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北方有窦宪击败匈奴勒石燕然，西方有班超经营西域扬名立万，东北方向有祭肜威震乌桓、鲜卑三十年，然而看似分散没力量的西羌却成了强大的东汉帝国的坟场。西羌足以打击汉族中国的力量绝对不如匈奴、东胡，但它正因为没有中心却形成了处处是中心的局面，各部落忽叛忽降，此降彼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它简直是后来的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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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前三世纪以前三分中国北方游牧世界，其后裔仍屹立与繁衍于今日的，是与东胡系东西遥遥相对的西羌系种族。生活于青、康、藏高原及其周围毗连地区的藏族，便属于这一系血统。羌人与汉族关系的开始，较历史上任何一个异民族都早，今日羌人后身藏族的藏语，在世界语言系统中也与汉语共同形成独特的汉藏语系，与蒙古语、通古斯语、突厥语的阿尔泰语系都不相同。所以，溯及上古，羌族可能很早便以黄河流域为居留地，其中一部分成为汉族构成前身之一。


当纪元前四世纪羌人因被汉族排挤而转移到达的汉族环境边缘—黄河上流域与其西，气候干燥寒冷，雨量微少，地理背景与蒙古相似，因此他们终究追随了胡人、东胡路线，而生活倾向于胡化。羌人分布甚广，青、康、藏高原全域荒凉而干燥，适于牧而不宜耕，因此为汉族所舍弃，却成了羌人活动天地。西羌其中一部分在汉朝领土内附属于汉族，而另一部分又非汉朝主权管辖所及的形势，到后汉后期，终形成汉朝政治的痼疾。


汉朝与匈奴对立时，青海、甘肃诸羌参加匈奴联盟，对汉族中国侧面的严重威胁，所以汉朝有纪元前二世纪后半攻取河西走廊而切断羌、胡联系的战略决策实现。前汉宣帝时期，名将赵充国控制西羌政策制定后，迄于王莽时代约一百年间，汉、羌关系多数时间都能和平相处，西羌依是否住居汉族中国境内并受汉朝支配而分划两个部分的形势，也从而铸定。


经过王莽篡夺而至后汉政权建立，迁入汉族中国以内居住的异民族中，羌族徙居位置与他们源源不绝而来的趋势堪为注意。前、后汉之交的内乱，最遭损失是首都长安所在地关中，更始、赤眉连续不断的战火，使这个全国精华之区，以长安为核心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辅”，破残不堪，死亡与流失，更令这一区域人口数字急剧跌落到仅剩前汉太平盛世的五分之一以下，因此而后汉国都不得不改建到河南洛阳。情形特为严重的，又是三辅西侧以及泾水、渭水上游，汉族中国西部边境重要战略地带，亦即前汉倾全力才掌握的河西一带凉州诸郡，愈成为触目荒凉。
 
位于凉州以外的羌族，自光武帝建武九年（纪元33 年）在狄道恢复设置护羌校尉，以及第三年西北事务专家名将马援对边境叛羌大攻击结束，投降者被安置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以来，于是堂堂三辅“帝王之都”，便因迁都后朝廷漠视关中，轻易被划为异民族居留地区。自此从青海、西康移住陕、甘、川三省的内徙羌人，一波波连续不断，一世纪末，且曾出现“和帝永元六年（纪元94 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后汉书》西羌传）的惊人记录。
 
“内属”者之外，站于汉族中国外侧部分的羌族，一部分又是所谓“奉贡”，如一世纪后半明帝永平时，汶山郡以西，西康省“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便是。其余的，都非汉朝政府支配可及。 6park.com



东汉形势图
 
所以，汉朝国境以内是羌，国境以外也是羌，国境外有服从的羌，也有非服从的羌。在后汉政府以异民族补充汉人不足为唯一边郡政策，而国外羌人要求内属之势又久久未停止的情况下，到二世纪初以后，外戚、宦官斗争与朝廷政治权力下坠，地方恶势力造成，新内属羌人更因与汉族相处时间尚浅，其“难驯”被引为共通印象。地方官、豪族对待他们，心理上是蔑视，态度上是压迫，西北羌人问题，于是便充满了危机。羌变、羌乱的导发成为不可避免。
 
所以，羌人暴动，一是正值后汉统御力解体外征的并发症期，二系汉族“吏人”“豪右”激起的反抗运动。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时间上延续半个世纪，变乱范围之广，也自宁夏南部、青海东郡、四川北部，延及河南西部，几乎遍及黄河流域西半部都是，所谓：“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羌乱进入中期，顺帝永和年间，战争且突破西北并、凉二州界限，包括了河北省在内，自西至东的汉族中国北方整体并、凉、幽、冀四州。


