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钱学森
－－作者：华新民
钱学森先生以98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有很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九十年代对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在这些热闹的评论中，少有涉及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行止。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两弹一星”会战最关键的时期，钱学森以全部心力领导导弹和卫星的研制计划，保密的需要，使他同社会几乎处于隔离状态。可以推想，这也是钱学森工作压力最大、任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少有余暇参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现在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经走进历史，在对他的热烈颂扬和其他“热议”行将冷却之际，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应当成为史家分析探讨的课题。尤其是，这段时间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高潮和终结相重合，钱学森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动？他同中国当局有什么样的互动？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等等，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科学家以外，也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以及有助于弄清类似以下这样的大问题：在文革大动乱时期，“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却能够取得“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
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当时那种向往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同今天的赵本山“粉丝”考入“本山艺术学院”时的心情相似。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五届学生，钱先生的关注重点放在最初两届的学生身上，没有给我们亲自授课，不过大家平时对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关心，比如同学间在宿舍里有时会争论这样的问题：“钱先生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梦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因此，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笔者愿意不揣浅陋，将本人关于钱学森的个人见闻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呈现于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知情者和方家，共同为他留下一份经得起后人审视的信史。
隔离
关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先生在钱学森逝世后播放的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至于说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而他不倒，这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说军队不准搞四大，后来军队也乱了，甚至连聂老帅这二月逆流都牵扯进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国防科委也乱了。……所以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值得从中体会他的“微言大义”。首先，他用了两个相连的“非常”来描述钱学森的谨慎处事方式。然后感叹道，他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倒，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学家历经文革而不倒，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确实，钱学森是科学家中的异数－－经历过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十之八九不仅“倒了”，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过来的呢？他列了两个原因：“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这大致上是准确的概括。至于他内心如何想的，“我们不要去问”－－因为实事求是地回答，难免会有损钱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为了奉行“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原则”，最好是“不要去问”。然而，要成为留传后人的信史，就必须经得起追问，所以“不要去问”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用从前人们常说的话：不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或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
当然，追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钱学森这样受到保护性隔离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据涂元季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说，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它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那就是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向国人和世界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列主义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这项计划的一半已经由美国完成了：它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现成的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中国要做的是实现计划的另一半，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信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可见，同工农群众接触，这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的，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特殊培养对象是不需要的。这种全方位的封锁给我们了解钱学森的思想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本文希望对他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现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读者一起从中了解这位科学家的内心深处的思虑。
重任
考察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经历，1960年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起始点。这一年8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
这对钱学森来说应当是一件大事。我们从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虽然对于回国前最后几年中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但是他对于自己求学的母校以及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始终是充满感情和骄傲的，因而，他对于苏联的科技和教育体系以及苏联专家的做法，大概不会太欣赏。不过，当时“反苏”是一条严重的罪名，同苏联专家有异议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钱学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确”的立场在那里。何况，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苏联的航天技术比他引以为傲的美国确是领先一步。因此苏联专家的撤走，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苏联专家马首是瞻了。另一方面，从此中国的卫星和导弹计划就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把这副重担放到了钱学森的身上。
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Ｒ－2型短程导弹，后来又叫东风－1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2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刚好能打到日本。1965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2Ａ，并在第二年10月27日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为此，钱学森被第二天的美国《纽约时报》列在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想象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2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插曲或许可以折射出钱学森当时的心情：1962年秋天，作为新生，我和同学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钱学森的接见，毕竟，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任如华罗庚等已经同新生们开过座谈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这样亲聆教诲的机会。钱学森当时每周两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给化学物理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物理力学”，我们力学系全体新生相约在某一天趁他课程结束坐进汽车离去前给他递交了请求接见的“陈请书”，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正受命调查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主持设计的改进。多年后他说，他在美国做过一些导弹和卫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参与过发射方面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心里没有底。这个时期他的精力专注于导弹试验上面，他甚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鼓励自己和部下，哪里有心情顾得上同新生会见一类的琐碎事情？更何况，党中央关于钱学森接触群众的范围和方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964年东风－2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和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泽东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内的死敌赫鲁晓夫被同僚们赶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泽东难得地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泽东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泽东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当时正在宣传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背景，不过都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钱学森成了中国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代表，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虽然这时钱学森已经不再在校园里露面，对年级较低的学生来说，他的系主任纯粹是挂名而已。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但显然还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如地位相近的钱三强、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人都从事同样需要保密的工作，却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2008年笔者去北京时看望了原来在科大的英语老师、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她告诉我，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院士也一样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气派的“海归楼”比起来，如今这些老房子显得灰暗甚至破旧，当年却是中关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接触的人太多，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控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国刚两年的钱学森还没有改掉美国的作派，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对于把钱学森造就为“红色专家”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了。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自保
党中央和钱学森本人大概都没有料到，远离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只有近代力学系没有人贴过钱学森的大字报－－他已经有几年不管系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据说收获甚丰，抄出了他们保留的有着胡适、朱家骅、傅斯年这些反动派名字的书信和文件。钱学森得以幸免，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中关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经济上对钱学森当然不是问题－－他的工资是科研人员中的“特一级”。不过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父亲当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地位，现在等于是被赶出了政府机关，是否也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也会扫进他的家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话“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说穿了，没说出来的那半截就是“忧虑和惶恐”这几个字。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1963年是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1958年招生时有部分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满意，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半年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上“白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58级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他预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台阶的遁词。
夺权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这期间钱学森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除了他父亲被停发工资以外。社会上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作为当权派，据说机关内部最初也有一些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大字报说他在二战末期去德国后回中国替纳粹做宣传，一看就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但是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七机部的群众在1966年9月分成了对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而且很快把斗争扩散到社会上去，由于七机部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到1966年底，两派都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出动成千上百的汽车把自己一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盖满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事件。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据叶正光说，受到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
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1957年归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国了。论起爱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使得赵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后，终于选择了自杀。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多高级科学家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拿他的岳父蒋百里来说，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亏他已经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本事到旧时代的报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挖掘出点他岳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的罪证来？何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队伍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