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政治，令人相当头疼。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政策，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都无补于政治的进步，而这一烂摊子最后留给了同样无力革新政治的尼克松总统。整个60年代，美国国内倾向于自由主义与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的纷争不断，但是，这时美国内政依旧保持着稳定与进步，60年代前期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后期的反越战运动是初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标志。
而在苏联，以1964年为标志，政局由前后两个不同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涅日列夫——掌控。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僵化，其弊端与遗祸也显露无疑。赫鲁晓夫时期的调整与解冻迅而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勃涅日列夫时期开始的稳定，实是停滞的局面。
1961年是美苏博弈中关键性的年份。这一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将特种部队派往越南，用“特种战争”扶植南越傀儡政权。由此，美国便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越战泥淖。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美苏在亚洲的争夺逐渐升级，并且由东南亚扩展到整个亚洲。
1961年前后爆发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同样是冷战环境下美苏战略对抗的产物，也是东西方阵营在欧洲实力较量的体现。民主德国于8月开始封锁西柏林四周的全部边界，并沿边界筑起一道混凝土墙——“柏林墙”。美苏双方都采取克制态度寻求外交途径以缓解紧张关系。美国不愿为统一德国冒核战争的风险，苏联也无力按自己的愿望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对抗的双方只好承认现实。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美苏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考验对方的忍耐力，形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处理危机的“游戏规则”，即多给对方一点回旋余地。
在60年代前期，欧洲尤其是法国的重整旗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得两极格局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欧洲的联合，得益于法德和解与组成轴心，得益于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得益于1967年欧洲共同体的建立。而中苏决裂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打击更为沉重。“东西方阵营内部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分歧降低了美苏核对抗的强度，挫伤了美苏维持核优势的信心，为了摆脱压力和被动，美苏之间寻求对话，缓和关系的意识不断增强，客观上推动了两个超级大国走出核对抗困境的决心。”


欧洲联盟成员分布图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1962年8月，在西半球的古巴，一场震惊世界的核危机爆发了。从宏观战略态势来看，1961年以来，军事力量的对比已日益显出对苏联不利。苏联为了扭转战略上的劣势，其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充分利用古巴“美国后院”的优势，支持革命古巴并部署中远程战略导弹。
但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赫鲁晓夫无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场赌博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不得不寻求妥协。10月，苏联撤走全部导弹，危机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冷战期间最危险的一次对抗，而且在于它构成一个转折点，使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绝对的重中之重。
通过这次直接的核对抗，美苏两国领导人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对抗所包含的巨大的危险性，因而双方都表现出寻求和解的愿望。危机过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相互做出努力，缓和紧张关系并于1963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使美苏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另一方面，苏联由此开始走上了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进行争夺的道路，力图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平分秋色。由于这场危机暴露出苏联在战略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 方面的巨大差距，随后，苏联大大加强了战略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并大幅度提高了其海军的作战能力。到60年代末，苏联基本上取得了对美国的核均势，确立了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海军实力。


古巴导弹危机
20世纪60年代同样是殖民主义瓦解，第三世界兴起的十年。而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在决定第三世界非殖民地化进程和如何应对方面显然能力有限。在非洲，1960年成为“非洲独立年”，由此揭开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以英、法为主的非洲殖民体系彻底崩溃，阿尔及利亚民主解放战争拖垮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的独立对大英帝国也是沉重打击。1961年，非洲联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促进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团结的力量。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非洲大陆出现，对于世界殖民主义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中东，1960年、1968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相继成立，这对于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整合与崛起，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但是阿以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以色列1965年发动扩张性的“六·五”战争，以及以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为标志开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抗暴斗争。
而在拉丁美洲，拉美各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一体化进程也初现端倪。革命成功的古巴在卡斯特罗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美国而言，“古巴革命依然是门罗主义之墙上一个美国从来都堵不住的大缺口。”
另外，明显具有时代特色的是东南亚。1961年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联合成立东南亚联盟，但是，其安全作用却由于西方大国的卷入而徒有虚名。出于冷战需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东南亚的控制，将东南亚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经过酝酿，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联合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取代了东南亚联盟而发挥积极的作用。
真正促进第三世界崛起的历史性事件是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上提出不结盟运动宗旨：不参加可能导致卷入大国冲突的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等。这样，不结盟运动便逐渐成为独立于超级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20世纪60年代苏联影像

