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連載之23 -6parkbbs.com

com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革五人小组会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于64年目的是整顿宣传部，文化部，彭真任组长成员陆定一，周扬，康生，吴冷西。这次会议起草了后来称为二月提纲的汇报提纲，目的是只搞学术批判并限制学术批判导致的政治斗争。在北京的中央常委批准了二月提纲，送交在武汉的毛主席决定。毛主席没表示不同意，但毛主席心里是不满意的，二月提纲加深了毛主席对彭真的不满，3月28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非不分。彭真质问说：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点吴晗的名，他们请示谁了？那么大的事，他们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眼里还有党中央吗？上海市委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毛主席3月27日针对彭真质问姚文元反问道：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按现在左右之争的标准，毛主席是要求学术批判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右派。

在彭真组织起草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也没有闲着，她组织军队的刘志坚等人起草了《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4月10号中央根据毛主席意见《纪要》被批发全国。

因评海瑞罢官问题上小人物批评大人物，正确批评错误所遇到的强大阻力，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得毛主席更加坚定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这是毛主席对当时各种社会现象不满的积累，如教育双轨制，精英化，工业生产物质刺激，管理管卡压，农业包产到户，农村医疗空白，文艺上一片庸俗，封资修泛滥。1966年3月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后来毛主席具体要求撤销二月提纲不应是技术性的，应当是理论性的，该通知由陈伯达起草，毛主席修改七遍，于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由刘少奇所主持的有76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516通知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

516通知要求把反动“精英”和官僚一起批判，甚至要剥夺他们的领导权要调动职务。但形势比人强，今天的社会变化远远超过了毛主席当年的不满。今天不仅是贪官和精英狼狈为奸，而是贪官，奸商，精英，买办，汉奸沆瀣一气。今天的贪官，精英不仅为资产阶级代言谋利，而且还要为国外的帝国主义代言谋利。

8—2—4.对文革的抵制和擒贼擒王-----派工作组和炮打司令部

在516通知发布后，刘少奇并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指导文化大革命，按他如同57年反右，64年搞四清，以及王光美桃园经验的一贯做法，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或者控制群众搞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二人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思维和工作方法非常不同。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握手，参加劳动等。相信他是真心的，绝对不是像某位影帝虚假的表演作秀，他的做法体现了他的爱民品德，然而他这种行为以及宣传反而强化了这种职业的不平等和鸿沟。毛主席亲自参加劳动要少得多，非常著名的毛主席十三陵参加劳动也就两个小时，但是他对官僚体制，官民不平等的冲击是根本性的，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他更强调哲学上，理念上彻底颠覆上智下愚，官贵民贱的千年旧俗，毛主席号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主席的理论似乎在于给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更多的权力，是赋权者。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鼓励劳动人民要敢于反潮流，要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以“治吏”的方式治国。毛主席的伟大在于他为这个社会建立新的更合理，更公平的价值观和规则理论。而武训之所以反动阴险在于他利用敌人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在为敌对势力服务，他以个别人改变命运的方式麻醉更多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放弃反抗。

刘少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明君清官思想，更多地着眼于爱民如子，施仁政，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他的工作方法是依靠官僚机构，以党的名义维持秩序，开展运动，派工作组，背对背调查，扎根串联。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只适合查案子搞调查。无助于教育人和改造人是“吏治”。在实践上，刘少奇的工作方法并不成功，据说刘少奇派了100多人工作组几十人的武装队也搞不定一个基层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梅秀。文革中说刘少奇害死彭梅秀不是事实。但是彭梅秀31岁就去世，刘少奇也是有责任的。这种工作方法往往搞人海战术，进而演变为包办代替，像桃园经验，说到桃园经验，不能不提王光美，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革命者，有救世情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她思想还不成熟又充满热情时遇到刘少奇这样的思想意识，接受了错误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意识。工作方法的不同源于不同的群众观和思想意识。理解他们的思想也就更容易理解文革。

陈伯达曾经说刘少奇的思想有时变化很大，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做事有时也是武断的。比如：抗日战争中迷信议会和平道路，土改中乱打乱杀，53年保护地主私有财产，天津工商界讲剥削有功，57,58年穷过渡搞五凤。陈伯达认为从毛主席批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可以看出两个人思想意识的不同。刘少奇往往会被人群的情绪所左右，说出来的话有时有些夸张，情绪化。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波动造成一会大办食堂，一会控诉“五风”。毛主席强调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毛主席更多得是听汇报调研。

