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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附带效果是：首先减少了军事主官的政治责任。军事指挥属高风险行业，一旦失败责任重大。分权制可以让政委和军事主官共同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很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战略大方向时，由于政委拥有的最后决定权，甚至成为第一替罪羊，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军事主官在关键时刻的心理压力。其次让军事主官摆脱了日常事务的干扰，可以更专注于打仗。毕竟部队由人组成，涉及各种需求、欲望和矛盾，处理非常烦人。正因为如此，中共军队涌现出一大批技术型的优秀军事主官。解放战争中，中共四大野战军负责军事的主官，除了彭德怀，刘伯承、粟裕和林彪都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痴迷军事，一门心思想着打仗。中级指挥员像大家熟悉的韩先楚、钟伟、王近山，许世友等也是如此，除了打仗屁也不懂。徐向前就是这种环境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技术型军事专家之一。
徐向前会打仗，但这种技术型人才通常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政治上比较软弱，不敢抗上。张国焘肃反把他老婆程训宣当改组派杀了，也不见他哼一声。
徐向前最初的搭档是曾中生，黄埔四期，他先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一把手，后来被张国焘取代。两人有矛盾，吵了几次，张国焘让他到鄂豫皖主力红四军担任政委，当时徐是红四军军长。这个人胆子忒大。张国焘主张红四军东进，他主张南下，张国焘先做了妥协，同意南下打英山，然后东进。不想打下英山后，曾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继续南下，而且很可能自作主张提出了一个孤军南渡长江的计划。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从军事角度讨论了南下东进之争的得失，但没有提到这个南渡长江的计划，不知是为曾中生讳还是为自身讳。数年后的西路军过黄河与此非常相似。曾中生是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闹矛盾，而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是和中央闹矛盾，都是想离开上级领导远远的。曾的计划完全不是一般意义的，如徐向前所说的战略之争。主力红四军远离，留下张主席的鄂豫皖根据地唱空城计，想想都不成话。
消息传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分局大部分人包括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等人都炸了，齐聚张国焘的病榻前开会。蔡申熙打头炮，从军事角度提出意见：“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为；即使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开，而且要再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蔡申熙可不是一般人，他和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被誉为开创鄂豫皖战略战术的“黄埔四杰”，在新集攻坚战中首创用坑道战术获得成功的战例，十多年后徐向前的临汾攻坚战还看得到蔡申熙的影子。
张国焘气势汹汹命令红四军回撤，曾中生知道回去没好果子吃，就在鸡鸣河召集四军连以上干部开会，给中央写信告状，指责老张领导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左倾”、“纸上谈兵” 、“空想”。对此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只提到吴焕先反对曾中生等人的做法，没说自己的意见。但他写了这么一段：“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
不妥当？这TMD叫非组织活动，犯了中共的大忌。当时的中央在很可能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指出: “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力停止各队伍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力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个别同志的党籍。即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容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 “中央坚决的指出，……,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毫不奇怪，这种文件为各根据地大搞肃反提供了理论依据。曾中生等人的信可以说是往枪口上撞。
中央在给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严厉谴责了曾中生等人：“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中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央）局直接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 还点名曾中生“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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