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在《桃花源记》中，面对武陵捕鱼人的问询，桃花源中人说出了避世隐居的原因。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中一片怡然自乐。


那么，在古代中国，面对苛捐杂税、烽燧频频，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同桃花源中人一样，寻一处清静之地生活，莫非是古人后知后觉，没有发现迁居的好处吗？
 
当然不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民众向地广人稀区域迁徙的事情发生，只不过在史书中并没有什么知名度，经年累月下来，也就逐渐不为人所知了。


想要了解乱世民众的迁徙逻辑，不得不提到华夏民族的首次大规模迁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
 
所谓“永嘉”，正是晋怀帝司马炽于公元307年到公元313年使用的年号。永嘉年之前，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分藩诸王埋下动乱的祸根，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又孤弱无能，无力节制诸王。由此，西晋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司马宗王互相杀得人头滚滚，中原大地连年战火不熄、生产凋敝。因此，方兴未艾的西晋王朝骤然转衰，国内经济残破，社会矛盾尖锐。这么一来，内迁于中原的各地少数民族压制不住了，纷纷起兵反晋，先拔头筹的便是曾与晋武帝司马炎在洛阳有过一面之缘的南匈奴贵族刘渊。
 
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建国号汉，建元永熙，并开始进攻西晋。当青齐之地的起义军领袖王弥向北投靠刘渊后，汉赵席卷中原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永嘉三年（309年），汉军两次进攻洛阳，均为西晋击退。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会同石勒、王弥、刘矅等合击晋军，石勒一战于宁平城尽歼晋军主力，并杀晋太尉王衍及晋室宗王数十人，随即汉军一鼓作气围攻并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王公士民数万人。
 
不久后的建兴四年（316年），汉将刘曜攻入长安，晋愍帝司马邺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西晋灭亡。
 
西晋政府在北方沦亡，中原士民的大规模南迁也已经拉开帷幕。只不过，当时建立伊始的东晋政府，却被蜂拥南来的民众人数惊掉下巴，迁移而来的人口以万计，东晋政府甚至不得不设置侨置州郡，根据北来民众的原户籍所在地开辟新地，冠以旧名来安置民众。这种趋势几乎贯穿整个东晋南朝。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宋书·州郡志》
 
中原战火纷飞，士民纷纷南迁的同时，对具体迁入地的选择上也颇有不同。总体来看，永嘉南渡迁徙的对象覆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迁徙则表现为散居与聚居两种形式。一般来讲，未有侨州郡县，则为移民散居区，设立侨置州郡县大都为移民聚居区。
 
移民散居区除了星罗棋布于长江流域，也不乏有浮海南渡，“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之事，一时之间，中原北来的士民流寓于闽、粤地区。
 
至于移民聚居区，据历史地理学家陈寅恪、谭其骧的考证，永嘉南渡时中原士民的迁居地点主要分为三处：


沿汉水一线南下：
 
陕西、河南一带的士民溯汉水而下，最终抵达荆襄、长沙一线聚居。荆襄之地，拥万里长江最险之处荆江，据山水、握强兵，便可以汉水流域纵横交错的水网为防线，面对北方政权自守有余。
 
此外，江汉平原的水土本就宜于农业生产，早在先秦时期就被楚国开发，天然条件优渥，因此，移民而来的也多是中等士族阶层，经过再次开发，江汉平原亦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稻米产地，是南朝的补给大后方。
 
沿邗沟一线南下：
 
山东等地的中下层民众便是沿这条线南下至淮泗流域。迁徙到此的民众，大多是与世家大族一同南迁，多是逃亡的难民，但因为没有显赫的家世，东晋之初又有流民不得过江的禁令。无可奈何，只得停驻淮北。
 
他们南下之后，朝廷又当了甩手掌柜，“民无定主”的流民们，在淮泗一带或是结寨自保，或是并力固守。由于长期居住于南北两朝分庭抗礼的前线，这些流民所组成的集团的战斗力被激发，往往耐苦耐劳、骁勇善战，被组织成军队后，由“流民帅”率领。
 
闻鸡起舞的祖逖，正是彼时的流民帅之一。在流民帅的整合下，流民军在淮北广开军屯自给，战力更是不可等闲视之，多年来与北朝銮战的“北府兵”最早雏形，正是这些流民部队。
 
沿淮河一线南下：
 
从淮河一线南下抵达建康的，正是中原的高门贵阀、皇室宗亲。作为侨寄于建康的北来士族，他们积极与原本在江东的大族们展开合作，联手并力在孙吴故土上建立起东晋王朝。
 
北来高门集中迁至建康之邻的浙北、浙东、苏南等膏腴之地，并结境划界，招募流民为其庄园屯垦，避开了税赋，瓜分了政府基层的统治能力。正因如此，东晋一朝的高门大族始终有着睥睨皇权的底气。
 
永嘉以后，以淮河为界，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带逐渐形成了聚宗族、原籍贯而居的集群，后来“客家”的产生也可能发端于此。此种迁徙的形式，无论是对东晋南朝的社会、政治形态，抑或是长江以南土地的开发，均产生了殊为深远的影响。
 
流入大量人口的长江流域经过永嘉南渡后经年的开发，不再是曾经游离于中原文明外的九州隅角、边陲之地，昔日人烟稀少的瘴疠之地开始变为鱼米之乡。
 
此后，每每中原战乱疾苦肆虐，选择向南播迁至长江的民众络绎不绝，经济和文化重心已悄然向东南转移。


除了永嘉南渡的大规模迁徙外，若是为了逃避高额赋税和战祸，民众也会自发进入隐蔽山泽或徙入草原。这样的事例，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发生。
 
