成功打入蒋介石身边获取重要机密，项与年功不可没！

　　此次会议一结束，莫雄立刻回到驻地德安，将这一消息传达给项与年和卢志英，他着急地说道：“与年同志，志英同志，这个消息属实，必须立刻上报中央，否则整个江西地区和中央的红军将危在旦夕！”
　　蒋介石的计划十分周密，国军部队又装备精良，如果他偷偷开始实施计划，我军必定损失惨重！
　　项与年等人听了莫雄的话，也觉得这个消息非常紧急。
　　随后，项与年主动要求担任此次传达信息的任务：
　　
“莫将军，我去吧，我懂得客家话，问路的时候和老乡沟通比较方便，而且曾经我在上海有过伪装和潜伏的经验，如果遇到国民党我还可以蒙混过关。再加上，我对赣南地区的地形也比较了解，走那条路更近我也知道。”

　　随后，众人决定由项与年担任此次任务。
　　为了早日出发，大家连夜筹划如何送信。
　　最终决定，让项与年乔装成一个教书的先生，用特制药水将情报写在一本书的四个角上，第二天凌晨，项与年带着这本书出发去瑞金。
　　从德安到瑞金，路途遥远，需要经过十几个县城，比如永修、南昌、乐安等地。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盘查，项与年不能坐火车和汽车出行，只能靠徒步。
　　为了避免遇到国民党，项与年走的是山路树林和沟壑，而且他多数选择在夜晚出行。项与年一路上食不果腹，还遇到了很多危险，偶尔有国民党的关卡，他就以教书先生的口吻应对盘查。
　　有时候，他的身份会被国民党质疑，书本也被国民党搜查，但都通过他的智慧一一化解了！

　　到了南昌后，项与年知道这本书的秘密很快就藏不住了，于是，他联系南昌的地下党，帮忙把文件内容缩印在很小的纸张上，随后抛弃了教书先生的身份，以一个普通百姓的形象继续出行，同时他将情报藏在了自己的鞋底。
　　从南昌离开后，项与年依旧选择小路出行。
　　慢慢地，他发现，越靠近赣南地区，国民党的布防更加严格，即使是很偏僻的地方也有关卡盘查。进入泰和地区后，附近的村庄都贴了封条“进剿”。
　　如何过关卡又成了难题，之前都可以混过去，如今恐怕很难行得通。
　　项与年躲在关卡旁边的树林里思考了很久，该如何是好？突然，他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装乞丐，叫花子，装疯卖傻！国民党不可能揪着一个乞丐不放吧！
　　为了让自己贴近乞丐的形象，项与年将自己的衣服撕烂，头发弄成了鸡窝，乱糟糟的，然后他又在地上抓了一把烂泥巴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衣服上。
　　即便如此，他还总觉得差点什么，随后项与年捡起一块石头砸在自己的牙齿上，顿时，嘴巴出血了。
　　这还没有到他想要的效果，又忍着疼痛，拿起石头狠狠地砸了好几下，上下四颗门牙掉了下来。项与年的嘴满是血，还特别的红肿，此时的项与年，浑身又脏又乱，就是一个没钱的叫花子模样。
　　一切准备完毕后，项与年拿着一个棍子拄在地上，慢悠悠地向国民党走去，笑嘻嘻地对国民党说道：“老总，给口饭吃呗！饿了好几天了，给口饭吃！”
　　国民党看着这个又臭又脏的“叫花子”十分嫌弃，大声骂道：“死叫花子，快滚，没有吃的，一边去！再不走把你枪毙！”
　　就这样，项与年凭借自己惊人的演技蒙混过关了！
　　从南昌关卡通过之后，项与年顾不得身上的伤痛与疲惫，日夜赶路，丝毫没有休息，终于，在出发的第六天赶到中央苏区，将这个情报交给了中央。

　　项与年赶到中央苏区时，已经累得疲惫不堪，走不都走不动，终于，他看到了一个正在入口处负巡逻的红军战士，他立即呼喊道：“小同志！小同志！请问周恩来副主席在哪里？”
　　红军战士听到呼喊声而来，看着这位“叫花子”问道：“请问你是哪位？”
　　项与年有气无力地回答道：“我叫项与年，是江西地区的地下党。我与周恩来副主席是旧识，我有紧急情报传达！”
　　小同志听完项与年的话，随即将他带去了部队驻地，并将项与年带到了上级领导的办公室。
　　到了驻地后，驻地的首长立即与项与年沟通，并派值班室与周恩来联系。
　　周恩来听到“项与年”三个字，知道情况不妙，立即说道：“我要立即见项与年！”
　　随后，项与年被驻地首长派专人骑马护送到中央军委驻地，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一见到项与年，十分惊诧地看着他，然后开玩笑地说道：“与年，你怎么像个叫花子？怎么这个样子，哪有你以往的帅气？”
　　项与年听到主席如此开玩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严肃地对周恩来说：“首长，此次情报十分重要！关系整个中央！”
　　随即将情报递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这封情报的内容，也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与年，辛苦你了，本来应该先让你去休息的。不过现在恐怕不行了，咱们现在立即去见主席！”
　　然后，项与年和周恩来一起去了毛泽东的住所。
　　因为项与年拼死送出的情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活动”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国民党还在商讨“庐山会议的具体作战计划”，他们的包围圈计划还在襁褓之中时，毛泽东等人早已经提前部署，带着中央苏区的红军和中央机关的成员开启万里长征。
　　等国军赶到瑞金时，大部队早已离开。
　　这次中央红军能够提前筹谋，实行大规模地战略转移，项与年起着举足轻重地作用。这个“叫花子情报官”用自己的勇敢和担当为我党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此以后，“乞丐情报官”、“叫花子情报官”成了项与年在我军中响亮的名号。
　　项与年因为对蒋介石的计划比较了解，红军长征初期，他参加了长征先遣队的侦查工作，利用自己曾经谍报工作的经验为“长征”开路！
　　长征先遣队的工作完成后，项与年再次踏上返回上海的路程，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破坏敌人的供给线！

　红军长征
　　因为国军四处设下关卡、巡逻队伍，项与年刚在南京下船就被国民党抓捕，情急之下，项与年凭借自己的经验，表现得临危不乱，十分淡定，编了一套说辞。
　　国民党信以为真，就放他走了，项与年凭借自己的智慧再次逃脱，然后顺利完成任务。
　　为了不泄露自己的身份，项与年乔装成商人，辗转各地逃离上海，再换个身份准备回上海继续工作，国民党特务一路跟着项与年，追到赣江地区，项与年没了踪影，他们只能无功而返。
　　项与年看到敌军没了动静，再次辗转信阳、汉口地区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项与年更改自己的身份信息，从事地下工作。
　　项与年几经周折，不顾自己的安危，一心为党工作的表现让党中央欣慰和称赞！毛泽东等人也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1935年，项与年的身份被我党叛徒泄露，他再次陷入危机，为了保护他，党组织将项与年转移至香港地区。
　　1936年，项与年脱离国民党的视线，再次回到内地参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一工作。为了尽快劝降这两支部队，项与年先后前往长安、天津、沈阳地区，在中统内部工作。
　　项与年长时间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为我党后期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项与年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任职。
　　1978年，84岁的项与年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