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6年的日本大正时代，曾有过一段经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被人称为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小阳春时代”。
但这又是一个常被忽略的时期，它缺乏明治维新的波澜壮阔，也没有昭和的惨烈破坏。大正时代的日本，已经吸收了半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在物质精神上汇集为市民社会，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大正时代的东京。来源/网络
然而，历史已经透露答案，日本并没有安于平静，大正时代结束后，军国主义迅速抬头，将整个国家带上了疯狂的战争之路，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惨痛灾难，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这是为什么？ 
政党政治的兴起


在说大正时代的日本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大正时代开始前的基本背景。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因战争而发行的外债本息已经超过年度预算的2倍，达10亿日元。日本虽说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得到沙俄的战争赔款。为了还本付息，只能继续借外债。同时，日本军部仍在追求扩军，由于财政乏力，只能依靠增税、削减行政和财政支出。就这样，一边想尽办法筹钱、一边用尽手段花钱，日本内阁与陆海军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结果是内阁和大藏省抑制陆海军的扩军预算要求，海军和陆军为争夺有限的预算资源再度发生争吵，迫于压力，陆军出身的时任首相兼大藏大臣桂太郎，不得不于1911年辞职。西园寺公望接任日本首相，重组内阁。西园寺公望出身政友会，这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日本政党，代表日本封建地主和财阀及具有这种背景的政客利益，受三井财阀直接支持。

桂太郎。明治、大正两朝元老重臣。日本第11任、第13任、第15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陆军第一长老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在山县有朋隐退后成为其代言人，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并策划吞并朝鲜。是日本有史以来任职时间第二长的首相，他与山县有朋一样反对政党政治，主张藩阀统治。这一时期因为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登台组阁而被称为“桂园时期”。来源/网络
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其子嘉仁登基，年号取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意味着“伟大的正义”，简称“大正”。
不过，嘉仁天皇是个病秧子，他一出生就得了脑膜炎，此后病情时好时坏。他登基后，曾整整三年不能正常走路和说话。面对这样一位毫无主政能力的天皇，日本陆军元老山县有朋推荐桂太郎重新入宫担任内大臣，大正天皇则完全听任桂太郎摆布。当时的人们一度称桂太郎为“躲在龙袖后面的人”。


山县有朋，日本第3任、第9任首相。长州藩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在日本军队和政府中势力庞大，是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时代。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来源/网络
同时，《万朝报》发文宣示：“所谓武士道是封建遗存，其名甚是不祥。”“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要开辟以天皇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政治。”  
1912年底，西园寺公望内阁同样拒绝了陆军的扩军议案，陆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辞呈。在山县有朋的指示下，日本军部直接把内阁搞垮。同时，山县有朋游说桂太郎组织第三次内阁。桂太郎一上台就借用天皇诏敕的力量，克制“海军罢工”，要求海军大臣斋滕实留任，其后又几次奏请天皇下诏敕压抑民论。
桂太郎乱发诏敕，引起广大民众和各政党的极度反感，以新闻记者、律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要求实现政党内阁。桂太郎两次拿出天皇的诏书都无济于事，1913年2月，几万愤怒的示威人群包围国会大楼，仅在职不到两个月的桂太郎被迫辞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正政变”。


