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38岁的华人程序员Qin从Facebook（脸书）硅谷总部园区跳楼自杀，此后引发大量硅谷华人的献花悼念和现场抗议。参与抗议、要求公开真相的清华学霸尹伊，近日还被Facebook开除。
北京《新京报》报道，时隔20天，因媒体的深度回顾报道，这起硅谷华人程序员自杀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图为参观者在2018数博会facebook展台参观体验。（图片来源：中新社）
据媒体调查，Qin的自杀，直接原因是由于不堪承受公司内部办公室政治的“玩弄”，而主要原因则是工作压力问题。“季度绩效考核、差评、换组失败、SEV报告，一次次将Qin击倒，最后，他终于站不起来了”。
华人程序员自杀，揭开了硅谷残酷的一面
据多方披露，Qin是浙江大学99级本科毕业生，去年（2018年）刚入职Facebook，是位软件工程师。
Qin的自杀事件令很多人震惊，因为这起悲剧不是发生在某些知名的“血汗工厂”，而是发生在硅谷。
在一般印象中，美国是美国梦的制造工厂，而硅谷则是美国梦最精彩环节的发生地，是全球科技圣地。
而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以人性化著称，拥有被许多TMT媒体集体点赞过的“Google式办公环境”。更关键的是，据说很多硅谷公司实行Life-Balanced工作模式，甚至不限制上下班时间，也不设置打卡的机制，员工能自由安排吃饭、跑步和接小孩……有人说，“在这里上班是种享受”。
但Qin自杀事件，却把硅谷高科技、高文明程度背后的“另一面”，赤裸裸地呈现在了很多人面前——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不是天堂，像Facebook这样的世界级互联网巨头，也同样存在不公正的绩效考核、高压的工作环境、对员工的制度性歧视等种种弊端。
之所以说是“另一面”，是因为Google式办公、Life-Balanced工作模式与高压的工作环境并非不能并存。
二者看似互相抵触，但都不是谎言，都真实存在着。这实际上也是资本时代的长期真相：即便到了互联网时代，公司仍是以逐利为首要目标，与劳动力的关系仍然是交易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公司的各种制度最终指向了，驱动员工创造尽可能多的商业价值。
Facebook就是个典型的例子。Qin自杀后，不少受访者都提到，尽管Facebook已经如此庞大，高层却仍期待维持一个创业公司的形象和与之匹配的增长速度。
当这份期待通过政策传递到经理和工程师身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形：高压的工作环境、频繁的业绩考核周期和用机器人管理人的制度，对于关键组别和岗位的工程师不但很难起到激励作用，反而可能造成每个人都疲于奔命。
这种高压不只存在于Facebook，而是弥漫于整个硅谷。在硅谷，虽然没有“硅谷精神”一说，但硅谷人加班也是家常便饭。
24小时待命、“work from home”的规则、年龄歧视.....这些压力硅谷也都有。而背后驱动那些硅谷员工自愿工作的动力，也与跟其他部分国家互联网业如出一辙，主要是两大动力：一是梦想与工作狂文化；二是高回报、高福利。
客观地说，只要努力能有相应的回报，顶着巨大压力工作，在自愿情况下也不能说不公平。而Qin自杀事件的问题却在于，他的悲剧并不是发生在这些逻辑之下，其中可能有着许多的不公平成分。
根据媒体调查，Qin加入Facebook仅仅一年零七个月，工作非常努力，却在绩效考核中被主管给了差的评分（可能导致被解雇），这是一种不公平对待，“是Facebook这个本来高度可量化的制度所呈现的弊端，造成的不可量化的恶果”。
丢失一份工作，对本土美国人可能无所谓，对Qin这样的异国逐梦者来说，打击却很大。这关系到绿卡、家庭的生计、孩子的教育、房贷压力、未来的出路，一点预料不及的工作变动，就足以断送华人的“美国梦”。
而为了确保过上稳定的日子，他们只能在一次次“自愿”加班、被上级和同事有意无意抱团排挤，自己咽下自己的不甘和焦虑。但显然，最后这一次，Qin没有顶住。
高科技行业中，劳动者的困境
作为新移民，Qin的自杀事件是个个例，却也间接地反映出互联网崛起之后，硅谷狂飙突进20多年发展后遇到的新问题：如何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以不那么残酷的方式。
在创业初期，很多公司能很轻易地实现高速增长，连门卫都可能因为有股份而成为百万富翁。因为财富效应，每个人都是自愿的工作狂。但变成大公司之后，可分配的蛋糕变小，财富效应减弱，制度弊端开始显现。
尽管高科技向来连着非常成功的商业市场，但硅谷的劳动者并没有普遍从增长中获益。
去年有个调查显示，在将通货膨胀率纳入考量后，硅谷九成员工收入比1997年还少，仅硅谷收入前10%的顶尖人士的薪资出现了实质性增长。其中，尤以工资处于中等位置的员工受到的影响最大，20年间下降14%。
硅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却流向了投资人和顶尖的极小部分员工，普通员工除了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还要承受被少部分人推高的生活成本，如硅谷的房价。
年龄也是个巨大的压力源。自杀的Qin自杀时“年仅38岁”，正值人生黄金时段。但在硅谷，38岁却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很可能一旦失业就再也难以找到待遇持平的工作。
精力充沛、知识又新、人力成本偏低的年轻人在硅谷更受欢迎，已是众所周知。美国劳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2岁，但苹果的雇员年龄中位数只有31岁，谷歌和特斯拉是30岁，Facebook和领英只有29岁。
全球不少国家的互联网业，都是“Copy from American”。硅谷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会被原样搬到其他很多国家的科技业中。怎么解决持续高速增长与个体压力舒缓、科层体系下的压力向下叠加问题，注定是个需要探究的命题。
但毫无疑问，像Qin面临的考核不公、办公室政治玩弄等具体的问题，是相关企业该着力去解决的。
特别是那些互联网巨头企业，有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消除那些职场欺凌与暴力，提供更公平的职场竞争环境，也不能在“制度性问题”的掩盖下被当成死结来看待。对这类显性的不公处理不当，就是企业层面的失职。
所以，华人程序员Qin之死反映出的硅谷普遍问题与此事中的个性问题，都需要被梳理和厘清。看清硅谷去掉滤镜后的真相，和厘清Facebook的责任也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