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中右翼政党过去常被认为是既可靠又稳定的存在，然而现在却不复往昔。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以及自由党（分属于构成主流右翼政党的三个不同“政党家族”）正经受着重大的转变，尤其是面对着来自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日益严峻的挑战。此外，由于他们仍然在众多国家的统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其在努力应对诸如民族国家主权日益被侵蚀（以及随之而来的重新实施国家主权之要求）带来的挑战以维护大陆自由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


要想知道何为利害攸关，只需看一看大西洋彼岸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时期的统治。即使在美国国会大厦遭到袭击之后，在国会他的同党派成员仍然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这些都让人怀疑美国共和党能否再被看作是主流右翼政党——这对美国民主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注意到，对西欧政治局势的描述往往更多地关注主流中左翼政党而不是中右翼政党面临的难题。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正在努力留住他们的传统选民但也发现自己很难再吸引足够多的新的、持进步思想的选民来弥补相应不足，尤其是因为后者中的许多人更愿意支持那些属于绿党和极左翼政党家族的替代党派。（见图1）
图1（西欧左翼政党国家大选支持率统计数据）




无论对错与否，评论家们也已经将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与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欧洲媒体几乎每天都会提到后者，其中的许多政党现在经常会赢得5%到15%的选票。


此外，这些政党不一定会被其竞争对手视为不懂政治的平民百姓。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奥地利、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士担任公职，并且也曾定期向丹麦的少数族裔政府提供稳定可靠的议会支持——尽管研究表明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现在人们可能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的结果必将是主流右翼政党的崛起——换句话说，就是保守派、基督教民主派和自由派政党的崛起。这些政党一直自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坚定支持者，而且前两个政党还是“传统”价值的坚定维护者。然而，正如我们在最近出版的《驾驭民粹主义浪潮：危机中的欧洲主流右翼党》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些政党中有许多也在选举上遇到了麻烦，即使它们各自遇到困难的时间点可能相差很大。
《驾驭民粹主义浪潮：危机中的欧洲主流右翼党》


部分是因为这些困难通常不像他们的中左翼对手所面临的那么严重，也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通常有更多的联盟选择，故而这些政党目前似乎还能够更好地保住职位。但这不应该让我们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即使这涉及到欧洲大陆迄今为止表现最强劲的一些政党，例如西班牙保守派的人民党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或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


如图2所示，虽然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家族能够站稳脚跟并扩大其选举吸引力，且自由党支持率也相对稳定，但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家族的支持率都在下降。
图2（西欧右翼政党国家大选支持率统计数据）




学者和媒体评论员对西欧这些中右翼政党的衰落相对缺乏关注，这一点令人震惊。但这似乎也能够被理解：如图1和图2所示，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党支持率下降的速度比社会民主党要缓慢得多。因此，中右翼政党的这种衰落就更容易被忽视。


什么是主流右翼政党？
西欧主流右翼政党包括三个政党家族——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他们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他们都认为不平等是天然存在的，国家不应该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他们不仅采取了相当温和的政策，而且还支持自由民主内在固有的规范和价值观（包括法治、维护少数者权利以及媒体自由）。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极右翼政党，后者核心立场坚定而且拒绝承认部分或全部上述规范和价值观。


但这并不是说主流右翼政党由一些本质上相同的集团组成。像基民盟或基社盟这样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他们不仅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阶级间的协调以及社会多元化，而且还发展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建立在补助原则基础上的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家庭优先于个人原则等。而另一方面，保守党派，如英国保守党，通常提倡一种剩余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并采取更加民族主义的路线，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明显降低不少。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如丹麦自由党或荷兰的自由民主人民党，通常采取更加国际主义化的政策并且更为关心促进和保护多元化和个人权利（不仅仅是财产权），而非维护传统价值观。这些差异有助于确定他们面对挑战作出回应的动机和举措规模以及面临的选举难题的棘手程度。


双重打击——无声的革命和无声的反革命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欧主流右翼政党的政治形势和命运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场震撼西欧政治的重要变革：欧洲大陆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这为两个新的政党家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一场“无声的革命”促使绿党诞生，而一场“无声的反革命”助推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党兴起。


