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发言，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是窃以为不少争吵都没有从讨论的核心事件里分离出两个因素：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总政策和具体执行人的关系。举两个例子： 6park.com
一、比如讨论反右。
这个事件的大环境是共党掌权没有几年，国际环境恶劣（西方极其不友善施行各类封锁，苏联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展现霸道的沙文主义），内部官僚主义开始大规模冒头，由此产生的抱怨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具有一程度的社会影响，并且有趋势跟国内残存的敌对势力携手。面临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掌权者会听之任之，无论是“不忘初心”者还是“热衷权力”者。如果纵观中国历史，这是大开杀戒的苗头。在内外不宁的情况下只是开展政治思想运动、把一些抱怨者下放到劳动者之中（工厂农村）体验广大百姓的生活艰辛，其实旨在教育，在中国的文明传承中已经是最仁慈的处理方式了。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当时面临的困境，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去横加指责是个人自由但是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以这里一些人几句不和就封别人嘴的作为，我倾向于相信现在那些批评者如果坐在当时掌权者的位置，很可能已经杀得人头滚滚了。
至于反右的具体执行者，知名的都有谁就不提了（而且我乃小民也肯定说不完全），只说两点：1. 把中央政策执行成极端主义的各级干部从来就没有缺过。2. 反右之后很快就出炉的《桃园经验》可绝对不是毛泽东搞的，而且对基层干部的迫害更甚之。大家可以细品。
总之，反右本身有没有合理性，看看朱镕基这个右派后来做总理的时候对东北的国企员工造成多大多久伤害，答案自明。运动过了头，最高领袖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把一切不良结果都扣在一个人头上，除了宣泄个人情绪之外其信息量为零。 6park.com
二、比如一孩政策
一孩政策发展过程的各个时间点大家可以去查询印证。就说80年代在全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的强制执行。扪心自问，在当时谁能预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如此迅捷？如果预见不到，以当时的中国人口、国家经济状况和工业科技水平为大环境，再加上落后西方太多所产生的紧迫感（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被开除球籍”这句话吧？），希望中国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真的不合理吗？当时的中国，自认为进入了一场已经不在同一起跑线却生死攸关的竞争。和性命挂钩的竞争等同于战争。对战争统帅而言，霹雳手段就是菩萨心肠，牺牲少数救多数乃是不得已时最合理的决策。对新冠疫情的处置是同一道理：封武汉而救全国。如果对武汉“仁慈”，中国将多死多少人？
说到一孩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上边的政策落实到千千万万村干部，会发生什么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缺乏同情心的人和官迷心窍的人绝对不少。还是那句话，政策在相当多的地区的执行过程中非常冷血，最高决策人当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讨论该承担多少责任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让其负全责也同样不公平。还是那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容易，但是并不为讨论增添任何新意，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是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