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地读了这篇文章，刨除那些套话、老话和八股之外，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树立习近平的个人威望，对除了毛泽东之外的主要领导人文过饰非，然而又在谈到习近平的成就的时候，自相矛盾地把邓、江、胡时期的问题的严重性暴露出来，形成一个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怪圈。。。是一个失败的文件。
决议在用一整套套话把邓小平路线、“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夸了一顿之后，谈到习近平的主要成就之一的“从严治党”时说：“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
“管党治党。。。取得明显成效”和“管党不力、治党不严”这样的词句出现在同一个段落，然后列举了一大推没有管好党、治好党的现象，再加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样的评价，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到底是江胡“管党治党成效明显”？还是习近平的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在习近平当政之前就“管党治党成效明显”的话，为什么还要化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反腐？习近平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就就是一个笑话。
同样的例子还有：在肯定了邓小平路线、“三个代表”、“发展观”之后，后面的决议又说：“党提出和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产总值、不唯年龄，不搞‘海推’、‘海选’，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想着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众所周知，邓小平以“猫论”为自己路线的标志性的品牌，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干部能出“成绩”、能有“效率”、能“锐意创新”、能赚钱，那就是“能人”，就要提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绝对不是邓小平的“路线”。那么到底是坚持邓小平猫论？还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呢？江泽民的“七上八下”被海外一些人作为胡春华必须接班的根据，现在说“不唯年龄”，是不是江泽民那一套错了呢？如果邓、江、胡都犯了错误，为什么不在决议里提“虽然他们都有贡献，但也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呢？？事实上，这次的决议提到干部路线问题，就是因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的干部路线有严重的问题，这才使一些有严重道德缺陷的所谓“能人”被当作接班人提拔到领导岗位，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握，当然会胡作非为，所谓“七个有之”、各种贪腐乱像都是干部路线出现偏差的结果。现在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就是对邓小平猫论的否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不管黑猫、白猫”不可兼容，互相排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只能是对邓小平路线的否定。
决议接着又说：“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如果不抓紧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必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样的说法和在评论胡锦涛时说的“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严重矛盾。如果胡锦涛解决了“怎样发展”的问题，为什么还会出现“短板”？如果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为什么还要偷偷地把【才】字这个邓氏“精髓”从这句话里去掉？其实“硬道理”也同样不对！如果只有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什么是“软道理”？这样的已经被事实证明失败的邓氏教条，没有任何必要写在决议之中，即使是偷偷去掉了“才”字。
关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结论更是一笔烂账，决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成功举办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战胜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这是对历史的改写,与基本事实有很大出入。事实上国内的小气候是83年以来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包括允许军队和党政机关经商做买卖，鼓励默许一些地方突破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底线，搞“灯论”、“打擦边球”、“利用灰色地带”、“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李瑞环扶植的大邱庄主禹作敏语录）等等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王震和赵紫阳的子女在荣毅仁、王光英等前资本家们的引诱下，带头搞走私官倒，使得社会上官倒和贪腐成风。群众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怨声载道。1988年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不是检讨以前政策上的失误，而是把社会出现问题的原因推给“价格双轨制”，追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头人弗里德曼，要搞“震荡疗法”，又受到阿根廷当时的领导人阿方索的误导（其中中国一些人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其中包括王岐山，在本人的《六四缘由》系列中有详细的叙述）在中国搞“改革大跃进”式的“物价闯关”，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心浮动，社会动荡，使得群众对当时的政策严重不满，才导致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有大量的群众同情和支持学生的行为。当然，后来赵紫阳企图把天安门事件搞成什么“人民要求民主”，来洗脱自己家族贪腐在先的事实。天安门事件的起因是人民反对官倒和贪腐，最后是贪官利益集团受到保护，这才是历史事实。
64发生时苏联并没有解体，东欧也还没有发生巨变，至少没有公开地发生巨变。决议故意混淆时间的先后次序，把64事件的原因推给“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 无非是想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推脱责任，然后又事无巨细地把一些工作细节像什么洪涝、地震、奥运等等像小商贩一样数落了一遍。如果按这样的写法，文革前17年的成就可以写满全文，文革中的卫星上天、氢弹、人工胰岛素、红旗渠、抗美援越、青蒿素的成功也可以写在决议之中。这样的春秋笔法不但是对历史的改写，甚至是对历史的歪曲。像天安门事件这样的事情，被称为“灾难”的文革中都没有发生过，是不是也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灾难”呢？邓小平、赵紫阳家族的贪腐和错误路线不应该对89年的事情负历史责任吗？

诸如此类的矛盾说法充斥整个决议，出现了对改开以后的各个时期前面肯定，后面逐一否定的尴尬局面，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八级泥瓦匠的重大面子工程，表明习近平仍然不敢公开实事求是地评价改开以后的历史事实，虽然对江胡的做法一一否定，但是纠结于面子，还是硬着头皮称他们“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可以理解习近平等人投鼠忌器的难处，但是这样的决议是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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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中美春秋于2021_11_20 4:27:4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