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連載之28 -6park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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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3－695页)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毛主席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发动群众要“改造”自己主导建立的党/国领导体制及全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塑造一代新人和一个新世界，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确乎是史无前例的伟业。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对猛烈狂热的红卫兵运动采取抵制态度。刘、邓虽倒，但其路线还在、影响还在，因此还得加温。不是刘邓有威信有影响，而是党内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比较一致都是当官做老爷的旧意识。林彪对领导干部思想状况的估计是：“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总的方面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中国文化没有原罪意识，谁愿意积极参与否定自己、批判自己的运动呢？叶剑英的诗说出了他们的心理：“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陶铸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就这样检讨：“……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4页。）而且，直到12月，北京乃至全国的造反组织中，“多数派”（重在造“牛鬼神蛇”反的保守派）仍然是多数派（“大派”），而毛和中央“文革”支持的“少数派”（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反的激进派）也还是少数派（“小派”）。总之现实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就多数情况而言，破四旧打人斗坏分子大多为干部子弟，这是主动而为，他们也胆子大，非法得多。而造反派批斗走资派，多半是被鼓励或奉旨造反，守法的多。现在被谴责最多的就是韩爱晶打彭德怀元帅。

毛主席感到中央一线的领导和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那就以自己的妻子和秘书为先锋，以红卫兵和对官僚体制早就不满的底层群众为主力。他在12月21日表达了彻底变革现状的决心：“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59页。）

林彪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则正面说出了文革的目标：“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5页。）总之，“文革”的目的不只是除刘邓，而是彻底“搞掉”长期存在的一条“黑线”。这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阻力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73岁生日这一天的号召导致了1967年文革的两个特点，

第一，全面开展“文革”。1966年的“文革”主要在学校（首先是高校）和文化单位展开，现在让全国都动起来。

第二，由造反批判升级为夺权，直接开展夺权斗争。惯于当官做老爷的干部不少已不可救药地成为运动的阻力。因此只有像上海的“一月风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69页。）《人民日报》1月22日的社论中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这被称为一月革命或者一月夺权。

没有毛主席高瞻远瞩的预见和义无反顾的行动就没有“文革”，而“文革”的迅猛展开又有其社会原因。从1949到1966，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当权者，出现了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生活特殊化等现象。毛主席开始正视自上而下建立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些严重弊端，逐步形成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来变革领导体制、解决干部作风的思路。提出了革命理想的蜕变和政治权力的“异化”问题。问题是，谁愿意放弃权力地位和舒服生活？群众基于平等理想起来造反，“走资派”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斗争激烈，毛主席希望“群众运动”能够让官僚队伍焕然一新，但“群众”并无决定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命运的权利，“文革”既有造反派与官僚的斗争、更是官僚之间的斗争，打倒不打倒、打倒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由“上级”决定的，最后的“上面”就是毛泽东。所以“文革”并没有把一些领导干部的官气、“修正主义”革掉，他们学到的只是如何圆滑地“保持晚节”、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口是心非地写检讨，阴险诡诈，包藏祸心地保证永不翻案。而文革后这些官僚又把独裁封建思想的帽子扣给毛主席。丧心病狂地以三种人报复造反群众，而真正的打砸抢分子老红卫兵联动份子却在改开后被别有用心地美化成为文革的最早觉醒者，或者因他们的罪行在文革被处理反而成为被迫害者，中组部1984年下了一个文件，不再追究当年老红卫兵和联动成员的历史责任。

文革的思想决心无疑是毛主席的，但是具体操作，实施的人是周恩来。文革后一个无耻的谣言就是周恩来对毛主席委曲求全，违心执行。纵观历史，周恩来有过短暂的执行王明路线，毛主席也有过类似三票对四票的抱怨。但他们绝对是战友，思想同盟者，都是圣徒式的伟人。周恩来在关键时期如遵义会议，抗美援朝，七千人大会，文革等坚定地支持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绝对信任周恩来的，党政军的执行权都在周恩来那里。九大的纪录片可以看出来里面的委员毛主席都不认识，都是周恩来介绍。“导弹二营，我要见见他们，恩来你去安排一下。”这样的事完全可以说明。周恩来拙于思想战略，长于铁血执行，策略，但并不表示他没理想原则。不然他为什么不跟蒋介石混。另外，一个领导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领导南昌起义，组建共产党特科，锄奸队，把歌唱祖国歌词由‘他灭亡改’为‘叫他死亡’的人绝对和软弱不沾边的。

