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連載之21 -6parkbbs.com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非常值得研究，他没有做任何检讨。而且他和彭真试图把大跃进失误罪责由毛主席承担。而周总理明确反对这样的做法。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讲到责任问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来找，不能往主席身上去找。第二天，陈伯达就直接地指名批评彭真，说彭真你昨天说这个话值得研究，怎么我们干了乱七八糟的事，都是要主席来负责呀，实际上你是违背了主席的思想的。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支持了三面红旗，林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林彪还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这种失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不能因人废言，林彪说的的确是事实。毛主席当时处于二线，而且他还有中苏两党和炮击金门的问题要考虑。但他仍然花了大量时间纠正浮夸风。然而，刘少奇大概是1961年5月才发现问题并开始改正，但他硬要把自己制造浮夸风的“极左”罪责嫁祸到毛泽东的头上，而标榜自己“正确”。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冯来刚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刘少奇视察湖南时画龙点睛，直接说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来源：《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身处“一线”的刘少奇自己指导《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口号，竟然能够若无其事地推给“二线”的毛泽东，作为“毛主席犯了错误”的证据，据吴芝甫说：刘少奇认为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三面红旗的提倡是错误的，谁提倡谁承担责任，而在第一线干工作的不该承担责任挨棍子。这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种解释。如这是刘少奇的真实想法，倒也没什么，他不像一些拥毛者所攻击的那样阴险。也并不是野心所致。仅是一种打工心态，不想吃亏。刘少奇认为大跃进错在路线。毛主席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历史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错误在于浮夸的宣传和工作的失误。毛主席纠正大跃进的失误的方法是：调整政策，改进作风，修复完善大跃进的模式，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所导致的建设的复杂性，要努力提高各级干部和党员的能力和觉悟。事实上不同形式的大跃进在中国就没停过，高校招生，建大学城，建开发区，豆腐渣工程，假引资等。七千人大会后，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毛主席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赠周恩来，“ 多少事，从来急；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据说江青曾经说过开完七千人大会，主席蹩了一肚子气。

8.2.2）量变到质变----社教运动中分岐的扩大到不可调和

大跃进执行中的失误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主导的各种政策实施后，经济形势取得了如期好转。但是大跃进运动中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七千人大会以及西楼会议中一部分领导要求退到“三自一包”的私有化道路利用私心来调动生产积极性的主张引起毛主席的警觉。毛主席同意调整指标，反对分散主义，但是不同意调整路线，否定三面红旗，也反对分田单干。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主席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实际否定中“看出问题”。此后，中央一线的纠左实践，特别是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主席进一步认为党内不少人已“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资本主义正在猖狂进攻，党内正在产生修正主义。于是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希望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来调动生产积极性。因此在1963年到1966年春中国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四清运动。事实上自从建国后或者说延安“窑洞对”后，毛主席对于走群众路线，民主监督，整顿教育党的干部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然而在实施中也不同程度受到干扰，例如五七年的帮助整风被一些右派要求轮流执政，59年的纠左被彭德怀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干扰。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大声地对张平化讲的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但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执行中，毛主席，周总理与刘少奇，邓小平产生了严重不可弥合的分歧。毛主席认为：相当一部分共产党的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立后，他们放弃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远离群众，热衷权力，追求名利，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阶级，用权力剥削人民大众，官僚是权力的人格化。

在1962年8月份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警醒地提出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能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有的人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接着毛主席批单干风，要求反修防修，并且在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那段后来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但在具体的执行中，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提法做了右的解读，把斗争的方向引向当时已是弱势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强调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和一些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这种任何社会都会产生的犯罪。而毛主席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走资派主要是当权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论点和方法就是：“发动群众，整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主席和刘少奇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认识也非常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毛主席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刘少奇希望是新民主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

2)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以利润和资本积累为目的（文革中所批得利润挂帅）还是经济发展以社会使用价值为人民服务为目的。

3)企业的主人是工人还是经营者？毛主席倡导鞍钢宪法，而刘少奇希望强化管理者的地位和管理制度。通过管卡压提高管理效率，制订《工业管理六十条》。

4)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坚持“三自一包”毛主席坚持人民公社，但是刘邓又完全取消过自留地，毛主席坚持农民保留自留地占总耕地5-7%。

5)在社会管理上毛主席强调整党整风继续革命，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强调平等厌恶等级制度。刘少奇强调传统的治民，牧民思想。强调制度和上下级管理

6)从哲学角度上，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是主要矛盾的理论。这无疑就是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认为中国已经有了无需再变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刘少奇这一提法据说没有通过大会主席团，也没有征求毛主席意见。

7)在人民群众的教育上毛主席要求关心国家大事，勇于反潮流。而刘少奇热衷于儒家文化和官僚制，宣传被毛主席批为庸俗的论修养和文革中被批为黑六论的驯服工具论和入党做官论等

8)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采取赶超战略，还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地学习，洋奴式地“接轨”就是文革中批判过得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毛主席在修改周总理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63年毛主席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彭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1963年5月20日下发）是发动“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文件，中心内容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主持起草，1964年9月18日下发），《修正草案》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很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要求“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在此前后，刘还采取了一系列使运动急剧“左”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全国推荐由其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开展运动。薄一波后来认为：王光美的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毛主席批评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县，打击一大片，混淆不同性质矛盾。把路线斗争转为好坏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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