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瘟疫有多恐怖？河南福建广东等省的民国地方志里，都常有“无年不疫”的形容。就连丰富多彩的民国小说里，都常见对瘟疫的虐心描绘。
比如方光焘的《疟疾》，就讲了一个身患疟疾无钱医治的农村妇女，“避疫”时遭受的病痛折磨。鲁彦的小说《岔路》了，也还原了“毁灭了无数的生命”的鼠疫，肆虐乡间且引发农村械斗的惨景。还有沈从文《泥途》里的，贫民窟常年流行的天花。徐疾的《兴文乡疫政即景》里，那叫川南乡民们谈之色变的“麻脚瘟”。字里行间，尽是瘟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比起那风雅的“民国风情”，仿佛两个世界。

而以学者张泰山的估算，民国时代里，仅看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法定传染病”带来的瘟疫，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疫灾”就有59次，许多没有被列为“法定传染病”的瘟疫，其损失还没有被记入在内。比如1928年湖南“黄肿症”瘟疫，死亡多达3万人，1931年青海“牛羊传染”导致的瘟疫，全年造成了26万人死亡。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曾对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这些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城市，瘟疫造成的死亡率就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尤其严重的是，虽说民国政府的统计里，有了“法定传染病”一说，但民国时期肆虐的瘟疫种类，却远比“法定传染病”多得多。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35种法定疫病里，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民国时代肆虐过，比如“伤寒”“白喉”“黑热病”“猩红热”“回归热”等疾病，都是民国时代谈之色变的“病魔”。而且经常是一种传染病刚刚过去，另一种疫病又紧接着爆发，让人防不胜防。


如此反复肆虐下，民国时期瘟疫带来的伤亡，早已远远超过了“法定传染病”的账面数字。以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一文里的估算，民国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可以占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在中国灾害史上，这是让人极度痛心的一页。
就整个江南地区看，清代以来,虽然国家在疫病救治方面缺乏制度性建设,但社会力量却相当活跃，医疗资源也较为充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府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上的缺陷。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在疫病防治方面总体上也延续这种格局,一些民间社团倾注心力，积极参与疫病防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苏州公共卫生建设。在这其中，时疫医院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谓时疫医院，是每逢时疫到来而临时开设的时疫救治医院，有点像现在的“方舱医院”，它以避免疫者“菌集而居”所带来的交叉感染为目的，大多根据霍乱等时疫暴发的季节性，在每年夏季开设三四个月左右，它们形式灵活多样、地域分布广泛，弥补了官方救治医院少而分布不匀的问题，在苏州时疫救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正门》，《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2年第7期，第1页
清末民初苏州的卫生防疫统归警察局管理，1930年归吴县公安局第二科办理，抗战胜利后改由卫生院统管。民国以前，疫病流行，主要仰赖善堂之类得慈善机构施诊给药。辛亥革命后，由政府出面，地方热心公益人士、教会、红十字会募损集资，聘用医护人员，租赁会馆、文庙、义庄等闲置房屋，组织临时时疫医院展开救治。
苏州最早的时疫医院出现在民国8年也就是1919年。这年夏天，吴县霍乱流行，苏州警察厅、苏州公益事务所和吴县商会都开设临时的时疫医院。苏州警察厅在苏州城内穿心街设临时时疫医院，由美国传教士惠更生负责主持。10天内就诊治病人273人，不及医治而死亡者6人。10月2日临时医院关闭。 6park.com
1922 年夏，苏城霍乱流行，患者众多。8月，苏州城内开办一时疫医院，从上海延骋专科医士2人来苏施治。
1925年，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设时疫医院2处，分院6处，光福、东山、黄埭、木渎、甪直均设临时时疫医院。此后，每逢疫病流行之年，在疫区均设临时时疫医院，办院时间长短、规模大小，视疫情而定。经费以地方筹集为主，政府略给补贴。
1926年，吴门大疫，先是流行“烂喉痧”（猩红热），继之便是霍乱大流行。时疫从 6 月上旬 开始，7月下旬疫情加重，日均因疫病致死人数达一百二三十人，至9月后渐趋结束，前后共持续4个月之久，疫情相当严重。吴县红十字会循例筹设临时时疫医院3处，其中一处设于今长洲路的旧长洲县署内，由陈鲁珍任院长，开诊一周诊治时疫病人1000余人。另一处在城外四摆渡铁房子内，于7月10日开诊。由于疫情甚于以往，吴县红十字会新添设第二临时时疫医院，到10月中下旬随着疫情解除，时疫医院相继关闭。 6park.com
1929年7月，苏州民间组织公共卫生委员会筹设2所临时时疫医院。1930年7月，吴县县政会议决定在拙政园及宁波会馆设2所时疫医院。1932年6月，县府设3所临时时疫医院，南区附于博习医院及西小桥吴家祠堂。
1934年7月，公安局按例呈准筹设时疫医院3所。以后两年，每至夏季，县府援照成案，仍设临时时疫医院3所，其中第二时疫医院附于博习医院。至1937年夏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局紧张，防疫工作已无人过问。
1946年，吴县卫生院主办临时时疫医院1所，院址在沧浪亭（原县立医院旧址），治疗经费全靠各界募捐。2个月共收容霍乱病人226人，死亡25人。