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其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只能出之以乱批乱斗，革命的纯洁性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然而，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空前的社会改造就可能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毛主席通过革委会，职务变动，待遇不变的方法在制度上做了探索，倡导学习老三篇斗私批修改变思想。文革的造反是中国人类史上第一次不为食色而战。为了主义信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提出一扫中国几千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性黑暗自私，基于人的社会本质的道德做彻底的提升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造反派组织派系林立，谁都认为自己正义，文斗不行就武斗，直至动刀动枪地打，举国到处武斗。毛主席于1967年1月21日发出部队“支左”的号令，而军队的介入实际上又加剧了混乱，因为谁左谁右极难判断， 3月底，鉴于“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下发削弱军方威权的《军委十条》。混乱的顶峰就是武汉“七二O事件”：武汉军区因支持大派“百万雄师”、反对激进派“工总”而被毛主席和中央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当毛主席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时，“百万雄师”揪打了中央“文革”的王力，游行队伍逼进毛在武汉的住所，以至于毛主席不得不在21日凌晨2点离汉到沪。毛主席在夺权后的讲话不同于夺权前，他希望干部改变工作作风，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实现大联合。同时告诫红卫兵头头，避免四面出击，打击一切，否定一切。但是毛主席没有想到群众夺权后分为两派甚至多派。分派的主要原因是：无政府主义影响，走资派为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全面内战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各种矛盾的反映。造反之初并没有一致的诉求和目标，仅仅是一致的对官僚主义不满和对合理社会的向往。造反派是对激进的文化革命的理念的认同，如，大民主，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保守派是对保守精英，官僚体制的认同。相比较而言，造反派思想理论不足，经验缺乏，夺权的功利性使他们更容易犯错误，不被认同理解，受伤更多。

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毛主席也有失控的感觉。他不再期待“全面开展内战”，遏制一些过火行为，安抚当权派，化解矛盾，组建三结合革委会，不再号召“向党进攻”，而是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围剿派性”等，还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学校控制造反派。事实上，造反派从来没有获得政权的完全认可。文革当中造反派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批人，真正在成立革委会时掌权的屈指可数，而更多是进监狱，被边缘化。在实行大联合后，有过一些运动，如一反三打，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不乏一些造反派被打击，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误伤冤案，有保守派的蓄意报复打击。也有造反派的确犯了错。文革绝不是单纯的群众运动，既有领袖号召依靠群众对官僚的斗争，同样也有利用专政机关和各级组织对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和流氓的打击，由于群众觉悟，干部水平，这两种运动都有偏差，尤其是坏人破坏，利用运动报仇，破坏文革，官僚对群众打击报复。由于造反的全民参与，形形色色，参差不齐，群众运动的激情，经验的缺乏。尤其是和平时期非颠覆政权性的造反，非常容易进退的失节非理性。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错误。文革更多是应当人性的改变，需要春风化雨的力量，但派性的斗争成为“造反吞噬造反者”的闹剧！呈现于人的是难以计数的大会、游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激情奔泻、内容枯燥的战斗文体，呼天喊地的声讨和蛊惑，如火如荼、近无人性的武斗，风卷如席的绑架、抄家，对敌手无所不用其极的诬蔑，而自身既有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恶习，更有追逐功名、嗜权如命的丑态…。当然也有机会主义者。造反派犯错误进监狱也没有冤枉他们，如韩爱晶殴打彭德怀元帅，蒯大富开枪打死解放军和工宣队，李井泉的儿子有心脏病在北航被打致死。大体的经过是：李明清的确好汉一条，1966年8月24日写大字报,他的内容当然是要炮打毛泽东，李明清被扭送到公安局，关了几天又给放掉，是毛主席让放掉的。刘天章是北航的学生领袖威信特别高，67年8月20日在开封被保守派打死，8月24日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有赖锐锐，孙茜玲，苏晓前和李明清拉到东操场批斗，当然也有拳脚，李明清被打完，回到宿舍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结果没起来。这是等于给中央文革抹黑，中央文革要求24小时内交出凶手，但是实在是查不到。只是把发起批斗的判刑。总体来讲，在文革中造反派和群众受的打击和伤害远大于知识分子和走资派，借用电视剧《天道》一句台词：弱者的得救之道，最终还得靠自己。在毛主席强大威信号召的人民大众造反，当家做主，不过是扒着井沿看了眼井外面的世界，一旦毛主席不在，马上就被官僚精英打入井底。青海武装镇压造反派，169人死亡。湖南道县也是保守组织屠杀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广西是联指1968年7月在军区和地方政权支持下屠杀造反派422近十万人.毛主席搞文革客观上给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力，机会和方法。但是他们也付出代价。无论一些官僚和犬儒文人如何恶毒咒骂造反派，但历史上的造反派必定有下述优秀特质：崇尚真理，追求平等，无视权威，献身理想，英雄主义和敢于斗争。文革的斗争就如同毛主席带领人民群众这个羊群打了一次猎，毛主席一旦不出手相助，羊群就会被官僚这个豺狼咬的遍体鳞伤。不管过去还是今后有多少羊死于豺狼之口都是习以为常的，偶尔有豺狼死于羊之口，那就是大逆不道，天怒人怨，口诛笔伐！文革真正冤死的有几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多委屈？整整控诉聊四十年。复辟后底层人的屈辱和悲惨你们怎么不说？广东有个傻逼文人叫禽兽，反正我是不知道它有过什么有价值的作品。它对文革有这样的描述：“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任何有良知的人，看看这三十年的改革。可不可以这样说：“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千万人背井离乡，多少千万人因医药费，毒食品黑社会血汗工厂含恨以终，多少千万良家女子被迫卖淫，多少家庭因房价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被拐卖，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黄色书籍被出版，多少名胜古迹被盗挖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全民资产被瓜分，多少干部成为贪官，多少罪恶假改革之名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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