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一词，最初指中国道教的一位重要的神，它源自被人们神化后的北极星“天皇大帝”。由此，有观点认为“天皇”这一称号在形成过程中曾深受道教影响。但笔者认为， 若要说“天皇”称号曾受到过道教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不过只限于借用称呼罢了。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与天皇直接相关的神话、观念等实在鲜少受到道教的影响。众所周知，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与北极星并无瓜葛。换言之，与天皇有关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不受道教影响的。所以，过分强调道教对“天皇”称号的影响极不恰当。


另外，过去在做口头陈述或使用宣命体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训读的方式称呼“天皇”为“スメラミコト”。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天皇”这一统治者称号所蕴含的理念应该与其训读的意义密切相关。


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天皇（スメラミコト）”的“スメラ”源于动词“统治（スブ）”。而今这一观点已被证实并不成立。正如西乡信纲所言，“スメラ”来源于“澄澈（スム）”。所以，笔者认为，“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作为一种在政治上、宗教上圣化的具有神圣超越性的特殊尊称，其作用在于肯定王权的存在。


《万叶集》之所以频繁使用“大王（オオキミ）”指代天皇，而非直接使用“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一词，正是因为“大王（オオキミ）”是民众使用的词语，而“天皇（スメラミコト）”则与百姓的生活相隔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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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集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


相较之下，“天皇（スメラミコト）”是一个特殊的新造词，通常它只在国家级的典礼仪式上才会被使用。所以，这样的词不适合出现在表达日常情感的和歌中。


“スメラミコト”这一词语的内在含义其实与新统治者称号“天皇”的本质吻合。“天皇（スメラミコト）”应该是在天武天皇被尊为神时新造出来的词，其目的是要强调天武天皇具有圣化的神圣超越性。因此，“天皇”这一统治者称号不同于日常用语，它具有特殊的宫廷语性质。


在“天皇”称号制定的同时，“皇后”与“皇太子”的称号及地位也被确立下来。它们显然受到了中国王朝“皇帝”“皇后”“皇太子”等一系列称号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罗等各国则仅使用“王”“妃”“太子（世子）”的称号。


因此，有观点认为与“皇后”“皇太子”配套使用的“天皇”称号，比新罗等国使用的“王”的称号规格更高，它相当于中国的“皇帝”称号。换言之， 该观点认为“天皇”的“皇”与“皇帝”类同。


另一方面，“天皇”的“天”则与“天神”，甚至至上神“天照大神”类同。正如“天日嗣”“天孙”那般，有不少与天皇直接相关的词都使用了“天”字。“天皇”的“天”相较于“天神”，应该只限于表达“天照大神的子孙”之意，以此来展现“天皇”的神性由来已久。


总而言之，“天皇”二字包含了两种观念：“延续天神系谱的神”以及“与皇帝同级的统治者”。“天皇”称号大体源自日本固有的神话观念，鲜少受到道教的影响。 6park.com

作为天武天皇的尊称诞生的“天皇”称号，和几乎在同一 时期形成的“日本”这一观念，可以说是天武朝时期蓬勃发展的“天”与“日”王权意识形态的产物。


逃离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半途中曾在伊势的迹太川河畔遥拜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大海人皇子在壬申之乱中获胜，即位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下令恢复了让未婚王女做大王（天皇）代理人侍奉天照大神的斋宫制度，并将自己的女儿——大伯皇女派去了伊势神宫。另一方面，伊势神宫作为祭祀皇祖神天照大神的神社，其地位更是陡然提高。


而与此密切关联的是进一步系统化的王权神话。


据《古事记》的序文记载，天武天皇决意对“帝纪”（倭国大王家的系谱）与“旧辞”（与倭国大王家有关的古老故事）“削伪定实”。于是，天武天皇命二十八岁的舍人稗田阿礼“诵习”（一边背诵，一边学习其读法）“帝纪”与“旧辞”。这便是编纂《古事记》之始。


天武天皇十年（681），天武天皇下旨正式编纂国史。而其下旨编纂的国史就是之后于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日本书纪》。


换言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都始于天武朝时期。而这正意味着在该时期，神武天皇即位前的王权神话得以逐渐成其体系。


天武朝时期是天照大神的重要性陡然提升的时期。在该时期，有关天照大神的祭祀活动及神话传说不断被充实完善。天照大神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太阳神，还是天神中的至上神和被神化的“天”。


换言之，天照大神拥有天日合一的神格，而这一性质则在“天照大神是照耀天空的伟大之神”这一语义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天照大神＝天神＋太阳神


