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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并不崇尚公平竞争的文化传统
儒家学说是以不平等的礼治为核心，所以儒家讲礼并不鼓励公平合理竞争，因此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养成中国固有的竞争规则和文化传统。表现为要么死等天上掉馅饼，要么下三滥的搞阴谋或者受贿。
天生万物或互生互利或相互竞争这是放之万物而皆准的真理，而腐儒们硬是要活生生地造出一个劳什子礼来，生小腐儒居然被称为周公大礼，真是很病，很变态。国与国的军事斗争，涉及国家民族存亡，黎民百姓生死也搞出个先礼后兵。难道担心对方打无准备之仗吗？军事斗争首先要考虑成本和对敌人的分化瓦解。
如果事先的非军事手段不能起到号召人民，分化打击敌人的效果，还是突然袭击更好。礼让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如果一个兔子挤到豪猪群中，不管它怎么礼让也是无用的，难逃被刺死的命运。近代西方社会进步，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上帝的指引下统一信仰，内修文明，外施暴力。而印第安人和许多非洲美洲国家亡国灭种的事实也证明了落后没有食色之外的没有凝聚力，不但挨打，而且还要亡国灭种。从深层次讲中国的农耕文化缺乏海盗文化那种与生俱来的探索，竞争意识。
正是由于缺乏公开阳光竞争，而千百年来中国的官场文化总和阴谋罪恶，尔虞我诈潜规则相联系，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交织人情宗法的乡土社会。这样的综合作用下永远没有公平可言。所以人们常说“混的怎么样？”在文革期间，人们可以通过诚实的劳动当劳动模范，做好人好事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而在复辟后的今天，一切变了回去，谁觉得我说错啦，去看看中国的官场吧。文革期间没有官，只有干部，老百姓常说先干一步。
不破不立，只有批儒才能破除中国根深蒂固的伦理观，惟上观，惟贤观，建立科学的真理观，惟民观，唯实观形成社会的合理公平竞争。中国的一切反动的丑恶的势力都是披着各种国学，传统的外衣借尸还儒教之魂的，什么小康，和谐，如现在的枪还像毛主席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时那样方便，绝不会有强拆。斗争精神是人类一切思想的进步之源，民众的斗争性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培养民众斗争精神的政治家是伟大的政治家。民众的斗争精神只有在真理文化的培养下才能形成，真理文化是斗争精神的前提。
5-4.崇文抑武的文化传统 
前几年有句话：内不崇文，外不宣武，只有混账东西.说的是北京宣武区被撤销。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的文化传统。很多人把这一祸根归罪于赵匡胤。我个人觉得不能完全归罪于赵宋。他们也是顺势而为，如果中国是铁血文化主导他赵宋王朝改的过来吗？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的文弱滥觞于汉元帝时，在晋朝开始占上风明显的。无需学术考证，秦末汉初，韩信那莫纤弱的人也配把破剑，更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些豪情不同于宋朝文人的梦游，这都是付诸实施的。；由此汉朝的尚武可见一斑。但是当时也有比汉元帝还要出名的昭君出塞。现有的史料记载表明昭君的确不是兵临城下的和亲。但也是一种为和平牺牲财帛美女的短视功利。与希腊文化为了美女不惜战争十年的血气有云泥之别。西晋为夺取政权，寻求士族支持，而士族大多是儒学世家，所以尊儒重文是西晋的基本国策，两晋社会的士族尚浮虚，逃避社会责任，主张文弱，清谈，无为，依然成为时尚。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处于儒教伦理已经弱化，佛教刚刚传播，读书人上升的科举通道还没开启。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形成孤魂野鬼式的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魏晋风度。隋唐通过科举实现了文人对权力的依附，于是唐朝文风渐盛，虽然初唐还有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豪迈。但到了小李小杜，温庭筠的年代那已经是相当的纯娘们啦。到了宋，经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熏陶。还有什么无耻的事情做不出来啊。宋的无耻其它章节会说的。
就历史的事实来看，往往儒盛则国弱，儒兴则民愚，儒学的大行其道大多是亡国的先兆，孔老二的粉墨出场常常是政权灭亡的报丧鸟。立孔老二那个衰像于天安门广场绝对是不祥之兆。晋，宋，明，金都亡于儒。
在战国时期唯独秦国，禁儒入秦，依法治国，最终以500万人口，一百万军队，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在汉代，汉武帝打败了匈奴，稳定了西部边疆。独尊儒术虽是汉武帝所倡导，但汉武帝并没有被儒化，他尊儒仅是为了和他奶奶的权力斗争，汉代是自汉元帝真正开始兴儒的。这个判断起来很简单，只要这皇帝是儒生教大的这国家就完蛋一半。汉武帝和朱元璋虽然也夸儒好，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儒化，所以当时没事。虽然唐也科举但是唐是少数民族，开国时它的建立者没有受到儒的影响。所以开拓了唐的疆域。没有虔诚敬仰正义的人必然软弱。在宋代，宋朝最多时有8000万到一亿的人口最终被二百万人的蒙古所灭国。在北宋初期，北宋人口近亿，金的人口不到5000万，辽约1000万，西夏约300万。
明末满清女真共有60万人口以10万八旗兵，外加10万汉奸军队就统治了近亿人口的中国。
鸦片战争英国16艘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逼迫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