二战后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强大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开始减少对物质需求问题的担忧转而更加重视“后物质问题”。这种转变由关心公平贸易、国际和平、尊重环境和妇女权利等问题的年轻一代最先提出，它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对现有政党施压以适应此种新形势（后物质问题价值相关性日益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阶级投票实力下降），这一代人能够引起大多数西欧社会政治议题的变革。中产阶级对进步价值观的日益支持意味着对主流右翼党提出重大挑战，因为左翼政党看起来能够因此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扩大其民众支持基础。这本身就已是一个严峻问题，然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主流右翼政党又面临着来自同属右翼的新政党的挑战，其中一部分是强烈反对社会文化进步价值观——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的产物，这被意大利政治学家皮耶罗·伊格纳齐称为强烈的无声的反革命性质的反对。


结果，主流右翼政党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紧张关系中：一方面他们需要继续吸收富有（而且通常受过良好教育）选民，其中许多人表达了与无声的革命相关的自由进步观念；另一方面， 他们也需要吸引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和富裕程度较低的（男性）选民，但这些人倾向于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党所追求的与无声反革命相关的权威主义和本土主义思想。


移民——对无声的反革命的回应
当谈到移民和多元文化时，问题可能最棘手。广泛存在的反移民和种族中心主义情绪对主流右翼政党来说尤其麻烦。这不仅是因为通常来说，支持移民和多元文化有利于提升商业领域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且也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层面，这可以捍卫那些采取温和政治立场并且坚持自由民主观念的右翼思想。因此，虽然主流右翼政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效仿并与极右翼党派合作，但这种方法仍存在局限性。


除了对一些企业的直接经济利益构成威胁外，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过于严苛的立场可能会损害主流右翼政党在选民中的形象和声誉，这些选民通常赞成市场自由反对强权干预，因此他们可能会放弃对主流右翼政党的支持。此外，由于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在许多国家有效地掌握了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所有权”，因此试图让他们的政策与政治主张相匹配就可能会提高他们在选举中的突出地位，从而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


如果移民问题构成对主流右翼政党执政的挑战，我们认为它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三个政党家族：以基督教民主党为例，采取严厉的反移民立场显然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相冲突；对保守党来说，向移民开放经济领域可以被视为促进自由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可能与他们坚持的国家主权观念相冲突。然而，自由主义政党不会面对这样的哲学难题，因为他们既支持自由市场，又包容不同的文化，尽管激进的右翼政党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与多元价值观相冲突的宗教的主张可能会违背这一逻辑。然而，正如图3所示，对于移民问题，这三个政党家族的主张实际上都朝着几乎相同的限制方向前进，尽管如我们前文所讲，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并不相同。
图3（主流右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变化）




道德问题——对无声的革命的回应
当然，移民问题只是主流右翼政党感到有必要改变其政治立场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在回应由无声的反革命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对无声的革命做出回应。


西欧社会在堕胎、离婚、同性恋权利和性别平等等问题上变得更加开放自由。这迫使主流右翼政党重新考虑自己的纲领和他们在政府中推行的政策——这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对保守派而言，同样，对基督教民主党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正如图4所示，虽然自由党的思想变得更加自由了，但是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也作出了相同改变，尽管后者从来没有完全赶上前者。
图4（主流右翼政党在传统道德领域的立场变化）




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这些立场上的转变——无论是对无声的革命的回应，还是对无声的反革命的回应——都并非没有风险。主流右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实际上承担着推开其核心选民的风险，因为这部分选民在传统上强烈亲商。而另一方面，一项衡量选民对其他政党“投票倾向”的调查表明，许多主流右翼政党的现支持者和前支持者表示，如果该党对移民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都没有做出一些象征性的抵制，他们会倾向于支持极右翼政党。即使他们远不是倡导某种“觉醒战争”的“文化战士”。这些选民内心的不适感十分相似：被他们看作是常识的传统道德观念被消解了。