《新闻报》1946年6月15日相关报道
1947年，吴县卫生院主办临时时疫医院1所，院址设在三元坊孔庙内，由余志华兼任院长。3个月共治疗真性霍乱62人，死亡3人 6park.com
1949年以前，苏州没有固定的传染病防治医院，陆续开办的时疫医院都是临时的，有季节性的，医院院址都是短期租赁三四个月。苏州时疫医院有以下几个特点：
开办主体的多元化。1919年最早开设的时疫医院，分别由苏州警察厅、苏州公益事务所和吴县商会作为开办主体，到了1925年，红十字会成为开办主角。而热心士商也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或积极捐助或自行开办时疫医院。1922年夏，旅沪富商东山人金锡之在东山创办时疫医院。开办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经费来源的多渠道。除了政府有限的补贴之外，更多的是向社会各界募集和富商的捐赠。盛泽时疫送诊所的开办费除红十字会拨助银元500块外，其余由市董事会、商会劝募。1930年吴县开设的2所时疫医院，政府拨款各500元，不足之数，由医院自行解决。1932年月，吴县开设的3所临时时疫医院，经费由防疫经济委员会募集。
治疫方式的先进性。以往的疫病防治主要是慈善机构的施诊给药，时疫医院延请经验丰富的中、西医生，采用生理食盐水静脉注射，注射防疫针等现代治疗手段，同时赠送十滴水、痧药水，取得一定疗效，减轻了病人痛苦，降低了死亡率。这也表明民间时疫防治事业从慈善组织中独立出来。
收费方式的公益性。时疫医院开办经费有限。为了维持医院的运转，有的医院收取一定的治疗费用，有的则完全免费。1926年吴县红十字会设立的时疫医院向病人收取号金银元6枚，而同期开办的第二临时时疫医院，收费方面则是富有者照章收费，贫苦平民送诊给药。盛泽镇的时疫送诊所明确：里中无论贫富，均可到所诊治，免收挂号医药费。陆墓区公所设立的临时防疫所，为患者注射防疫针及送痧药水等，概不取费。而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大多为义务职，彰显了时疫医院的慈善性。 6park.com
城乡分布的网格化。苏州时疫医院的分布，不局限于苏州城区，县城和重点乡镇也开办不同形式的时疫医院，方便病人救治。1919年8月，常熟城内霍乱大流行，常熟士绅聘请西医在县图书馆，开办治疫医院，这几乎和苏州城同步设立。1932年夏，常熟红十字分会于城区设时疫医院，至8月底收治霍乱患者126人。1946年6～9月，全县霍乱大流行，常熟县府于6月底在法华寺办时疫医院，至8月22日收治216人。1922年8月，霍乱猖獗，昆山县在城内北塘李氏梅园设临时防疫所，开办一周，就诊者就达5万多人。1925年，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城区设立2处时疫医院外，还在光福、黄埭、木渎、甪直等中心乡镇开办分院。1926年夏，时疫流行。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首先提倡夏季卫生运动，并与各团体设中、西医时疫病所。盛泽镇在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帮助下，在绸业公所内办起时疫送诊所，救济本镇时疫患者。相关镇志表明，吴县陆墓、唯亭，昆山锦溪，太仓浏河等镇都曾开办过时疫医院。苏州的时疫医院呈现出市、县、镇三级分布体系。 6park.com
公共卫生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它在映照出各个地区人民生命状态的同时，也射出了该地区社会发展情状的系统镜像。近代中国特殊境历史遇下的公共卫生，更掺杂了诸多复杂的时代意涵。时疫医院是当时苏州等地防疫工作中，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其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公共卫生制度相对落后的近代中国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而政府的作为和社会的守望相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某种程度上时疫医院设立的意义更是远远大于它的疗效。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