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的疑问很多，此次专门围绕以往中国大陆学者康晓光的一个著名的观点进行评析。很多年以前，康晓光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一个关于精英政治的说法，他认为：“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现代民主政治，也只能是一种精英政治。 6park.com
在中国国内的舆论界，像这种似是而非的关于民主的观点很多，非常误人子弟。这不只是康晓光的观点，再如北大国关学院的潘维教授，等大牌海龟教授，曾一再放言这种逻辑混乱的反民主言论。其妖魔化手法之下，所描绘出的群氓一般的民主形象，反民主与反文革如影随形，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6park.com
在这里，首先要澄清的是康晓光等人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即所谓“精英”，到底指的是什么？不澄清这个基本概念，就不可能准确把握这句话的基本含义。 6park.com
作为常识，所谓精英，首先有一个基本含义，那就是“少数人”。“精英”这个概念当然是和“大众”相对立的。因为既然是精英，那就肯定不可能是大多数人，否则这精英也就名不符实了，会沦为庸俗“大众”之流。 6park.com
但其次，精英还不能只是少数人。要被称为精英，还必须得是卓尔不群、特别“优秀”的人。众所周知，艾滋病患者算是少数人，至少目前为止还是这样。但他们不能等同于精英。同性恋也是少数人，同样也不能等同于精英。 6park.com
因此，除了作为“少数”这个属性，精英还得“优秀”。这样，精英的划界标准似乎就清楚了一些：精英等同于“少数”外加“优秀”特性。总之，精英或不精英，都是比较出来的，需要一定的判别标准，符合特定的条件，才能成为少数精英。 6park.com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要认识到，是否是精英的这个判别标准并不是随时间流逝而固定不变的，在一个不同的时序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同的具体语境当中，这个精英的标准往往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除了只能是“少数”，的确是个确定的标准，这精英怎么个“优秀”法，则是充满变数的。 6park.com
接下来，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几种情况。 6park.com
在古代的东亚大陆，政治精英无非那么两类：一类是皇上和皇亲国戚，贵族阶层，是靠血统和出身划定的，这没得商量。另一类是士大夫，官僚群体，他们大都是靠考试和上司提拔一点一点爬上去的。当然，“朝里有人好做官”，士族阶层傍成一团，到底能不能挤进这高人一等的“上等人”行列？这总归和出身也少不了密切的关系，多多少少皆是如此。 6park.com
在这种条件下，这种传统的政治模式，的确是一种精英政治。然而，这不只是因为政治精英是少数人，最高政治决策权被少数精英所掌控，而更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集团“自主”控制并实现了垄断。 6park.com
这也就是说，在古代传统政治的具体语境下，要想做政治精英，基本上只有两条路：要么靠血统和出身，要么就是靠持续讨好上司，嵌入精英集团的利益之中，逐级上升。除此之外，恐怕就只剩下造反了。否则，就只能认命，老老实实作良民，所谓自古“成王败寇”，何时又不曾如此？因此，这种精英的控制和垄断，就可以被看作一种最典型的“精英”政治。 6park.com
然而，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现代民主政治的情况是怎样的？为此，接下来，我们就得接着再仔细追问一下“精英政治”的更深层含义了。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精英政治可能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含义，这是个很微妙的地方。 6park.com
如上面所说，精英政治的含义之一就是指政治决策权是由少数人来掌握决策的权力。但同时，精英政治还可能具有另一种含义。这个含义之二则是说，精英政治是指政治是由政治精英来自主地操纵政治权力，是由所谓精英集团自主地、内在地进行控制和垄断权力的政治模式。 6park.com
这里的差别，体现在最关键的这一点上：少数政治精英掌握决策权力的过程，到底是不是他们自主控制的？然而，这个问题，从身为“少数人”的精英那里，无法直接看到答案，我们得去像上面那样追问：这少数“精英”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政治“精英”产生的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的分析，会决定他们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可以自主的。 6park.com
从资产阶级控制的民主模式来分析，一些典型的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如英美民主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决策权的政治精英们，他们的决策过程并不完全是自主的，也不可能是自主的。我们来看看这些精英的产生过程，他们一部分是定期轮换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比如议会的议员或者直选的最高首脑，这大都是各级政治精英的权力顶层。 6park.com
另一部分，是由精英集团内部通过透明公开的专业化/标准化考试或筛选逐级选拔而出，比如法官群体。 6park.com
还有一部分，是由最高长官或立法／司法机构在相互制衡的分权体系中进行任命的，比如内阁成员，重要政府部门的首脑；此外，另有一部份是由考试和面向社会的公开选拔中挑选出的，比如公务员／文官阶层。 6park.com
