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眼光看，鲁迅已经OUT了，所以当他被从教科书里拿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意外。
这是个只能嬉笑不能怒骂的时代。没钱人见有钱人要嬉笑，小吏见大官要嬉笑，小贩见城管要嬉笑，病人见医生要嬉笑，有时在此地可以板着面孔作出老爷的威风，而到了彼地也照样要挤出嬉笑拿出孙子的奴颜，十四亿人的大国，恐怕只有几个人不需要这样辛苦，惟中共中央常委是也。至于他们见了美国总统怎样，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的口号是和谐，是中国梦，是大肆渲染幸福。有人说我们正处在百年盛世之中，所以到处莺歌燕舞太平景象。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治安良好法制健全，楼市平稳股市正常，老百姓能够买到物价便宜的真货，可以呼吸到没有雾霾没有粉尘的空气，常饮没有污染的山泉，常喝健人心肝脾肾的牛奶，然后再开上私家车，奔驰在没有拥堵没有收费的高速大路上，偶尔翻翻字典，还可以见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等等古词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嬉笑呢？
嬉笑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满足、感激，或者是要巴结，所以嬉笑得很有谄媚状。另一种嬉笑也可以叫作哂笑，嘴角眼角都作奇怪状，满脸嘲笑与嘲讽。所以嬉笑之前要先打个腹稿，千万不能拎不清，否则害人事小，害己事大。
回头看鲁迅，经常采用第二种嬉笑方式，再加上他又常常怒骂，恶言恶语，所以我们描述他的风格，特别是他的一系列杂文风格，叫作“匕首与投枪”。
从小就读鲁迅，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他一篇短文，叫《一件小事》，写的是车夫不小心撞了个“伊”，然后车夫便不顾乘客的不耐烦，扶着“伊”呀照顾“伊”呀，然后车夫在乘客的眼里，形象瞬间就“高大起来，须仰视才见。”老师解释说那个乘客就是作者自己，也就是鲁迅，车夫是淳朴的劳动人民。因为《一件小事》我很看不起鲁迅，觉得他远不如有事没事就搀着老大娘过马路的雷锋同志，还有文章里那个“伊”，“伊”来“伊”去的很不舒服。后来在课本里读到鲁迅的机会越来越多，从一个一个孤零零的篇目，逐渐积累起了对他的印象，然后是喜欢，然后是有些崇拜，然后是把他的全集找来读。越来越喜欢他扭扭曲曲又独具韵味的表达方式，更喜欢他的尖刻和辛辣，他的振聋发聩，他的发人深省。
而越是读他，有一句俗话越是在我的头脑中频繁跳跃：早死早安生。
天生有反骨的鲁迅，压根不是一个肯于和执政当局合作的人。他同时也不是一言不发的徐庶式的人。蒋介石当政他反蒋，谁敢说毛泽东当政他就不反毛。共产党建政之初，大家会有蜜月期，你好我好大家好，恩恩爱爱，而蜜月期一过，哪会没有龃龉？名不见经传而又老实巴交的文人，大大小小都出洞给共产党提意见然后被打成右派，鲁迅能幸免吗？大概是百分之三十能而百分之七十不能。他是“旗手”，按理说他该擎着旗冲锋，而不是踏步，更不是掉头撤退。鲁迅和郭沫若不同，鲁迅是“狂人”，而郭沫若是讨人喜爱的“凤凰”。退一步说，假如鲁迅在“反右”时躲过了，那么“文革”来了呢？政坛血雨腥风，文人就别想置身事外风花雪月，其项上人头经常被政客拿去祭旗。鲁迅的头就比别人的长得结实？
鲁迅被拿下了，多少泛起点小波澜。个别人可能会愤愤然，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所谓。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如今已经让资本家堂而皇之地入党了；“假洋鬼子”们如今已经挟洋人势力赚得自家腰包里尽是美刀了；孔乙己出了许多书也潜规则了几个女弟子，当教授当得长衫西装若干套了；华小栓吃了血馒头，身子骨日渐茁壮，如今正给贵族山庄当保安；而阿Q们，不用调戏小尼姑也不用和吴妈困觉，要么去找小姐打真炮，要么上网看小泽玛利亚的精美乳房，要么听郭德纲和于谦说相声，忙得不亦乐乎。鲁迅在哪儿，关我们鸟事。
教科书上没鲁迅了，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这样告诉我们的子孙，“上个世纪，有个叫鲁迅的文人，小个子，小胡子，写点杂七杂八的文字，五十多岁就死球了。”
上个世纪，很久远，子孙们不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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