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是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取经四人组”之一。自高老庄被孙大圣降服后，跟随唐僧一路西行抵达终点，修成正果受封为“净坛使者”。西天路上他的戏份颇多，存在感丝毫不亚于孙悟空。


这样一个艺术虚构的角色，在历史长河中却能找到他的原型，这就是魏晋之际的得道高僧朱士行，他曾创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N个“第一”。




汉族僧侣受戒第一人


朱士行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原因有三：1、他俗家姓朱，2、他的法号就叫做“八戒”，3、他确实有过西行取经的经历，时间线上比唐代的玄奘法师提前了三百多年。


小说中猪八戒出场时的法名唤做猪悟能，“八戒”这个名号是唐僧在高老庄收徒时，当面给他新取的：


那怪从新礼拜三藏，愿随西去。又与行者拜了，以先进者为兄，遂称行者为师兄。三藏道：“既从吾善果，要做徒弟，我与你起个法名，早晚好呼唤。”他道：“师父，我是菩萨已与我摩顶受戒，起了法名，叫做猪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师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实是我法门中的宗派。”悟能道：“师父，我受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厌，在我丈人家持斋把素，更不曾动荤；今日见了师父，我开了斋罢。”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那呆子欢欢喜喜道：“谨遵师命。”因此又叫做猪八戒。


——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而朱士行的法号“八戒”的由来，与小说家言略有区别。所谓“八戒”全称为“八斋戒”，即佛教为出家教徒所制定的八项戒条，具体包括：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欲，4、不妄语，5、不饮酒，6、不非时食(过午不食)，7、不打扮及观听歌舞，8、不眠坐华丽之床。如此严格的戒律，朱士行在受戒之后均能一一恪守。


朱士行于公元203年出生在颖川（今河南禹县）。三国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他在洛阳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出家受戒的汉族僧侣。


此时距离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史上第一座佛教白马寺兴建，已经过去了接近200年。两者之间为何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呢？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初期，发展十分缓慢。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传入开始，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154年间译出佛经（包括佛教教解等一切著作）共292部，合395卷，平均每部佛经不足两卷。在数十万卷的佛经里，这算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百余年期间，主要译经者共计12人，皆为印度、西域僧人，并无汉族僧人的身影。此时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下层民众，对于佛教都没有充分的认识。只是将其视为道术的一种，看作是道家的支派。


当历史年轮步入东汉末年的“前三国时代”，那些令大众熟悉的历史人物登场时，佛教在中国仍受到冷遇，甚至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当时很可能被纳入了“民间淫祠”，即非官方的祭祀和鬼神信仰之列。


曹魏政权的实际创立者曹操，他对于佛教的态度，目前缺乏史料记载。但当曹操任济南相（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时，出现了“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的景象，当时还属于“非主流”的佛教，大概率也在曹操的禁令范围内。


其后，曹操之后的两代继承人——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均受到先辈的影响而痛斥方士，下达政令严禁民间出现不合礼法的祭祀活动，佛教大抵也在被他们抵制的行列。除此之外，曹叡甚至还有过更为激烈的举动。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曹叡在位时曾试图下令拆毁宫殿西边的佛塔，但当时一位异域僧人充满神异色彩的举动，阻止了他的疯狂行为。这位不知名的外来和尚，以金盘盛水置于殿前，将佛陀舍利投入水中，顿时有五彩光芒放出。


这一奇异景象令曹叡被震慑住了，他感叹道：“自非灵异，安德尔乎？”于是，他下令将佛塔移至宫殿的东边，建造了数百间房屋供僧人居住与修行，并在佛塔的原来的位置凿成蒙泛池，种植芙蓉于其中。


