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耐药细菌产生 

耐药细菌的产生被广泛引用作为证据以支持达尔文理论的证据，它有两方面的错误。首先, 耐药细菌不能被归类为一个生物物种, 他们出现不是两性繁殖的结果。物种是一个两性生物的概念，在微生物学中不同特点细菌被视为据有不同特点的菌株, 不是一个物种。

第二，耐抗生素可由细菌自己的基因突变或带抗生素质粒感染的结果。细菌的基因突变和质粒感染可随时随地的发生, 并与有无抗生素无关。细菌和质粒并没有思维能力, 不知道富雷明发现了青霉素, 也不知道莫可药厂发明了新的抗霉素, 这种带抗药的细菌可能很早以前就存在。当没有青霉素时, 这些带抗菌与其它菌一样, 要通过和其它菌挣营养才能繁殖, 因为它们很少, 人们无法发现它们。但在应用了青霉素后, 其它非耐药菌就会被杀死, 而具有抗药性的菌株有大量的营养, 很容易繁殖，使其数量大大地增加。

人们对达尔文的争论是新种的产生是否自然选择结果, 而在这个抗药菌的例子里，死去的细菌并不是因为食物不足竞争不过而死去，它们是没有发生突变或没被质粒感染而被抗菌素杀死，是环境改变（加了抗菌素）后不适应的结果，和达尔文因自然资源不足产生的“自然选择“无关。 

新达尔文主义者引为如此骄傲的这些例子只不过说明抗菌素使一些本来就存在的耐药细菌大大的增加, 这个例子有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但没有新物种生成，这样的证据又怎么能用来支持它的理论？

7. 达尔文雀 

太平洋赤道海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着一些地雀，在达尔文的著名旅行之后，这些地雀就被称为“达尔文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生物学家格兰特夫妇在《科学》杂志上报告说，在特定的生存竞争中，“达尔文雀”在两年内就发生了喙的形态变化。


格兰特夫妇多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研究地雀。这个群岛中的大达夫尼岛上生活着中地雀和大地雀，两种地雀都以蒺藜种子为主要食物。
在正常的年份，两种雀都能找到足够的食物。但在2003年，这个岛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大片蒺藜死亡，使两种地雀的生存环境恶化。到了2004年，岛上有150只大地雀，235只中地雀，但一年后只剩下13大地雀和83只中地雀。
格兰特夫妇发现，存活的中地雀平均喙长由干旱前的11.2毫米变成了10.6毫米，喙内的平均深度也由9.4毫米变成了8.6毫米。他们认为在干旱发生时，喙形较小的地雀能吃到大喙地雀极难叼到很小的仙人掌种子。因此，小喙地雀更容易度过饥荒，格兰特夫妇认为这就是自然选择的证据。

http://******/62d6fnw 

1983年，那一年雨水特别多，格兰特夫妇发现存活的中地雀平均喙长比前一年的又变长了(Grant 1991)。即使所有地雀的都变成了短咀喙，也无助于证明达尔文理论。达尔文理论的关键是自然选择（即生物因食物缺少）的结果产生的新物种。而这个例子不过是说在自然环境的改变下，不同物种的比例改变了，或者是同一物种中不同形态个体比例的改变了，所有物种在环境变化前就已存在，那个是产生的新物种？所以这个例子中只有自然选择但无新物种生成。 

8. 桦尺蛾的工业黑化 

桦尺蛾也被称做“斑点蛾”, 分布在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它们生长在满苔藓的树干上。桦尺蛾的工业黑化是指的是一种学名叫桦尺蛾的英国蛾子发生了“工业黑化”的现象。在英国革命之前都是这种蛾，都是浅灰色的翅膀上带的一些斑点, 这种颜色的翅膀与树干的很像近。蛾落在带苔藓的树上, 不容易被它们的天敌鸟类发现。1830年左右, 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树干上的苔藓被煤烟染成黑色的了。其附近的蛾类的深暗色变异增加了, 这种现象特称之为工业黑化。最初发生在英国, 而后欧洲各地可见。

英国“工业黑化”被达尔文理论的支持者广泛引用，认为是支持他们理论的例子。实际上桦尺蛾对达尔文理论毫无帮助。达尔文理论的关键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新物种产生，而在“工业黑化”中，黑色桦尺蛾与英国斑点桦尺蛾在英国“工业黑化”就已经存在，“工业黑化“并没有产生新的物种, 只是改变了同种不同颜色桦尺蛾的比例。 

 历史表明, 错误的科学理论或伪科学的, 都可以找出很多所谓的科学证据来支持他们。翻翻历史, 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 纳粹主义, 地球中心论, 都有很多"科学证据”。 

中国人有个寓言, 叫疑人偷斧。古时候，有个乡下人丢了斧子, 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了。于是，特别留心观察那孩子的一举一动。没错, 肯定是他! 那孩子走路的样子, 看人的神色，还有说话的表情，越看越像个小偷。不久, 这人到山上挖土, 找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他上次砍柴时忘在山上了。下山时，碰到邻居的儿子, 他又留心看了看, 咦？怪事，怎么神色、举止竟然没有一点小偷的模样了？【说明】这则寓言说明, 主观成见, 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人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 必然歪曲客观事物的原貌。 

http://******/5swlr97 

用科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寓言:
许多所谓“科学证据”并不是客观事实，往往是人们对某种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能不能成为“科学证据”取决于人们接受什么理论或假设，就是说理论或信仰决定”证据”。寓言中的人认为邻居的儿子偷了斧子(这是他的理论或假设),
也是他的信仰。他很容易找到“证据”, 因为邻居的儿子作什么都可能是“证据”。走快了是,走慢了也是,
说话声音高了是,低了还是。一个人要是认定自己的理论正确, 那么到处可见所谓“科学证据”。 

以上是我能想到的一些达尔文理论家们常常引用的例子，还可能有其他的例子，我没有谈到。读者通过这些例子可看出，新达尔文主义的证据都是一些疑人偷斧式的证据。

把本来只是新物种产生或只是自然选择的例子，就硬说新物种是由自然选择产生的。这就相本来只是听到老鼠叫或只是看到地震发生，就据硬说是老鼠叫导致了地震一样令人不能接受。而更令人们难理解的是，一百多年来，这些连逻辑都说不通的“科学证据”竟受了许多所谓的“学术精英”追捧，而且这些“证据”经常发表在世界顶级的学术杂志上。

参考文献

Grant, P. (1991). "Natural
Selection and Darwin's Finches." Scientific American(Oct.): 265

"the population,
subjected to natural selection, is oscillating back and forth with every shift
in clim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