从这层意义上说，倭王权是在天武朝时期有组织性地宣扬“天”和“日”的意识形态的。也正是从该时期起，王位又被称为“天日嗣”。


在天武朝时期，倭王权不仅确定了“天皇”的称号，还确立了“日本”的国号。正如吉田孝所言，倭王权在国号之中放上一个“日”字，是有其深刻内涵的。“日”指太阳神，即天照大神。倭王权将“日本”定为国号，意味着倭国是太阳神的子孙——“日之御子”统治的国家。


但是，吉田孝指出，通常而言， 国号“日本”就如同“日出处”的表述一般，它是一种在唐朝中心论视角下，为解释日本是位于日出方向的国家而创生出的概念 。而吉田孝是不赞同这一说法的。


他认为如果国号 “日本”原本就带有“由太阳神的子孙统治的国家”这样的神话观念，那么基于唐朝视角来解释“日本”由来的说法，将无法与原有的神话观念保持统一。


最近，石崎高臣提出，“日本”可直译为“日之本源”，即太阳神正下方之国。换言之，这样的阐释带有“日本是位居世界中心的国家”之意，显然这种阐释来源于以王权神话为基础的日式中华思想。


在“天”“日”王权意识形态蓬勃发展的天武朝时期，统治者称号“天皇”与国号“日本”诞生。可以说，统治者称号“天皇”与国号“日本”中含有“天”“日”二字绝非偶然。它们表示在升格为神的带有强烈卡里斯玛性质的天武天皇的统治下，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现神”——“天皇”，以及位于照耀天空的太阳神正下方的国家——“日本”诞生了。


综上所述， 无论是“天皇”，还是“日本”，它们的诞生都与天武天皇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6park.com

如若不及时采取措施，随着卡里斯玛式的统治者天武天皇离世，与天武天皇的人格紧密关联的统治者称号“天皇”以及国号“日本”将消失于世。所以，天武朝时期到持统朝时期，倭王权逐步制度化天武天皇拥有的“神权”，并神化统治者的地位。


为了能够找到与升格为“神”的统治者相匹配的制度与仪式，天武天皇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例如，天武天皇在传统祈求丰收的仪式—新尝祭中加入了服装、礼仪方面的要求，创造了大尝祭。


天武天皇在位期间，曾多次举办这样的大尝祭。而后世的天皇则仅在即位时举行大尝祭。这也就是说，在天武天皇时期，大尝祭还未被定性为一代一次的仪式。


此外， 天武天皇还将飞鸟净御原宫的正殿（相当于虾子郭）命名为大极殿。这一名称在藤原京以后得到继承。藤原京之后，大极殿的一部分（大极殿院）也逐渐成为天皇的专属空间，旨在从视觉上彰显天皇的超凡权威。


不过，在天武朝时期，在传达重要旨意、天武天皇主持飨宴时，天武天皇还是会将臣下召集至大极殿。那时，大极殿还不是天皇的“专属空间”。而大尝祭和大极殿具备后世所见的形态，真正起到天皇神权再生产的作用，则已经到了持统朝时期。


此外，天武天皇还着手兴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都 城——藤原京，并开始编纂《飞鸟净御原令》。这两项工作皆完成于持统朝时期。可以说，“天皇”的称号和“日本”的国号都是通过《飞鸟净御原令》得以进一步制度化的。


持统天皇即位之际改革了即位仪式，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持统天皇四年（690）元旦，持统天皇代理朝政三年之后正式即位。在即位仪式上，中臣大岛率先宣读了众神祝福天皇的“天神寿词”。其后，忌部色夫知献上作为权力象征物的剑和镜。紧接着，持统天皇登坛即位。之后，群臣排成一列，绕坛转圈，行拜礼和拍手。


这是《日本书纪》记载的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登坛”部分是笔者的推测），它与之前倭国大王的即位仪式大有不同。


首先是在仪式的开头，中臣大岛宣读了“天神寿词”，忌部色夫知献上了权力象征物，这一流程在日本的历史上当属首次出现。尔后，它成为后世天皇即位仪式的惯例。


在即位仪式上宣读众神的祝词——“天神寿词”，相当于在大王的即位仪式上表明，大王已接受了天神的“委任”。而在改革后的仪式中，天神只是祝福新天皇即位，可以说天神的地位被降级了。


此外，虽然忌部色夫知献上权力象征物部分继承了之前群臣献上权力象征物的仪式传统，但是新仪式却固定该环节日后将由忌部氏继续实施。如此一来，大王经由群臣推戴即位的意义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过往的大王即位仪式的核心是，群臣推戴新大王，大王接受天神的“委任”，但在持统天皇之后，上述情况逐渐消失，新天皇即位的合理性转而来源于其“日之御子”的血统和先帝主观的意愿，王权的主体 性在仪式层面得到确认。