刘少奇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革中被批判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深化了儒家文化的伦理观。这几项指责或批判并非没有道理。文革时我曾经读过《论修养》语言或内容我都不喜欢，没读下去。而且刘少奇的一句话“吃小亏，占大便宜”我尤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实在太庸俗，市侩，如果单纯计较吃亏，占便宜是对为革命献身的先烈的污辱，彭湃，夏明翰他们抛家舍业为什么？这样的话由一个党的领导人说出来里不妥，，而且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没有人格魅力，境界不高俗人一个。这也是六十一人叛徒案的思想原因。经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人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公开声明“脱匪”，“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个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云云，参加了反省典礼，按受党国反省院长的训话：过去你们受共党利用，经反省院教悔，你们已悔过自新，出去后要拥护政府，守法反共。接着他们向敌人院长、管理员、看守班长、看守等鞠躬宣誓：感谢院方教导，我们已经改过自新，今后决不为共党利用，坚决反共，为国效劳。然后，党国管理员大声问大家：悔过自新是不是真心诚意了？他们就大声回答：是真心诚意。另外党国管理员还大声问保人：你们敢不敢保？在薄一波的保人郭挺一和胡仁奎带领下，保人齐声答：敢保。训话完毕，在院里他们按照国民党的要求排好队各个保人站在背后，照下相来。将出狱《声明书》和５９人的姓名，在北平版的《华北日报》上，全登了出来。他们履行了一个叛徒的所有手续，从道理上讲确实是“自首叛变”，唯一的不同就是得到刘少奇的认可。陈伯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他们平反是应该的。那件事责任不在他们”。北方局和中央在如何履行手续上信息量不一样。

不服从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决定的刘格平，不和毛主席脱离关系的杨开慧，不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算什么？没有信念当什么共产党？当年核二代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给毛主席，华国锋写信出于同样没有人格，信念，只有个人利益的投机欺世盗名心理。

可以概括地讲：毛主席是讲信仰的，所以毛泽东思想哺育战士。毛主席也多次被整，但毛主席从来没有为了复出放弃自己的原则写检讨永不翻案。毛主席也有关于修养的文章那就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更着眼于灵魂的塑造。

刘少奇是讲修养的，所以他也培养了一批走资派，但还有些人品和原则性。刘少奇，蒋介石的修养都有中国传统儒家修身学贵为己的痕迹。

而到了核二代就只讲功利，白猫黑猫先富，写假检讨，纵容子女发财，镇压和平请愿学生，社会成为只顾眼前利益个人利益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魔鬼时代。就只能盛产贪官，造就以三聚氰胺方式抢快钱的蒙牛奸商，以为黑客洗钱，用低俗广告骗钱而不知耻的巨人。

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对周恩来表示他对刘少奇已绝望，而对人格卑鄙，心里阴险的邓却多次以观后效？前者很容易理解，二人的确有太多的原则分歧。而对于后者可能的原因在于：毛主席是一个战略上对于信仰理想坚定决不放弃原则的人，但毛主席/对于具体问题执行的问题在不涉及原则前提下毛主席是灵活地和实事求是的。所以毛主席有对邓欣赏的地方，由于邓的功利和毛主席的威望，所以毛主席有生之年只看到邓的执行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检查和保证。并不知道他的实事求是和灵活是来自于没有信仰，无原则和口是心非没有道德底线。其实邓集团还乡最初几年的坚持四项原则也是为稳定为权力而坚持是功利性的，朱镕基曾经说过：小平同志的四项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然而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三项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因此邓的四项坚持仍然是功利性只为权力稳定，个人富裕。邓是毛主席栽培的，毛主席去世后，邓别有用心造谣说他和总理是好朋友，但他和周总理不是朋友，第一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回忆录里有矬子和周总理有特别或者私人交往，第二矬子的入党介绍人不是总理，朱德是总理介绍入党的，总理和贺龙陈赓陈毅都个人关系不错。第三当毛主席决定解放凳矬子，周总理去找薄一波了解错字是什么样的人和工作方法。

尽管毛主席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党内许多干部仅仅习惯于依法处理按政策办事的老爷作风，而在制定政策时，着力于传统的对敌斗争方式，而疏于人的思想改造。而毛主席非常强调通过批判，辩论达到思想的改变。因此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就和刘少奇在文革的方式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对北大党委有意见，受516通知鼓舞，也得到曹轶欧的认可。贴了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六月一日在登载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上批示新华社全文广播。毛主席肯定下级可以对上级通过大字报这一方式提意见批评。

六月三日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到各个高校，不仅给大学派，中学也派---所以造就了红卫兵。总数约在8000-12000人，分成几百个工作队。其中共青团抽调1800名干部负责北京市中学，所以毛主席有以下的说法：共青团应当站在学生一边，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工作组在学生和基层党组织的矛盾当中对基层党组织采取维护对学生进行打击的做法遭到多数学生的反对。学生非常反感反对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非官方的结社就是反革命。派工作组的结果是自然和学生产生对立，例如，邮电学院第四天就赶走了工作组，行李扔到大街，脸盆砸扁。当然工作组最为杰出的成果就是在清华培养了一位蒯司令，在清华附中助产了红卫兵。

六月九日，毛主席在杭州的会议上提出“不要急于派工作组”但是刘少奇坚持不能乱，邓小平上纲为：“他们不是要斗垮黑帮的问题，他们是要斗垮我们的党”毛主席说：“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搞垮我们的党，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我们的党已经烂掉。”六月十三日刘少奇曾经批示：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戴帽子，并且在多份文件中批示要定学生右派。六月二十日，北师大附中的两位中学生质问：工作组的老爷，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党的领导？

在派工作组的不到一个月内，北京二十四所高校中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上万，致死人数不详。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也被定性为非法，师大附中把三十多名反对刘平平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如“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修订本，北京，1967) 1966年6月23日条下，就有这般记载：“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毛主席在韶山得知后说：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我也要参加红卫兵看谁敢镇压。周恩来办公室每天也接到多封告状信。

当北京在为一些具体问题争论时，在南方的毛主席思考着更深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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