哪些主流右翼政党面对的形势更好或更差？
显然，正如基督教民主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选举中的衰落所表明的，他们面对的形势最为艰难——至少在整个西欧如此。


无声的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虔诚的衰落，还有与之相关的传统价值观的没落，这两者都与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有关。与此同时，无声的反革命——特别是民族主义、仇外情绪以及与之相关的对移民的反感——构成了对支持国际主义（以在鼓励欧洲一体化方面的作用为典型）、做出重视慈善和“把陌生人变成朋友”传统承诺的基督教民主的直接挑战。奥地利、荷兰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似乎如预期那样都遭受了损害。几十年来，他们失去了民众支持并发现越来越难以广泛吸引选民。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想要继续执政的渴望——即使这需要在政策上做出牺牲——令其已经能够在几个场合组建政府：要么作为联盟的初级伙伴（如荷兰），要么作为推选总理的主要伙伴（如奥地利和德国）。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对基督教民主运动来说是否是一种明智的策略还有待商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基民盟/基社盟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被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个人声望及其传统中左翼对手的弱点所掩盖。既然她已经不再担任总理，社民党也已成为了德国新执政联盟中最大的力量，那么基督教民主党如何才能避免重蹈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地位大幅下降的同行的覆辙呢？一种回应是追随他们奥地利姐妹党的做法：与极右翼政党在政府中合作。 诚然，德国选择党目前并不被基民盟/基社盟认可——至少在联邦层面如此。这可以理解，毕竟许多欧盟成员不愿与一个让选民想起黑暗和令人深感不安的过去的政党达成协议，但是这种态度能持续多久呢？奥地利的例子表明，主流右翼政党认为通过让极右翼加入联合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羞辱或驯服极右翼政党的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带有安慰色彩的幻想。尽管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经常未能将简单的承诺转化为可行的政策而对其选举和声誉造成伤害，但事实表明这似乎很快就会愈合。


然而，替代方案——与极右翼保持一定距离或者采用他们的一些言论和优先事项政策（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也没有明显奏效。前者很少能持续实施，而且无论怎么做都只会印证这个平民政党的指控：“精英”或“政治阶层”合谋将“人民”的真正保民官拒之门外。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通过打击移民、庇护和犯罪等手段来“关闭问题空间”，往往会增加问题的突出性从而增加选民对反对派的支持。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保守党。即使反对移民的运动有可能与他们做出的对商业和市场友好经济政策的承诺相抵触，西欧的保守党派也能够更好地应对无声的反革命。毕竟，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偏好，比如对“法律和秩序”的偏好，已经是他们政策主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与教会的松散联系给他们提供了比基督教民主党更强的灵活性，他们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所谓的“家庭价值观”的坚守也使这场无声的革命变得对其而言更为棘手。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戴维·卡梅伦在2005年至2016年执政初期短暂的一段时间外（尽管他在选举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英国保守党在文化层面向右靠拢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特别是利用“福利沙文主义”将移民和国家主权问题政治化。然而，有些人会认为，为了应对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英国独立党及其继任者英国退欧党的崛起，这种做法太过火，由此导致了英国退出欧盟——这不是大多数经营者（或实际上是劳动者）希望看到的。


然而，当涉及到社会自由主义的渐进发展且似乎不可阻挡的增长态势时，保守党开始发现难点了：一些问题（如缺乏对涉及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平等立法的支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20世纪进入21世纪时就不再如此。卡梅伦所宣扬的“自由保守主义”在党内基层中获得的支持相对较少。不过，他的政策的主要结果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婚姻平等的主张和至少是表面上对保护环境目标的承诺都得到了选民的广泛支持，这显然让右翼保守党议员感到震惊。


但在应对这两场革命带来的挑战时，并非每个西欧保守党都能像英国保守党那样应对自如。可以预见的是，瑞典温和党这个北欧组织已经证明与比大多数保守政党相比，自己在这场无声的革命中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但是，随着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加剧，温和党已经输给了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这促使温和党向权威主义右翼靠拢以避免这些失败再次出现。但是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温和党向右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而且可能已经让位于自由派政党，这再次提醒我们，对于欧洲的主流右翼政党来说，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取舍。  