尽管如此，朝廷不允许汉族出家为僧的禁令，并未因此而消除。直到曹叡的皇位继承人曹芳上台后，这条禁令才渐渐松弛下来。


公元250年，天竺国律学高僧昙柯迦罗大师来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戒律《僧祇戒心》，并就此组织了汉传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授戒活动，当时正在洛阳立志学佛的朱士行，借此机会而登坛受戒。“汉族僧侣受戒第一人”的桂冠，这才幸运落到了他的头上。朱士行因此扬名于青史。




朱士行的西天取经之路


就在朱士行正式受戒出家的整整十年之后，他创下了佛教史上的又一项“第一”：成为第一位西行求法的高僧。事情的起因，和小说《西游记》中玄奘西行取经的原因极其相似：


那法师在台上，念一会《受生度亡经》，谈一会《安邦天宝篆》，又宣一会《劝修功卷》。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象化金蝉》


在《西游记》中，玄奘是因为仅通晓小乘教法，对于更为高深的大乘教法一无所知，以求学和寻宝的心态，肩负唐王使命而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当然这与史实有一定出入，玄奘大小乘兼通，西天取经是为了求取原典以避传抄的错误，他的西行也并不是李世民委派，唐朝禁止国人出境，玄奘是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出去的。


朱士行西天取经的缘起与此相似。


出家为僧后，朱士行在洛阳日常讲解和钻研佛教典籍，他所使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译本——《道行般若》，又被称为《小品般若》。


在此过程中，朱士行的修行日渐增长，对于大乘佛教思想产生了的浓厚的兴趣。随着讲解和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该经文句艰涩难通，由于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导致语句前后不贯通，有些更是用汉语词汇直译，从而难以深刻理解通透其真正寓意，这就令朱士行的讲解研究的疑惑不断加深。


直到朱士行出家十年以后，有一位外来的僧人告诉他，地处西域的于阗国藏有《大品般若》的梵本，正是他所研读的《小品般若》的原本。这就促成了朱士行西行取得经书原本的强烈愿望。


此时是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已是57岁高龄。于阗相距万里之遥，之前从没有汉族僧人走过这条路线。因此，他的弟子几乎一致反对老师的冒险举动。但朱士行力排众议，毅然决定要亲自前往于阗求取真经。他从雍州（治所在今西安市西北）出发，开启了自己的西行取经之路。


踏上陌生之旅的朱士行，面临着方向难辨、气候恶劣、物资缺乏、强人出没等种种险恶条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以生命顽强前行的他，先过河西走廊到敦煌，又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于阗（今新疆和田），在那里如愿求得了《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共计六十多万言。


然而此时的西域诸国虽然大部分信奉大乘佛教，但于阗恰好是小乘佛教的中心，朱士行所取得的《大品般若》梵本属于大乘，在探知其来意后，自然就引起了当地僧侣教徒的敌对情绪，连于阗国王也加以阻挠，使得朱士行滞留于当地而无法返回故土。


经过20年的漫长等待和抗争，直至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朱士行所取得的经本才由其弟子弗如檀（汉译法饶，于阗人）一路护送带回了洛阳。而他本人却因为年龄太大等原因，再也无法踏上归途，最终客死于异乡，享年80岁。


朱士行的西行尽管只取得《大品般若》这一部佛教经典，但却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很大，在两晋时期掀起了研究高峰。


此外，他的西行求法活动，令中原汉地就此区分了印度佛教大乘与小乘，对佛教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竺法护、僧建、法显、释智猛等人，以及唐朝的玄奘，正是为探求佛理，步着朱士行当年的脚步继续西行之旅的。


史书所记载的朱士行，其为人品行“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完全不像《西游记》中猪八戒取经意志不坚的艺术形象，更接近于那个“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的唐三藏。


正如著名佛学家汤用彤所评价：“（朱）士行行万余里，在外二十余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于阗……真可谓弘法不惜生命者矣……四百余年后，玄奘忘身西行，求《十七地论》。二人之造诣事功，实不相侔；而其志愿风骨，确足相埒也。”朱士行的经历极其感人，他的这种精神更值得后人所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