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学者甘阳先生的文章，《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号称民族复兴理念的经典之作。但仔细阅读这位极右翼大师的思考，不仅让人产生出一种不祥之兆，以及不寒而栗之感。 6park.com
首先承认，对于甘阳的观点，本人先入为主，确实很不赞同——但这种不寒而栗并非出于对个别观点的不赞同，它是出于作者对所谓“文明-国家”图景的具体实现，所产生的巨大副作用，而为中国的未来忧虑。 6park.com
先简单概括甘阳的“文明-国家”几个要点：第一点，借用梁启超的观点，甘阳提倡所谓“国性论”，在这里不妨称之为文化宿命论和决定论，鼓吹绵延的文明叙事；第二点，以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为例，甘阳强调文明的“自我撕裂”，不妨称之为文化的不可通约论，借此反对文明变革；其三，鼓吹中国内在的文明传统，要实现“复古革命”，不妨称之为文化的原教旨主义理念。 6park.com
对“国性论”，甘阳引用梁启超《新民说》观点，强调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然而，与1949开启的新中国叙事相反，甘阳和梁启超强调的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相反，它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根据。 6park.com
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在粱启超等人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象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上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 6park.com
然而，我们可以从上表述中明显读出一种极右翼种族主义气息。这种国性说，实际上是改装后的种族主义观点。它在理论上设定，每个人都只能成为其所属的种族文化的奴隶。既然甘阳假设的文明、文化源远流长，那任何徒子徒孙们就决不应该去背弃原初“教义”，他们永远不可能也绝不应当跳出这种原教旨主义文化的束缚，改天换地是不可能的，发现并创造一个新国家和新世界，更是痴人说梦。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1949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叙事。 6park.com
由此也可见，甘阳眼中的“文明-国家”理想，把归属特定族群的所有个体都紧紧地绑在了祖先崇拜的纪念柱上。虽然在被绑定后，形式上，徒子徒孙还可以往大厦的柱子上描画几笔，为之增光添彩，“伟大复兴”，“二次创新”，但归根到底，他们只能向过去看，绝不能向未来看。 6park.com
这就不仅让人感到，甘阳所谓文明-国家的提法充斥着某种奴性色彩，而这正如鲁迅等人早就激烈批判过的，几千年洞穴历史中遗留的奴性特征。 6park.com
然而，一种文化乃至文明，究竟如何得以繁衍生息？众所周知，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尚且生活在小圈子、小团体中，过着单纯而原始的生活。有些学者曾用“封闭社会”描述这种境况。那时的人们没太多选择，个体必须接受族群文化，接受生活中被给予和设定的一切；对此只有服从，否则死路一条。正因为如此，古代祭祀中的活人祭品，即使将被杀以供奉神灵，也只有默默服从。 6park.com
但如马克思指出，进入现代世界，随“全球化”推进，情形出现了巨大变化，旧时代的乡村，每个角落中的农民都被卷入现代进程。一切事物及价值以交换和贸易为基准重新评估。而伴随全球贸易和科技革命，人权和主权开始重构。文化问题同主权或共同体的形态密切相关，前现代，人权隶属于部落主权或共同体，在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时代，主权是王权神权。那时人们搞不清“权利”为何。但进入现代国家后，尤其随民主制度的演化，上述情况发生逆转。 6park.com
哈耶克曾指出，随自发秩序生成、扩展秩序推进，人类社会持续演化，个人自由不断拓展，文明的多样性发生增长。马克思则从另一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快速提升生产力，阶级斗争加快社会分化，促成无产阶级文化觉醒，推动社会演化。在进入现代世界，社会演化具有加速特性。其中根源并非共同体／文明／文化对个体的选择，或个体对共同体／文明／文化的无条件服从，而在于个体意识及阶级意识的觉醒，选择和斗争的权利不断凸现。一种可选择的文明秩序的出现，自由秩序的拓展，个人或阶级的觉醒，都在推动现代社会演化。 6park.com
在资本主义扩展过程中，个体，各种资源，种种要素，不断迁徙、流动，此时各种与传统小圈子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逐渐显现，相比较之下那些更为多数接受也更有吸引力的共同体／文明／文化／生活方式的雏形得以形成，不断延续，壮大，拓展。正是在个体和阶级的选择和斗争过程中，文明的形态也在持续演化并被人们不断选择，重构。 6park.com
然而，根据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那些沉醉于洞穴幸福生活的原始人类，应当抱住祖宗训导不放，革命也只能是复兴老祖宗的返祖革命——那么，人类文明的现代演化过程就显得非常荒唐，不可思议，绝不可以实现。 6park.com
如果进化和选择只能由共同体／文明选择个体，展开阶级压迫，权利概念无足轻重，个人选择毫无必要，此时何谈文明演化？在这种设定下，只是在文明／国家不断膨胀的巨机器压榨下，残留的世界图景中，权力和资本对人性的无情奴役和塑造，而存在的仅是缺乏制衡的权力和资本的淫威，通常被称为人的社会个体，在文化上而不仅仅在基因方面，会出现持续的受迫演化。由此只会加剧现代危机的压迫特性，针对资本主义，变革不再可能，针对文明，革命更是天方夜谭。 6park.com
关于“文明自我撕裂”论点，甘阳流露出这样一种态度，即不同文明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不同族群不可能融入其他族群的文明、文化圈，因此人们最应该做的是分享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在甘阳看来，无论土耳其，日本，或澳大利亚，都面临着“自我撕裂”状况。这些国家想融入一种自己不具备的文明传统，因而导致身份认同障碍，自我认知出现严重问题。 6park.com
