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在全面抗战六周年之际，刘伯承发表了《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一文。
这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是面向大后方的读者写的。
文中有一节的小标题为《敌进我进》，其中他把反日军“蚕食”中的“敌进我进”和反“扫荡”中“敌进我进”放在一起，不作区分，通通归入战役战术的范畴，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并且，这是他在这篇文章中专论这个问题的唯一的一节文字。

偏偏，“敌进我进”是八路军的一个大战略。
在年初开始，彭德怀等人就肯定了它的重大战略意义，八路军也随之全军执行起来了，并且，各个部队派出了不少武工队进行出击。早在武工队初次出动的时候，即1942年3月时，刘伯承就指出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他还说过，不能再敌进我退了，再退就只有退到太行山上去吃石头了！可是，刘伯承好似到了现在“竟不明白它（敌进我进）的重大战略意义”，只把它作为一个战术。
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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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他身边的人疑惑不解。
他为什么要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敌进我进”它只不过是区区一门战术而已？
其实，他不是与彭德怀唱反调，而正是刘伯承的思虑周密，老谋深算。
因为，日军到现在为止还坚持中共的方针是“敌退我进”。日军的 《华北治安战》一书在《结束语》中仍然郑重其事地说：
“中共游击战争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进行反复顽强的战斗。”

正是因为日军冥顽不灵，对自己的主要敌人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化竟然茫无所知，所以刘伯承故意在自己面向大后方而作的文章中，把“敌进我进”这个大战略混淆在战术之中，令敌不知觉。
几十年后，129师的老人们谈起这事儿，还说：
“这个‘敌进我进’的方针，日本侵略军至死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