秦汉之际的汉匈边境民众难以忍受内地苛政，北上投靠匈奴，或是在汉匈边境上屯垦，或是流入各个部落，过上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汉成帝时期，陈汤击杀郅支单于后，呼韩邪单于在上表贺功时，也请求汉朝撤罢边境的驻军。对此，汉郎中官侯应在论证罢边十不可时提道：
 
“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匈奴），从其亲戚。”
 
当时边疆军属良民虽然地位不低，但生活上却普遍贫困，反而是逃到匈奴那边亲戚的生活要好一些。
 
而对于奴隶，侯应说：
 
“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也就是说，奴隶一旦逃到匈奴那儿便可恢复自由身，这是他们冒险出奔的一大原因。
 
作为边地人，侯应熟悉边疆事务，在《论证罢边十不可》中，十不可里有四不可都在强调：一旦放弃戍守，西汉边地的臣民会铤而走险逃到匈奴那边，可见当时在汉匈边地的逃亡情况有多么严重。
 
这样的事，在历代封建王朝并不鲜见，秦汉之后同样屡屡发生：
 
王莽执政时是百姓迁入山区的高峰时期，因新莽政府推行“为民整顿财政”政策，国内实施高压统治，将各类经营权收归国有，使得“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
 
因而，当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以后，“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民众们纷纷“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官吏也没法拿他们怎么样，经年累月之后，“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隐入山林）”，规模空前庞大。
 
三国时期，孙吴治下同样无法免俗，在长江以南、今各省交界处的山区，生活着被统称为“山越”、过群体生活的部族。据历史学家唐长孺考证，东汉末年以来，有很多为逃避赋税劳役的人选择匿居深山，与原本山中居民混居，朝廷也不加分别，对这些居住于山区的人统称为“山越”。


山越分布图。图源/网络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中对居住于丹杨（今安徽宣城市）一带的山越人有这样的记录：
 
“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
 
一直到三国时代，如何管制山民已经成了困扰当时政府机构、官员的难题。
 
民众遁入偏僻地区这类事件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失，反而形成一种惯例。五代时期，浙江淳安县东北的一处山地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乱时民众就迁移到此，取保护一地安宁之意，命名为“保安”；元末井陉县北的一处山地，也因地势“高峻崎岖，险不可攀”，百姓都避乱于此；明代，当明军战略收缩至长城防线，放弃河套、土默川等地后，同样出现了大批民众向北迁移投靠蒙古的情况……
 
明万历、天启年间，历任北京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广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深谙民事的谢肇淛谈及民众向荒僻地区避居时，在笔记《五杂俎》里做出了总结：
 
“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
 
虽然物质生产上不如中原富足，但对于贫困地区的民众来说，前往荒僻地区生活，能得到更为平等的关系和更宽松的环境，还能避免官吏的盘剥。这么看来，荒凉的草原、山区对农业文明产生反向吸引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文提到的多是民众自发向较为落后地区迁移。历史上同样也存在朝廷主导的向荒僻地区迁徙民众的情况。历代王朝中，朝廷主导移民成效最好的是明初的洪武永乐大移民。



明初地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朝初建以后，从元朝接手的是多年战乱留下的一片荒凉。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组织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移民浪潮中，受到特别“关照”的要数昔日的辽阳行省和云南行省。
 
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跨海攻辽，自旅顺登陆，一路长驱进入辽阳、沈阳，全取辽东。不久，明军击败盘踞于金山的北元名将纳哈出，东北宣告平定。但此时的东北地区，经过早年红巾军的扫荡，又逢后来北元军阀相互攻打，人口异常稀少，偌大的辽阳行省军民不过数十万。
 
面对辽东的赤地千里，明廷又要兼顾对北元的防守，只能从江淮、山东、河南大规模实施军事武装移民，并撤销辽阳行省建制，设立辽东都司，下辖制卫所，以军事机构兼管民事。
 
当时，东北地区各个卫所里的军士及其家属，成为明初东北地区人口的主要来源。而除了武装移民，当时移民民众的选择并不单一，明政府还积极招徕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东北地区生活，将其纳入明朝统治。
 
明廷为迁移进来的少数民族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并对原先授予的卫所官爵允准世袭。由此，大批女真、蒙古部落酋长被吸引南下，携部众定居辽东。多方努力下，饱经战乱的辽东逐渐恢复昔日的生气。
 
在云南，明朝同样采取了军事移民手段。洪武十四年 （1382年），明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给傅友德下了一道诏令，指导傅友德处理云南事务：
 
“云南既定，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 、四川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
 
之后，朱元璋又任命沐英镇守云南，设置卫所把控云南的各个交通要冲。这些南征军人作为镇守云南的军士留了下来，成为明朝在云南屯卫制度建立的一分子，逐渐由军户转变成民户，世代定居，最终成为云南居民。



黔宁王沐英画像。图源/网络
 
无论辽东还是云南，军事屯垦因移民得以顺利推行，中央与边地的联系空前加强，地处边陲的羁縻之地被纳入中央统治，从此北定南安。
 
当王朝的意志指向了荒芜的边陲，作为军户的民众便开始向偏僻之地迁徙，参与当地的屯垦建设。这既是国家统治的需要，也是迁徙民众安身立命的根本。


古人的迁徙，有的迫于时局纷乱、躲避灾祸，有的源于随军远行、屯垦边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他们见证了华夏文明逐渐走出地理格局的桎梏，从平原走向山林、走向草原、走向朔漠、走向雪山。
 

历经千年的沧桑变迁，烽燧消尽之后，华夏文明从黄河发端，以先人筚路蓝缕迁徙探索的足迹为纽带，连接五湖四海为一体，记载着过去，也展望着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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