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汉译史·政治著眼翻译《人生颂》·上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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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时期（1864-1915） 6park.com
从政治著眼翻译朗费罗的《人生颂》

	翻译为汉文的第一件美国文学作品，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诗篇《人生颂》（
The Psalm of Life）。
	1864年9月27日，朗费罗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来自英国卡利苏的）罗伯特·福开森先生携介绍函来访。余邀彼同叙。”1
	后来，福开森在他的《战时和战后的美国》（America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里愉快地回忆道：
	“在此，在这新世界最古老的大学的林荫里，麇居着很多美国名人。我从波士顿来，下车伊始，便打听去诗人朗费罗的宅邸怎么走……
	“我在他书房里见到他。书房雅致悦目，角落里摆着一株美丽的橘树，果实金黄，枝叶常青，是故去的朋友裴尔图教授的纪念物。书案上，杂陈着各国文字印刷的书籍赠本——对了，甚至还有中文的。只是中国人的赠本不循常制，而呈扇形。扇子上，一位华国诗人笔录了《人生颂》的译文。倘若其译文能与其书法相伯仲，那就堪称大手笔了。”2
	朗费罗在1865年10月24日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把扇子：“我想，我明天不能应‘斯密司及其亲友’（包办饭局者）之约，也因此得将中国扇大宴推迟到星期五。”3而在星期五，朗费罗在日记中写道：
	“余因满清官员所赠之扇，宴请蒲安臣夫妇。扇上用中文书写着《人生颂》。”4
	显然，早在1864年9月27号之前，《人生颂》就已被译成了中文。尚不清楚的是，它是谁译的？他为什么译？它是否是全译本？它是怎么译出来的？又是怎么送达朗费罗的？
	1891年，萨缪·朗费罗（诗人的弟弟）在他编辑的《朗费罗传》的附录《朗费罗作品的外译》中，有如下条目：“A Psalm of Life ……In Chinese. By Jung Tagen. Written on a fan。”5
	“JungTagen”何许人也？根据钱钟书的文本研究，“Jung Tagen”乃“Tung Ta gen”之笔误，而“Tung Tagen”又是“Tung Tayen”的音误。“Tung Tayen”即中文之“董大人”是也。而“董大人”，便是户部尚书董恂。6董恂在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之后，即具体负责管事。
	董恂（1807-1892）生于书香人家，七岁丧祖，八岁失怙。幼年家境贫寒，不得不奔走家计。1824年，十八岁的他开馆，授徒达十六年之久。1837年，董恂中举。三年后又考中进士，入户部做官。1852年后，他改做了几任地方官。1856年回到北京。两年后，当上了顺天府府尹，署理难管的北京城区。1860年，联军火烧圆明园，两宫避难热河，内外交困。董恂留牧京都，备尝艰难。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同年11月8日，顾命大臣肃顺弃市。次年，同治帝立，垂帘听政始。可能因留守京城罢，董恂曾随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办事。恭亲王政变得势后，董的官运开始亨通，深荷恩宠，自此在总理衙门理事凡二十载。
	1862至1865年，董恂连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户部右侍郎。其间认识了美国长老会教士、给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 1806-76）当翻译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1867年，深得清廷信任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应聘，代表中国赴各西方国家接洽修约事，包括去华盛顿商签中美续增条约。签订后，由董恂代表中方，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代表美方，在北京签字。同年，董恂奉旨撰写的《文宗年谱》终于编就，董因功升兵部尚书。三年后，转任户部尚书十三年。其间，1878至1880年，又受命编修《穆宗年谱》。1881年，董恂因对列强态度懦弱，被张佩纶弹劾，不再管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八年（1883年），董以年迈为由被免职。其后十年，董恂致仕，居家著述，不再过问政事，直到去世。留下著述六种：《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度陇记》、《风台柢谒笔记》、《永宁柢谒笔记》、《荻芬书屋文稿》、《荻芬书屋诗稿》。
	值得注意的是，在董恂的这些著作里，虽然载有两首应酬法国贵族的诗7，却并找不着朗费罗《人生颂》译文的影子。也许，他认为他的译诗风格尚未尽如人意，所以未选入列。幸而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下属方浚师，在他自己1872年编辑出版的书《蕉轩随录》卷十二里有标题《长友诗》一条，（“长友”是朗费罗的英文字Long fellow的意译）揭示是谁人翻译了朗费罗的《人生颂》：
	“英吉利使臣威妥玛尝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九首，句数或多或少，大约古人长短篇耳。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就长友底本，裁以七言绝句。尚书闻其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兹录之，以长友作分注句下……”8
	方浚师的记述说明，威妥玛是首译朗费罗《人生颂》为汉文的人。而甘泉尚书董恂，只是润色并使文入诗的人。无前者，《人生颂》不能揣大意。无后者，《人生颂》不能化汉传。
	在文中，方浚师还披露了董恂为什么参与译诗：“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9话是方浚师说的，但思想，是董恂的。无非是要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崇拜中国文化，“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方浚师在《随录》中录下了威妥玛和董恂各自的译文。
	董恂的译文，是标准的中国典丽诗歌用词，代表一种高等文化。而威妥玛的译文，支离破碎，处处扦格，东施效颦，拙劣可笑，代表向化的蛮夷对学习中华高等文化的渴慕之情。
	可惜那时，在中国几乎无人可以看懂朗费罗的英文诗句。但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想见，朗费罗用鸟兽语写的所谓诗肯定还要比威妥玛的汉译糟糕得多。试问，蛮夷之邦的番鬼，怎么写得出像样的诗来呢？

 

贴主:楚夫子于2023_03_21 19:33:06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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