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
摘自《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5月，已获出版社授权。
于右任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1906年在日本得会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 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他又是复旦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1949年去台湾，1964年病逝于台北。于陕西三原、台北等地建有故居、纪念馆。
台北的北投，一个不很大的地方。
整整一天都在下雨，却不能熄灭这里女巫嬉游的欲火，此地有“地热如炙”之称。日据时期，曾在此开辟出一个温泉旅馆聚落。
去北投的地铁里很干净且有文化气息，车厢里的装饰带着温泉浴室的符号，如果不是周末乘客不多。
出了地铁来到北投。眼前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温泉浴室，漫步行经北投公园露天温泉，不远处坐落着一座温泉博物馆，来此怀旧的男宾女客不少。
日本来的多是来泡温泉的，也会偶然碰到去于右任故居的；大陆来的多是奔着于右任来的，也有顺便去泡温泉的。
随着北投公园坡道拾级而上，不消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一扇大门，门前树立着“江山如有待，天地更无私”的草书题字，大门口两旁石柱上刻有“梅庭”二字，都是于右任的手书。

台北北投的于右任故居梅庭
这里就是民国大佬于右任的别馆，他居台后，以“每日三千字，长生一万年”的情怀大写特写行草书法作品，有求必应。据说，他在台湾留下了五万幅墨宝，他的公馆据说在若干年前已拆迁，换了主人，不复追惜。
梅庭依山坡地形而建，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临中山路，故居简约，质朴的黑色屋瓦及木隔棂的日式建筑，木造落地窗，外观则是以石砌台基，呈现着恬静、怀旧气息，看了不禁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屋内是木造结构，阳光流泻在木质地板上，回荡出温暖、浪漫的氛围；庭院里生机盎然，花木扶疏，绿树成荫。这里是于右任在台湾15年的生活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处居所。
下层是防空避难室，采用西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二次大战初期的建造形式，成为战争的最佳见证。房间里几乎没有装饰和固定的家具，显得朴实而素雅。如今，台湾文物保护部门对梅庭进行了精心的保护与修缮，在园内的“梅庭二三事”展区，还有梅庭历史与于右任的简介。
院长的十五年
有不少人说，1949年，于右任本想留在内地，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继续留任。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强迫于右任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到台湾之后的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院长一职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一事。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于右任曾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提出弹劾俞鸿钧的动议。“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

在台湾，蒋介石造访于右任公馆
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会上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介石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蒋厉声斥责：“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更加置身事外，寄情于书法、诗词。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他最后15年的院长生涯就是这样在台湾度过的。
白头夫妇白头泪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于是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几日前去了成都。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返回台湾。他于是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
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亲人。
1958年，正是于右任与他的发妻高仲林金婚之年，但本应在夕阳岁月中相偎相依的这一对夫妇，却被横亘的海峡所阻隔。人们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但当时，老伴在大陆的生活到底如何，他根本无处知晓。于是，他写下那首哀痛的诗:“两戒河山一日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1年，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女士80大寿，这样的重要时刻，于右任却不能陪在妻子身边，他在苦闷中给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写了封信，倾诉衷肠。在吴季玉、章士钊的奔走下，这个消息被周恩来得知。周恩来亲自安排，以高仲林的女婿屈武的名义，集合了于右任在大陆的其他亲属，以及老朋友孙蔚如、茹欲立等20余人，在西安为于夫人举行了寿宴。寿宴过后，高仲林欲写信告诉于右任这一消息，又恐消息如果传到台湾当局耳中，会给于右任带来不好的影响。高仲林的挚友邵力子给她出主意说，宋代《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也姓周，有一号为“莲花”，便为周恩来取了一个雅号名“莲溪先生”，隐晦地告诉于右任，自己的寿宴，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办得圆满热闹。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于对此十分感动，思乡之情更甚。
1964年，于右任的好友吴季玉从香港赴台为于右任祝贺生日，谁知这次台湾之行竟成两位老友的永诀。吴季玉的行踪已遭国民党特务侦知，因此抵台后不久即遭暗杀了。于右任闻听噩耗，悲痛欲绝，身体每况愈下，1964年5月1日，也成为于右任在世的最后一个生日。
每日三千字，长生一万年
即使在病痛的时候，于右任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讲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就大呼“取墨来”。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有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其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右任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任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00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住院，却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的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这是一个意外，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元老级人物当时，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了。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1964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事做出了两次安排。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十几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思乡的心情让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他：“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话，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怎么也猜不中是什么意思，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他点了点头。
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他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故人的心思已成天语，而这一解释获得了不少人，尤其是故乡人的认同。陕西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建有于右任故居。六百多年的古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荫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他的旧诗飘逸隽永。
于右任的遗体被埋葬于台北的最高处大屯山观音山上，并在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于右任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四米高的铜像，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上山的，他们了却了于右任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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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Lv200于2023_05_23 9:40:3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