在法国，一个类似但可能更戏剧性的故事正在上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戴高乐主义右派很少去回应无声的革命带来的问题，事实证明他们对无声的反革命关注度更高，特别是当他们的关注可以令选民转而支持国民阵线的时候。因此，雅克•希拉克和尼古拉•萨科齐发表讲话（有时也是表演）时都表现出在移民和一体化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他们将其作为争取选票的一种手段。然而，他们的继任者过分强调保守的文化议题，该议题超越了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延伸到了婚姻平等等问题上，这一举动导致自由派选民（和政治家）与该党疏远。无论如何，它对戴高乐主义者没有多大好处：工人阶级和支持权威主义的选民可能会被这种文化议题所吸引，但同时又会被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所阻碍，故而反被国民阵线的反全球化、福利沙文主义的主张所吸引。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竞争的文化维度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许多自由党选民（以及一些政客）转而支持马克龙的“前进阵线”，后者（至少在一开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上都采取了更自由的立场，这让戴高乐主义共和党人进退维艰。今年共和党确定的总统候选人瓦莱丽·佩克莱斯能否摆脱这种命运还有待观察。诚然，在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斗争中，她击败了党派内部比她更接近独裁右翼的竞争对手，但如果要在第二轮决选中击败马克龙，她就必须在不失去共和党温和派支持者的前提下击败两名更为强硬的右翼候选人，这貌似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主流右翼政党选民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代替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选择——自由党。事实上，如果马克龙能够将自己的政策继续推行下去并在法国政党体系中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可能会成为自由党家族的成功故事，并且也会是欧洲大陆其他政党纷纷效仿的榜样。


德国自由民主党或许也是如此。他们经常被除名但现在又回到了政府中，并像马克龙一样，旨在将捍卫无声的革命的价值观与支持相对亲商的立场结合（尽管是联合执政）。然而，在荷兰，自由党派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这些价值观——如果不是与性问题有关的话，至少是因为它们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有关——他们试图留住足够的支持者以确保自己能留在政府中，并进一步阻止荷兰选民转向极右翼。事实上，在马克·吕特的领导下，荷兰的自由党至少目前已经成功拉票并保住了地位，但代价是他们要支持在关键方面与无声的革命不一致的想法和政策，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人们期待着自由党接下来提出的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吕特正在效仿库尔茨领导下的奥地利基督教民主党和鲍里斯·约翰逊领导下的英国保守党所采取的方法——建立一个伪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这涉及到对无声的反革命中一些价值观的接受甚至认可，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些政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然被归类为主流右翼政党。就像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组建的各个政党一样，即使他们从来都不是他的联盟伙伴在全国联盟和北方联盟中的极右派，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轻松贴上“保守派”的标签。  


主流右翼最终会转向激进右翼吗?
西欧的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之所以可以被视为主流右翼政党，不仅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还因为（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致力于追求和实现自由民主。


但想想塞巴斯蒂安•库尔兹（奥地利前总理）领导下的奥地利基督教民主党人日益狭隘的论调，再想想鲍里斯·约翰逊领导下的英国保守党所奉行的一些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利用宪法走捷径的手段和对国际法的藐视态度，还有马克·吕特领导的荷兰自由党在一体化和移民问题上发表的严厉言论，我们能总是把这些政党归类为主流右翼政党吗？现在将他们归为一类似乎还为时过早，正如一些受人尊敬和忧国忧民的自由派记者已经开始做的那样，有些已经将他们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匈牙利的欧尔班的青民盟和波兰的卡奇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联系在一起。但未来何去何从，谁又能知道呢？


正如以上这些例子所表明的，极右翼并不总是以极右翼开始的。而有些关于“民主倒退”的文献也强调，滑向“非自由民主”往往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如此渐进，以至于当它变得不可否认时，再做什么就太晚了。


简而言之，如果西欧的主流右翼政党得出结论认为，阻止其自身衰落并击败右翼对手党的最佳方式是将自己有效地转变为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那么学者、政策制定者，还有我们这些其他人就都应该开始担心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民主的健康发展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