 20世纪60年代的东欧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前进中徘徊，在徘徊中前进。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在集权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着各有特色、却又前景暗淡的改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也开始改革，但遭致苏联的蛮横镇压。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借此提出，以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等谬论为主要内容的勃涅日列夫主义。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声誉，是一次无法挽回的损失。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持续高涨，全球经济也进入了一段空前的繁荣时期。虽然已经显现出衰退的迹象，但是美国经济的优势地位与发展规模依旧十分强劲。而西欧国家，在继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普遍加快了增长速度，从而使50年代开始的经济繁荣进入鼎盛时期，也被称为“黄金时代”。尤其是联邦德国，通过“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利用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成功实现了经济复苏，并进一步创造经济奇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与稳定，是美国与西欧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
亚洲经济也在这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日本在整个六十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而探究形成这一“奇迹”的原因，可以从日本60年代前后强化资本积累，开拓国际资本市场，重视现代科技与教育等因素以及当时稳定、有利的国内外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理解。与此同时，亚洲东部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开始了工业化的起步，为后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而在中东地区，石油经济国有化的浪潮兴起，石油繁荣已初现端倪。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起起伏伏，充满着艰辛与挫折。南亚印度的“混合经济”也发展缓慢，陷于困境。、

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非洲独立国家正尝试着发展民族经济。南非、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开始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也出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浪潮。这时的东欧国家与苏联在60年代都处于波动性增长时期，而且发展的弊病已经凸现。
于是，60年代这十年，国际经济格局悄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经济与科技优势不断被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开始变得蹒跚起来，而联邦德国与日本重新崛起为经济强国，开始冲击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当然，我们更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面貌，找出其内在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借助于超比例的国家投资行为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增长成分就更本无法在内源性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独自支撑这么久。正是科技革命的背景，构建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高速增长的宏观平台。
而且，“这种表现出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疯狂状态在20世纪60年代就重新抬头。……然而，通过继续实行‘赤字财政’的手段，政府把繁荣期由延续了10年。”正是这种“赤字财政”直接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70年代初便宣告终结。
“赤字财政”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大量经济问题的不断涌现，实际上已经表明凯恩斯主义的无能为力。虽然“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的认识本应同样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的历史性失败的供认不讳。但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和主导精英们对此从来不会公开承认。”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在英国和美国开始重新高涨。
“极端强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首先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得以实施，这绝非偶然。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那里起源，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上升的这个世纪也比在其他的国家表现得更加活跃和更为明显。”
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产生于不断增强。欧洲共同体的成立，无疑具有开创性作用。“欧洲帝国主义在加速衰落。经过改造，它已经退去了世纪之交的强硬，演化成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共同体和自治管理。”除去提及新殖民主义，欧洲共同体成为重要的进步标志。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也都逐渐开始了一体化进程，但成效不大。
当然，20世纪60年代的重大科技成果也不应该被忘却或忽视。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遨游太空，标志着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曙光。1962年，世界上第一台机器人在美国诞生，这是工业文明迈向自动化、智能化的开端。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迈出的一小步，宣告了空前的大科学“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胜利。同样在60年代末，微电子技术开始起步，信息化时代逐渐由梦想变为今天的现实。也可以说，60年代的科技创新，最终改变了现今世界的面貌。
2001年，法国著名的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这样总结道：“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