大正天皇。来源/网络 大正政变，资产阶级政党达到了推翻藩阀统治的目的，藩阀官僚面对日益壮大的政党势力，终于无法维持其专制地位。1918年，因米价上涨、平民生活困难，日本各地发生“米骚动”，蔓延全国22个府县、88个地方。米骚动是渔民自发行动，却席卷全国，包括农民、市民、学生、工人、受薪者等各阶层都动员起来，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线。长州阀出身的寺内正毅内阁因此倒台，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
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原敬政友会内阁的阁员，除陆、海、外三相外，均由政友会党员出任。外相内田康哉虽非政友会党员，但他对政友会一向表示好意，并加以援助；而陆海两相之所以未由政友会成员充任，则是因为内阁官制的限制，不准由政党党员担任。原敬本人是没有爵位的政党总裁，因此也被称为“平民宰相”。
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身亡，高桥是清受命组阁，并接任了政友会总裁之职。然而，继高桥之后的几个内阁都是非政党内阁，全部阁僚都由贵族院成员组成。
1924年，政府决定解散议会，但大选的结果是宪政会战胜非政党势力，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由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再次组成了政党内阁。1925年3月，国会通过了普选法，25岁以上具选举权的男子从328万人骤增到1240万人，扩大了民意政治的基础。
从此时起，直至昭和7年（1932年）犬养毅内阁垮台时止，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日本政治史》作者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 
厌战情绪的高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海外订单涌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欧洲成为世界外销工厂。大阪、东京成为世界闻名的大都会，日本动漫《鬼灭之刀》中的人物灶门炭治郎在第一次来东京时，看到车水马龙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行人们很多都穿着西装、戴着礼帽，他不禁惊呼：“城镇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大都会景气的热潮，进一步促使大众文化的拓展，电影、广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园球赛，成为一般庶民的娱乐活动，而今日我们熟悉的可尔必思、松下电器、坂急百货，都是发迹于大正时代。
日本现象级动漫《鬼灭之刃》的几个角色是大正时代的典型，“鬼王”无惨穿的是西式绅士装，“鬼杀队”主公则是传统和服，鬼杀队制服是立领学生服加上各有特色的和服羽织，这是大正的浮世百绘。

《鬼灭之刃》鬼王无惨的西式装束 在这样一个时代下，日本人厌烦与战争有关的东西。作家夏目漱石曾严厉批判军国主义，认为战争除了破坏文明，不会有任何成果。当时在民间，青年已经不想再为弘扬明治精神而无怨无悔地为皇国“奉公”，他们觉悟到自身应有的价值，因而要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的人甚至逃避征兵，理由是服兵役浪费时间、妨碍实现人生目标，而且兵营里毫无趣味。这种厌倦兵营生活者已非少数，当时的流行歌曲唱到：“我撇下双亲妻儿来当兵，哭泣三年而归，家屋却在漏雨。” 
日本政治体制的缺陷


由此可见，如果日本沿着大正时代的路径前行，或许不会走上后来的深渊。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昭和时代，日本最终走向了疯狂的自我毁灭之路。
首先来看日本政治体制上的缺陷。日本大正时代的政党普遍缺乏民众根基。在当时，内阁首相的人选要先通过元老举荐，再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例如原敬，虽然他是平民政治人物，但事实上，他是高阶武士的后裔，并且在政府高层有较好的人脉关系。上台后，他也采用了雇佣职业打手恐吓对手一类的手段。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由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
虽然元老们并非都反对政党政治，例如元老西园寺公望就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但是在元老的长期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只有元老才能维持对军部的牵制。这就使得各政党始终像是襁褓中的孩子，缺乏独立性与斗争性。他们不努力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当元老相继去世，漂浮无依的政党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任由军部为所欲为。
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也始终未能掌控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军队，无法拥有军队统帅权，政府的行政权力便大打折扣。

在明治宪法体制中，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这就确保了名义上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编制权。这种“主权在君”的立宪思想，给日后的军部崛起提供了机会。在昭和时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刺杀政府要员、推翻民主政治，再以天皇的名义来发动所谓的“圣战”。
例如1931年，关东军的一群中阶军官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军部迅速介入并扩大战事。然而，若规礼次郎领导的政友会内阁却无力解决危机，几个月后辞职了。若规之后出任首相的犬养毅，试图控制军方，但在就职几个月后就被极右翼海军军官暗杀，此后日本再无代表政党的首相。
再来看当时日本的经济危机。在大正时代表面的繁华背后，却是暗流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成就了一些大企业和个人暴发户，正是这批暴发户制造出大规模的贫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触目惊心。例如1918年，日本一些米商和大地主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得米价不断暴涨，广大贫苦农民怨声载道。终于，渔民们忍无可忍，纷纷聚集起来，袭击米店，这就是“米骚动”。