西羌足以打击汉族中国的力量绝对不如匈奴、东胡，匈奴、东胡在后汉都未给汉族中国制造大困扰，而不可能构成如匈奴般压力的西羌却引起了莫大风波。西羌问题，也构成后汉政府最严重与处理最棘手的难题，其原因，羌变的发展与处置，较一般叛乱都不能相同。
 
羌族人多种繁，他们的行动是个别的，虽然羌祸如传染病蔓延似，从局部事件发展到全面性，却没有中心领导与有系统的组织，每一分散的部落都有其自由意志，彼此可以一时联合，立刻又容易解体，任何部落首领的叛或服，都出自一时情绪冲动，也只代表自己这个部落。所以，后汉政府必须区分他们叛、顺，叛乱羌人又必须各个击破。而镇压或招抚一个部落，又只得到一个部落的效果，不但费力，也事倍功半。更严重的，忽叛忽降，此降彼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连已获得的征服效果也不容易稳定，此其一。
 
其二，后汉时代，内属诸异民族与汉族间的战争，性质都已转变为汉朝内乱，唯有羌乱比较特殊。他们在汉族官员、豪族高压之下有其种族仇恨，因此也具备民族运动外貌，虽然他们从未存在为什么战争的政治意识与激发全体一致认识。但汉朝国境内外羌人平时便互相交通，战争期间又相互煽动与勾结的事实，以及当内属羌人叛出国外，国外羌人却倒转又在同时要求内属，便愈陷事态于复杂。换言之，内乱可以扩大为外患，外患又会转变为内乱，内乱便是外患，外患又牵连内乱，战争性质很不容易区别。
 
羌乱成因、性质、发展，既都异于一般叛变，自造成政府莫大困扰。后汉政府如何对连续半个多世纪野火燎原式的羌人暴动焦头烂额，不难从《后汉书》西羌传所记录，前后三次扑灭高潮中所投下巨大军费的数字而知：
—— 安帝永初元年（ 纪元107 年） 羌乱初起十多年间，二百四十亿。
——一世纪四十年代，顺帝永和以后数年间，八十余亿。
——一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桓帝建和以后十多年间，四十四亿。


这些笔军费支出统计，如果与后汉政府每年例行津贴南匈奴的一亿九千余万与西域维持常年经费七千四百万比较，将吃惊于消耗财力为到达何等程度。应征兵士与战区人民死亡于刀锋或饥饿、惊惶中的人力损失，尤为无可计数。长期暴动最后终激怒了汉朝将领，专门从事残酷大屠杀，特别是对羌人怀有极端厌恶心理的段颎。


《后汉书》段颎传便等于一篇血腥账目，自桓帝延熹二年（纪元159 年）他继任护羌校尉，离职后再任破羌将军的几年间，死于他屠刀下的羌人，统计达十万人之数。其间且创下四千人叛变而一次杀戮三千人的纪录，理由是羌人“诛之不尽”与“上天震怒，假手行诛”。到灵帝建宁二年（纪元169 年），所谓羌祸，才因这位刽子手的恐怖手段而宣告结束。
 
西羌从未被汉朝视为强大敌人，羌祸的破坏性，却较任何汉族自身或其他异民族叛变都严重得多。《后汉书》西羌传“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两州，遂至虚耗”的结局记载，可谓简明扼要。这个民穷财尽结局的造成，汉族地方官对其前因后果固须负起绝对责任，而暴动初起阶段，汉朝决策者也犯下错误。


甚至放弃凉州全境也有人主张，这个意见虽未实现，但陕、甘两省的全域，陇西、上郡、北地、安定诸郡汉族居民，却先后都不惜用破坏他们在原住地经过若干代辛勤经营的产业，强迫移住内地。这种上下失御，以及逃避现实的撤退主义，同时期西域问题同样如此，正都代表了汉朝气运没落的注定难以挽回。措置非只无补实际，又显然伤害汉族居民利益，节外生枝招致了自身汉族人民的反感。
 
羌变虽平，连连兵荒马乱后的旱蝗饥荒都相继而至，社会不安与人民痛苦已非地区性而扩展到全国，后汉谷价最贱时每斛仅三十钱，便因羌乱而安帝时已猛涨为“谷石万余”。趋势继续发展到灵帝中平元年（纪元184 年），大规模汉族农民暴动的黄巾之乱，终于继羌乱爆发，在此期间，因扑灭黄巾而崛起的大小军阀，与采取武装自卫恣态的各地豪族，相偕抬头。


而社会秩序脱幅与经济崩溃形成，仍以羌祸最剧的西北地区为最严重，汉朝最末一代献帝兴平元年（纪元194 年），三辅且到达“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后汉书》献帝纪）的骇人地步，衰运中后汉结局的被支解乃无可避免。所以，后汉政权致命绝症系由羌祸引起而引发，实为出乎意料。谓后汉政权被二世纪长期羌祸拖垮，也非过分夸张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