数千英法联军就能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而在几乎同一时期，一万名英军入侵阿富汗，则有去无回。然而在经历了打到孔家店的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中国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五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定地把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80年代初唐国强曾经被社会强烈批评为奶油小生，雪花膏味太重。经过官僚和文化精英们30年对文革的控诉和对腐朽文化的赞美传播，现在已经没有腐朽和娘之说啦，当下媒体和社会的堕落不说也罢，谈历史。
儒家学说中没有扩张的元素，，所谓的“天子不治四夷”，也不懂军事对经济的引导作用，不知什么人讲过“国虽大好战必亡。”正确的应该是国虽强，不战就亡，不战就衰。生命在于运动，国强全靠战争。战争是万物之源，战争锤炼精神，世界上哪个强大的国家不爱打仗？哪个不打仗的国家能够强大？战争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人类多少发明创造是源于战争？战争可以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哪一寸是仁义礼智信来的？不是鲜血和枪与炮或刀与剑争来的。变态的文人总是歌颂什么铸剑为犁，有剑无犁还能抢点粮食吃，有犁无剑种上粮食也保不住。中华民族一定要最后一个放下剑。其次爱好和平仅仅是一种状态描述，现实取向，没有任何价值取向。认为战争影响经济和发展，爱好和平是最大的农民意识，这一文化传统其根源就是农耕民族不喜欢打仗，怕影响农时，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中国的文弱有一种源于个人自私没有公德害怕牺牲崇智而不尚勇的狡猾。这个地方的智是自己占便宜别人付出的精明自私。在南京只所以比杀猪还容易的被屠杀30万正是由于这种精明。 无论是动物还是民族存在着进攻，非进攻，好战，非好战，动物也有虎，狼，狮子。他们虽然强有力，但是永远保持警惕。而猪驴羊，既无本领，还瞎友好，所以只能给人做菜。所有能称霸世界的伟大民族都是好战的，而当某一民族失去好战特性时，它也就失去了和其他优秀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权利，向慈禧太后那样修个石船玩玩或者当她的孝子贤孙买个明斯克航母玩，只有挨打被炸使馆的份，只有象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样有打得一拳开的英雄气概，才有享受免得百拳来的和平机会。真正的爱好和平应该是保卫和平，就是有能力让对方放下武器，让敌人永远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教导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周总理曾经将《歌唱祖国》的一句歌词“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改为“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死亡”，其中味道各位自己体会。可惜现在《歌唱祖国》只唱一半，既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又没有周总理改过的“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死亡”

5-5.编造历史的文化传统
儒生编修历史没有真实可言，完全是为儒家的利益服务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至于谁是尊者，谁是贤者，根据儒家的利益而定。儒家写历史是没有真实的，评价人物妖魔化或者神圣化都是从儒家一家之私的利益出发。而非国家或人民利益为重。孔老二，刘向，司马迁，皇甫谧，司马光都编造历史。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文过饰非来掩饰儒家弟子现实世界个人人格的丑陋，以颠倒黑白对一些不符合儒家价值规范的行为肆意诋毁借以宣传儒家的历史价值观。

儒学中“未知生，焉知死”片面的只关心现世利益，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严重缺乏超越意识，没有终极关怀和彼岸世界的思考。没有敬畏之心，一切以“身”的安顿为终点，没有对精神的提升和灵魂的导引。然而，历史的“青史留名”又相当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正是通过编史掌握到的评判权。青史留名并不具备天然价值正确取向，也没有灵魂导引，是一种功利虚荣，着眼点是个人功名，而非实际贡献。其危害远远大于其正面作用。尤其在讲政绩的当代。儒家一方面以人性的弱点为动力鼓动文人的入世，同时儒家又规定了一套表面上的礼仪伦理规范，注重自我节制，不提倡阳光下的公开竞争。儒学本身又没有心灵方面的疏导，净化和改造。导致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口是心非，因此儒家培养的基本上是伪君子就毫不奇怪，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民间有：贼中有狭义，儒中无良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的劝诫忠告善良的人们，珍爱生命，远离文化精英。因为儒家没有一个主观灵魂价值的终极追求，只有一个功名利禄的客观贪欲。所谓的幼儿读经，读三字经之类的格言，并不能培养信仰和完整的人生观，除去提供识字功能让人能顺利阅读水浒传，别无它用，既不能阻止高衙内欺男霸女，也不能避免林冲上梁山。五千多年来，中国除了有个杜十娘为了爱情而牺牲，柳如是愿为国家而殉外，中国绝没有文人愿意为真理为主义而献身的，所以元代儒排老九的排法绝对正确。正是由于这样的先天丑陋，写史如果不为儒者讳，那可让儒家怎么活，怎么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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