在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群臣对即位的新天皇行拜礼以及拍手。这里所说的“拍手” 指“柏手”，这是一种至今仍然保留的拜神仪式。在即位仪式中行“柏手”拜礼，意为将天皇视作“神”来崇拜。持统天皇即位仪式上的“柏手”拜礼在日本历史上当属首次。


之后，在即位仪式中行“柏手”拜礼在后世成为惯例。此外，在基本类同于即位仪式的元旦朝贺仪式上也出现了“柏手” 拜礼的身影。如此一来，每逢元旦朝贺仪式或即位仪式，人们都要用拜神仪式向天皇行拜礼。这一仪式环节成功地将天皇是“神” 的观念灌输给人们，使得日后该观念在日本社会逐渐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与此前大王的即位仪式在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持统天皇将即位仪式改造成了符合天皇“神”之地位的仪式。


但是，持统朝时期的即位仪式与奈良时代以后的即位仪式仍存在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持统朝时期的即位仪式是在坛上举行的， 而奈良时代以后的即位仪式使用的却是大极殿中央的高御座，藤原京竣工后，文武天皇首次在即位仪式上使用了高御座。


文武天皇于文武元年（697）八月一日即位，于同年八月十七日发布宣命以宣告即位。考古人员在飞鸟池遗迹出土的木简上，发现了这份宣命，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宣命。由此可见， 宣命体应该形成于持统朝时期。


这份宣命开头写道：“现御神大八岛国所知天皇大命诏大命，集侍皇子等、王等、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诸闻食诏。”后来的宣命也都沿用了这一格式。


总而言之，宣命就是下诏，意为将天皇所说的话宣读给在朝庭列座的臣下听，是和文体的诏敕。即位等与天皇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都需要用宣命宣布。而宣命中频繁使用“现神（明神） 御宇天皇”或“神念”等词，都旨在强调天皇作为“现神”的身份。


换言之，“宣命”是为了向臣下传达作为“神”的天皇的旨意而被创造的文体。


如果天皇想以“神”的身份现身于群臣面前，那么天皇就 需要一个与之相称的舞台装置。从天武朝起，至持统朝、文武朝，该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具体而言，该工作的成果有：面目一新的即位仪式、大尝祭、大极殿、宣命等。“现神”“天日嗣”“日之御子”“高御座”“皇祖”“皇孙”等与天皇直接相关的术语也逐渐形成于这一时期。



通过上述措施，天武朝时期确立的超凡的神权通过制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随之，现神“天皇”所统治的“日本”诞生，古代天皇制也就由此形成了。


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意味着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升格为神，成为日本“天下”的终极权威。但是，“天皇”称号说到底不过是日式“天下观”的产物，它仅在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有限“世界”中适用。


日本的统治阶层早在遣隋使的时期就认识到，倭国式的“天下观”并不被中国王朝认可，唐朝更不会轻易认可而今兼具神权和准皇帝资格的“天皇”称号。


因此，日本统治者在呈递给唐朝的国书中没有使用“天皇”称号，而是使用了“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的称号，虽然这种把戏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在奈良时代，对与日本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渤海等国，日本统治者则使用了“天皇”的称号。


这种对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统治者称号的行为表明，日式“天下观”是一种孤芳自赏式的天下意识（大司马按：其实跟中原王朝同理）。以此理念为依据创造出的“天皇”称号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之后，直到今天，天皇制度一直存续。究其原因，在日本历史上，从最开始的天皇到摄政、关白、院（上皇），再到武家政权、明治政府，真正的统治权虽发生过数次转移，但作为“神”的天皇始终拥有赋予统治权正统性的终极权威。


幕府将军再牛逼
在天皇面前也得跪


公元 7 世纪末“天皇”称号形成后，在日本人的观念中， 天皇就一直既是“神”，又是日本“天下”的终极权威。二战战败后，昭和二十一年（1946），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天皇的“神性”遭到否定。从那时起，天皇已不再是终极权威，而只是一种日本国家的“象征”。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日本列岛的统治者绝非自太古以来就是“神”。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中获胜，被人们尊称为“神”。而正是这样身负神权的天武天皇才是现神“天皇” 与“日本”的缔造者。


换言之，不论是“天皇”的称号，还是“日本”的国号，它们都是那个诞生了卡里斯玛式统治者的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


在天武天皇驾崩后，天皇成功铸就了作为日本国终极权威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倭国的统治阶层有组织地神化大王，完成了倭国大王由“治天下大王”升格为“现神”天皇的过程，古代的天皇制最终得以确立。本书阐述的正是这一历程。


“天皇”作为现身于俗世的“神”且拥有终极权威的概念， 绝非日本列岛历史固有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为创制出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那般，日本的天皇制度便是“传统的发明”的一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