大阪米骚动图。来源/网络 尽管东京等大城市歌舞升平，但日本的农业依然是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乡村仍然贫穷，信息仍然闭塞。大家看《鬼灭之刃》里，灶门炭治郎一家住在小山村，炭治郎作为哥哥，小小年纪就要每天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去附近的城镇卖炭来赚钱养家。炭治郎加入鬼杀队后，有一次和队员伊之助、善逸去火车上执行任务，当同样出身农村的伊之助看到火车时，大叫“这生物是什么啊！”“这家伙一定是那个，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炭治郎则认为火车，“说不定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啊。”要知道此时明治维新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火车。
如果我们对大正时期的历史稍微了解，就会发现动画里的剧情并非刻意搞笑，它其实是当时日本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从1926年至1931年，农村现金收入指数从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2倍以上。 
日本帝国走火入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重新回归亚洲市场，经济倒退和不景气开始袭向日本。在《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的影响下，日本的重工业开始走向低迷。
1923年，日本又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关东大地震。东京的市民们有的被大力甩出屋外、有的被迎面而来的房屋残骸压住；而侥幸逃出的市民，又掉进路面的大裂缝里，被涌出的地下水淹死；有生还者急着想爬出裂缝，没想到余震却把他们挤死在裂缝中。更有西方游客目击了恐怖瞬间：一列横倒的火车从山上一路滑了下来，横扫过山脚下整个村庄，卷着巨石、村庄数百个村民一路冲入大海，不出几分钟，海域浮现大面积的血红......


关东大地震。来源/网络
这场大灾难造成10万余人丧生，300多万人无家可归，震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它引发了各种社会危机，也进一步诱发了潜藏在岛国民族内心深处的危机意识，当时日本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完了。
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总有一天要沉入海底、万劫不复，因此，开拓海外生存空间，尤其是通过侵略中国转嫁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成为日本政界、财界、军界甚至包括被舆论误导的国民的共识。
巨大灾难给了军部好战势力上台的机会，军国主义绑架了日本政府，日本为弥补灾害的损失和资源不足、摆脱国内危机，制定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进一步促使日本在穷兵黩武的不归路上暴走的诱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发放了很多“救灾票据”，它是由政府直接补偿、让日本银行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灾区支票。日本银行的此项贷款高达4.3亿日元，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导致日本出现1927年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中，全国有四分之一的银行破产。本来已经够惨了，想不到1929年美国的金融大危机又开始席卷全球，日本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日本街头。来源/网络
那些生活在农村和城市底层的人们普遍认为，罪魁祸首就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个人主义以及都市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邪恶的、腐败的、恶臭的。既然这些制度未能阻止日本的经济一落千丈，那就试试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制度如何？或许这是特效药。这个时候，军方趁机呼吁，要求通过领土扩张政策来解决日本所面临的灾难。
这说明当时所谓的东西方文明的碰撞都流于表面，早在明治时代，思想家永井荷风就认为，崇拜西洋不在于西洋的物质文明，而在于植根在西洋人胸中的根本思想。明治时代欧洲文明的输入“实在是丑恶之极”，“明治的生活趋向浅薄恶俗”。日本人表面上西洋风，其实骨子里还是大和魂。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渴望天皇保护自己的小私有，渴望对外扩张带来的民族强大的幻影自我麻醉。他们和大正民主运动背道而驰，其主张是历史的倒退。
早在1919年8月，大川周明等几名法西斯分子成立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其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日本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难，因此要改造日本，方法是由天皇行使权力，在全国实行戒严令，停止宪法，解散国会；二是限制私有财产主要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私有资产的数量；三是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国民的生活权利；四是宣布日本有权向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开战，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
犹存社的活动在一部分学生和青年军官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尤为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中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村，一些青年军官组织起法西斯小团体，抨击政党、资产阶级垄断政权，使普通百姓日益贫困，主张进行国家改造，幻想由天皇来拯救国民。

1921年10月，陆军的三名中坚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在德国的巴登巴登聚会，抨击大正的和平反战思想，主张所谓的“革新”。巴登巴登的聚会确定了在日本建立独裁战争体制的目标，形成了巴登巴登集团，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军部法西斯势力逐渐壮大，其能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民间法西斯运动。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1931年9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策划执行占领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侵华日军占领沈阳。来源/网络
军部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日本的所有大政方针，导致日本没有沿着大正时代的路走下去，而是一步步走向癫狂，手上沾满了鲜血，刀下记满了冤魂。
最终，日本在穷兵黩武中自取灭亡。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