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篇驳中医的文章中谈到，中医对瘟疫的防治和西方传统医学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个结论不一定准确，毕竟这是个感受性的结论，没有实验性数据作为依据。 6park.com
但是反面的结论也同样没有依据，因为中国古代的瘟疫至少在感觉上发生是很频繁的。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数据说是2600年间发生过772次大小程度不同的瘟疫，但是数据没有来源，可靠性不高。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中有一个从文献得来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朝代越近，频率越高，一个原因可能是朝代越近，数据越详细，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人口越密集，越容易发生疫情。这和《枪炮，病菌和钢铁》中的结论相符，人类发生瘟疫的严重程度，与人口密集程度，家畜豢养习惯，以及居处环境是否封闭密切相关。这几点在武汉肺炎中都体现出来了：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吃未检疫的野生动物和密闭肮脏的市场环境。 6park.com
而且中国历史上瘟疫的严重情况也是很高的。以建安年间的大瘟疫为例，曹丕都说他家“亲故多罹其灾”，建安七子更是病死五个，基本团灭，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中医的医圣张仲景说他们家族二百余人死了三分之二，以至于催生了中医的不世经典《伤寒论》；《金史·哀宗纪》描写汴京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恐怕是中国正史中记录的死亡人数最高的瘟疫；而崇祯年间的瘟疫，大幅度削弱军队战斗力，制造大量灾民，以及因为救灾消耗的资源，是当时看似还很强大的明王朝迅速冰消瓦解的一种重要因素。中医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温病学就奠基于此次大瘟疫，产生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瘟疫的发生让医家发现以前的治疗方法完全没有效果了。所以中国的瘟疫是有过灭城亡国的先例的。 6park.com
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因此灭种过。从整体来说，说明人还是一个很顽强的物种，也许以后丧尸病毒来了或者机器人统治世界了，我们也还是有生存机会的。另外也说明一个问题，即使是在古代环境和治疗条件下，采取积极的处理措施也会对疫情的控制有所帮助的。在古代社会最常见的瘟疫处理方式有以下这些： 6park.com
1.预防：预防不一定要用药，其实不管是医籍还是其他的古文文献，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顺应时气”。《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这就是说要注意气候的异常变化来保护自己，去国日久，不知道国内的人现在是怎么保养自己的。但是至少在美国，美国人民这一点是做得非常不好的。冬天穿短袖短裤，吃雪糕，吹冷气，遇到气候突变异常，就到处都是流感。另外中医主张穴位保健，比如道士出身的中医预防学专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就主张没事就在丹田这些地方灸自己几壮（灸的度量单位）来预防疾病，现代估计只有那些有滴蜡的爱好的人才能坚持。还有就是在足三里，涌泉，三阴交这些强壮穴按摩，个人觉得除了能直接掐死几个病毒以外作用也不大。 6park.com
2.消毒：孙思邈在《千金方》里主张用雄黄、雌黄、丹砂等十六味药材早晚熏蒸，不过这个方子里的雄黄是古代的万能药，成仙，驱妖，消毒都要靠它，价钱昂贵，而且是矿物药，所以真的需要家里有矿才能天天用。普通老百姓能大量用的是陈蒿，艾叶这些草本植物，就算杀不死病毒，至少蚊子是一定会死，所以对瘟疫的防范是有积极效果的。贾宝玉平时身上总带着一个香囊，里面就是所谓“驱邪避暑”的消毒剂。另外是在饮食习惯上的消毒，“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可见古人做饭是要洗手的。袁枚也说，良厨要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随园食单》还说：“切葱之刀，不可以切笋；捣椒之臼，不可以捣粉。”专器专用，除了保持味道的纯正以外，对保持食物的洁净防病也是很有意义的。奇怪的是，我的太太，作为一个现代武汉人，却完全没有这个观念，生熟案板不分，器皿逮谁用谁，我有时候也分不清她到底是没有消毒观念还是只是单纯地想把我气死就可以少做一个人的饭。 6park.com
3.疫苗：中国很早就有对天花的接种，最早的方法叫“痘衣法”，就是穿出过天花的人的衣服，其观念类似现在的减毒或者灭毒活疫苗，只是活疫苗多半是真，是否减毒或灭毒却未知，所以风险很大。后来又有鼻苗法，旱苗法，水苗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说：“种痘产生于宋代初期或宋代以前，或许更早至隋代的道教环境之中。”康熙因为自身得过天花，对天花防治的推广更是不余其力，除了在太医院专设痘疹科，还设了一个官职叫“查痘章京”，专门负责八旗子弟的天花防治。除了天花疫苗外，葛洪在《肘后方》里还有用狂犬脑子做的狂犬病疫苗。《诸病渊侯论》还提到一种射工侯，被认为是后来的斑疹性伤寒，用射工毒蛊，也就是携带斑疹伤寒病毒的羔螨碾粉来预防。不知道这个蛊毒是不是金庸小说中苗女们用的那种。 6park.com