20 世纪60年代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是：“60 年代中国与西方都展示出巨大的革命热情与冲动。”“巴黎“五月风暴” “芝加哥骚乱”、金斯伯格在麦迪逊广场上的诗歌嚎叫、中国青年的革命大串联、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遇刺……一时之间，整个世界被一股巨大的革命热潮所激荡，对既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秩序产生强烈冲击。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后，开启了“新时期” “后新时期”重塑国家“现代性”的“改革开放”征程；在西方，则直接导引出了一个所谓“后现代”的社会轮廓，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信息文明的分水岭在上了“民主化”的圈套之后，1968年运动就毫无起色地粘附于实已无计可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起因，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中情况各不相同。在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学生运动的爆发与政治关系密切，而法国“五月风暴”则源于学生青年的道德和文化反叛。导致大学生不满情绪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学校当局对男女学生宿舍实行严格的分离。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已在历史上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坐标，它处于并标志着二战结束后西方左翼政治力量活动的峰巅。这次左翼运动的余波持续到70 年代最初几年，而后便急剧地衰落和瓦解了。以后便是保守主义的泛滥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60 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无论在规模和锋芒上都无法与60 年代学生的反叛运动相提并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
在这次革命冲动中，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普遍的自我反思与拷问之中。尤其是1968 年的学生暴力运动，使人们不得不痛苦地追问“西方文明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一方面是经济激增、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却是人性异化、温情消弭和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们沿着在20 世纪60年代西方越发明显的这样一种现实状况进而追问到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得以确立的现代基础，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反现代主义的思想革命。这一反现代主义的思潮，一方面可以看做革命冲动中反知识主义的极左派立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转换与伸展；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做是一场对启蒙运动以来“进步范畴与压抑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清理。清理的结果是启蒙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心意识、精英意识遭到全面颠覆，并由此确立起一种彻底的反中心、反精英控制、反集体真理的立场。而这种反现代的思想综合，就被称为“后现代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整个历史，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20世纪60年代是一段呼唤变革的时代，众多不断涌现，呈现出别具特色的时代思潮。在存在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结构主义哲学在法国开始流行。西欧社会科学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时期也相当盛行。西方的女权主义与性解放运动也处于高涨阶段，并引发众多的争论。而在史学领域，60年代出现了法国“年鉴—新史学派”，美国新社会史学派，总的来说，系统的计量史学研究一度成为历史学领域的重要方法。在文学领域，新流派、新成果不断涌现。荒诞派戏剧在60年代依然高涨，美国的黑色幽默派成为现代文学重要的流派，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也在拉丁美洲风靡一时。艺术方面，60年代英国“披头士”的走红使摇滚乐发展到高潮。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是重要的社会思潮。美国作家卡尔森《寂静的春天》开始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1968年国际性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的成立与活动，促进环保问题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联合国也开始将自然保护运动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的中国与这一时期的世界奇妙的结合，却又相对独立，显现着不同的风云变幻。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还活着。随后的十年，是彷徨的十年、艰难的十年，也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十年。1966年开始的喧嚣笼罩着整个中国。

1966年10月，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群众共度国庆
“冷眼向洋看世界”，世界以更冷的眼光看着中国。相对于正常地进行或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我们是大大的落伍了。但是我们还浑然不知。1960年，我们在“赶英超美”；1970年，我们在反对“美帝苏修”。失去的十年，机遇难得，追悔莫及。
 从宏观角度看，对中国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发展模式转换的年代，是一种新型发展战略——抓革命、促生产——逐渐形成的年代。这是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新认识上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如果说，50年代是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冲击，那么60年代则是第二次，而这次冲击更为激烈、全面和彻底。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酝酿或进行模式转换。西方发达国家在开始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酝酿着自“新政”以来某种体制内的重要调整。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各国则正在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艰难跋涉。因为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这曲折的十年应被看作是寻找正确改革模式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它起码使人们知道有一些尝试是不成功的，从反面凸显了70年代另一些选择的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神话”了，在这样的十年机遇之中，政治形态的变革与延续、经济的转型与渐进、现代文化的发展与反思交织，同样是当时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这些方面的历史性进步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替和进步，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思维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