由此可见，像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复杂架构，以及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结社、示威罢工等权利的宪法保护，使得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受到了重重的限制，行事必须谨小慎微。当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中，大资产阶级的确可以控制舆论方向和政策走向，但对于这些本质上是给资产阶级打工的政治公仆而言，阳光政治下的“鱼缸效应”，使他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做决策时，必须尽量考虑周全，以免招致在野反对派迅速翻盘局面的出现。 6park.com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民主政治，以资产阶级民主为例，的确是“由政治精英来进行具体操作”的政治，但它并不是在“政治由政治精英自主决策”的意义上的那种精英政治。 6park.com
对此，我们也可以用个形象的比方，政治精英就像是开旅游大巴的专业司机，而民众，尤其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大股东群体，就像那些乘大巴的乘客，甚至是这辆车的所有者。车的具体行驶路线，当然只能由少数人，只能由娴熟掌握驾驶技能的“精英”根据实际路况来操作，但这并不代表这辆旅游载客大巴的整个运行过程就只能由少数政治精英垄断。而这正是因为，这个车到底要往哪里开，最终目的在何方，并不是由被雇佣的驾车精英群体来自主决定的的，而是由付费（纳税）民众，尤其是资产阶级群体，来集体决定。 6park.com
甚至于，一旦众多民众对于驾车精英的所选路径极为不满，这些政治精英的最终下场，往往是“被解雇”，即不得不辞职或下台，而通常绝不会是开车的司机自作主张，为所欲为地驾车，甚至还反过来，手中的枪支四处挥舞，连唬带吓、耀武扬威地把不听话的民众轰下车，宣布他们不是良民，往别的车上驱赶。 6park.com
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它也反映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那些极右翼御用文人鼓吹的所谓精英政治，具有根本的差别。而康晓光、潘维等人，这些坚定不移的作为极右翼新保守派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原教旨主义信徒，极尽混淆视听之能，利用概念上的相似和直观上的错觉，来不断误导中国的年轻一代，让他们相信“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6park.com
殊不知，即使无需大谈资产阶级的所谓代议制民主模式，毛泽东时代，也早就用铁一般的民主实践告诉我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是最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形式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甚至会通过阶级斗争压制资产阶级，取消大股东的特权，但这也就意味着它更不可能是由任何精英群体自主控制的虚假民主形式。 6park.com
于是，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邓小平成功篡位意外上台之后，康晓光，潘维，这些高举着“改革开放”旗号的新保守派群体，极右翼原教旨主义信徒，才会如此得势。此后，某些垄断阶级、寄生集团和丑恶的现象，就会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了，而为独裁、专制、暴政辩护，乃至为法西斯主义招魂的声音，也就愈加胆大妄为。 6park.com
令人遗憾的是，在邓小平大搞复辟，造成新中国的民主变革大幅倒退之后，今天的中国大陆地区，同一百多年前相比，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步。若同晚清甲午海战的时期相比，当今的中国人，区别于过去的最大特征，恐怕只是剪掉了辫子。甚至于，由于邓小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和长期干扰作用，人们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好坏的判断，对是非的认知，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6park.com
虽然在1949建国后，毛泽东率领大家，使得中国曾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就面貌一新，还拥有了最先进的火箭和核武器，搞出了具备毁灭世界能力的“两弹一星”。然而，此后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又全面复辟，倒退。尤其是在技术之外的领域，比如政治、文化和精神面貌等方面的表现，中国人取得的实质性进步是乏善可陈，甚至是南辕北辙。 6park.com
君不见：无论是皇帝，还是红太阳，伟大的人民领袖，都被推翻或遭变相否定，可是，另一个神圣无比的光辉形象，所谓“一切向钱看”的邓氏改开神话，却又取而代之。尽管《人民日报》还没被撤销，得以保留，无产阶级却愈发不能发表意见，不能拥有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媒体和舆论。而中国的各种精英群体，仍然被语境化了的“血统”和出身决定，新的士大夫阶层，仍然指望着通过刻意设计过的、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考试制度，进而眼巴巴地期待着上级精英集团的提拔、赏识和关照。 6park.com
一言以蔽之：中国大陆的政治系统，在邓小平确立的反动路线和复辟框架之中，仍然是由政治精英自主控制的政治体系。一些不疼不痒的案例，“杀鸡给猴看”的政治牺牲品，查办少数几个官员倒霉蛋，无法说明人民对政治决策权具有影响力，更无法说明无产阶级群体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6park.com
在这种情况下，康晓光和潘维这些人，还在使劲鼓吹捧邓小平的伟大改开功绩，吹捧精英政治，这种法西斯化的立场和意图，很值得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去深思并警惕。
评分完成：已经给 学园 加上 1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