4.公共卫生：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城市下水道的观念，《周书秘奥造宅经》：“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易县曾经发现燕国时期的陶管下水道，明代故宫就有铁铸下水道。反倒是到了清末，阴沟纷纷变为阳沟，增生隐患。所以某年大雨，武汉下水道排水不及，大家在网上狂欢“冬季到武汉去看海”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出现大疫如何得了，一语成籤。汉朝还有棘车渴乌，是会喷水的洒水车，虽然是个案，也是城市环境卫生的先驱。上次在大杂有个关于马桶的文章，其实中国也是很早就有粪便管理的国家，汉代就有都厕，《梦梁录》讲到南宋杭州收粪水的“倾脚头”。所以如果穿越到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应该公共卫生条件还是不错的。 6park.com
5.隔离：《汉书 平帝纪》就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朝齐会要 民政》讲到萧齐的隔离机构叫六疾馆，不过因为叫六疾馆，不光有传染病，还有精神病，大概那时候他们认为就像脑残也算残疾一样，狂人病和狂犬病一样也是要传染的。唐代已经有了“麻风病院”，称为“疠人坊”，还是男女分坊的。宋朝有“安济坊”和苏东坡创办的“安乐坊”，都有隔离性质。元明清没有了国家性的隔离机构，只有民间的，但是清朝的“查痘章京”查到旗人患痘，就要负责把他们发送出城隔离。 6park.com
6.免费医疗：《周礼 地官》提到一个官职叫“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类似现在的巡回医疗队。《后汉书·光武纪》：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汉朝的光禄大夫是部长级别的九卿之下最大的官，所以巡回医疗的级别是很高的。《魏书》中说魏孝文帝诏书中要求“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宋会要》中也记载宋高宗和孝宗是要官员在城里免费送药上门的，当然，这是首都人民的特别待遇。宋代以后，就有了太医局或者药局，都是政府的免费或者半免费的药品机构，再加上民间的施药所等，只要不是太乱的时局，基本上都会有一定的药品保障。 6park.com
7.罪己诏：我印象中下过罪己诏的皇帝有七八十个之多，以为很多会和瘟疫有关，但是等我一查，却发现非常少，明确提到瘟疫的只有汉文帝。其他的如果是提到灾害的多半是因为皇宫被烧，被雷击，大雨或者大旱。因为这些原因才被皇帝认为是老天爷对皇帝不满意，至于瘟疫，似乎与皇帝无关。崇祯大疫，从崇祯六年直到十七年，蔓延华北数省，最后直击北京，北京“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在李闯入北京城之前的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为之减员五分之一强。而崇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爱罪己的皇帝，写过六次罪己诏，只在第五次中提了一次“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处，疫蔓为殃”，还是认为是兵患造成的。其他的罪己诏主要都是为兵败失地而诉苦。这样看来，瘟疫罪不上大夫的传统还是自古就有了。 6park.com
中国古代的瘟疫，因为医疗思想和手段的限制，没有很仔细的分每次瘟疫到底是什么样的现代病。但是从史书记载的治疗药物特别是偏方来看，应该疫情是有很大差别的。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的瘴疫，用姜、葱、豉煮热水就可以治好。《宋史·外国·吐蕃》中的疾疫，则要用多达七十六味的大处方治疗，其中更是大量醒脑开窍的药物，显然病情严重。《辍耕录》中载的元军疫气，却是一味大黄就可以救万人，让人怀疑这个疫气只是全军集体便秘。但是不管怎样，至少古代中医还因事制宜，否则也不会有伤寒温病的门派之争了。但是现代，病情初起，中医们不需到现场，就可以纷纷宣称已经炮制出特效配方，水平之高，就是在朱紫国悬脉诊病的孙悟空也自叹不如。 6park.com
春节时候谈瘟疫，似乎不详，但是想起一个笑话： 6park.com
文革时候有个农民挂春联，总挂传统的发财致富的吉利话，书记大怒，严厉批评，并叮嘱一定要挂语录。农民也怒，就挂了一个语录对联，书记熟视半晌，无话可说，泱泱而去。过路的人却无不大呼晦气。原来对联是： 6park.com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横批“送瘟神” 6park.com
希望这次可以言中，武汉肺炎这个瘟神可以尽快被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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