甘阳的说法初看似乎有些道理，很符合解构主义盛行到处不可通约的“后现代状况”。但此处甘阳并没把文化／文明的内涵交待清楚。作为大词虚词，既可以指具体内容，更可以指抽象概念，那么所谓文化到底指哪种内涵？这种文化不可能无所不包，我们要澄清具体内涵，才能在逻辑上清晰地处理。 6park.com
秦晖曾在一篇文章谈论文化和制度的问题，他的解释模式是这样的：文化无优劣，但制度有好坏。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文化的构型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所指是两回事——不同文化的具体内容可以不可通约，但是不同文化之间仍可以有效交流、可以和平共处，这就说明文化差异之中又必定存在同构，有某种可以通约的构型。 6park.com
比如在很多不同宗教内容和教派训导之间，观点对立，难以比较优劣，断言对错。但在不同制度之间，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行比较——通常而言，宽容的制度胜过不宽容的甚至是血腥的制度。这正如异质世界多种多样，然而同质世界只能有一类。正常人的相似之处并不在于只拥有一种文化，而在于不同文化之间能平和、顺利地实现沟通交往。相反，疯人的世界则不可通约，相互沟通再无可能，这也就决定了疯人文化相互之间根本无法比较。 6park.com
因此，文化差异性不足以证明不可通约性，只要不同文化存在相似结构，只要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就没理由认定两种文化一定不可通约。从演化的角度分析，文化或文明不可能凝固不变。从短期来看，自我认知障碍确实存在，但这绝非不可逾越的困难，一个正常的共同体应懂得如何有效面对，如何解决问题。 6park.com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尽管存在不同，有诸多文明渊源，但使得文明之间长期和平共处、确保顺利沟通交往的一些构架已逐渐露出端倪。思想的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尊严，一系列的基本理念构架，已逐渐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确保不同群体和平相处的共同基础。这种基础仍处于变动中，并非绝对牢靠。但无论如何，文化、文明的异质性，并不必然等于制度和共同基础的异质性。只有在某种可公度的制度和共识约束下，人类才能拥有共同命运。 6park.com
关于“复古革命”论点，甘阳颇为自负，却自相矛盾。他仿佛怀着自命不凡的理想，妄图把时间流变中构设的千年古老文明缔造成“文明-国家”。然而，复古革命说来很好听，但文化原教旨主义究竟能从传统中复兴什么？回到老祖宗的返祖革命，又有什么效果？如何改天换地，缔造新的国家和新的世界？ 6park.com
表面上革命，骨子里却复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保守派，极右翼民族主义的变种复活，甘阳鼓吹的“文明-国家”，如何可能？而无论马克思，或哈耶克，传统左翼和右翼都会认定，甘阳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理想，不过是打着大中华旗号的复辟理念，它是人类现代思想中的一种返祖现象，是对原始生活和昨日辉煌的留恋，甚至是社会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巨婴情结和乡愁病。 6park.com
回顾历史，近现代中国并不缺乏保守主义和理想主义熏陶。二十世纪的中国长时间处于保守主义、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交错对抗之中。1949之前，保守主义笼罩东亚大陆，极右翼群体鼓吹狂热民族主义夹杂集体主义回复古典时代的理想，但最终走向失败。1949新中国的建立，则是左翼理想主义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并不彻底，随后新中国内部又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政变。 6park.com
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最终又从左翼理想主义中退出，再次转向了右翼民族主义。当然，由于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这种退出并非彻底，中国仍存在激烈的内部斗争，显而易见还会经历很多曲折。无论如何，随着美国推动和平演变，乌托邦式的左翼理想主义传统在当代中国影响力大大衰减。但在邓小平通过民族主义极度歪曲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之后，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架构，新保守派鼓吹的复兴运动，却进一步开始钳制这个国家。 6park.com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甘阳炮制出“复古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看似继续革命的外包装，策动极右翼理念，全面篡改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把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融于一体，进行“通三统”的颠覆式创新。 6park.com
无论理想主义，保守主义，集体主义，共同缺陷都在于对人性邪恶的失察，缺乏对权力失衡的洞察。理想可以很好，但一旦出发点错误，该怎么办？把希望寄托于共同体，或绝对正确的传统，假定由观念虚构的集体意志永远正确，不会犯错不会作恶……然而，一旦前提出错，集体堕落，传统邪恶，又该如何？ 6park.com
纵观历史，卢梭的乌托邦思想和法国的集权传统，曾造就大革命杀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和苏东等国的集权架构，在二十世纪曾造就不人道行为。同样，纳粹德国缔造“文明-国家”，大日耳曼的第三帝国，以及昭和日本谋求“亚洲共荣”的泛亚理想，最终都引发灾难，凸显人类的阴暗面和人性的悲剧。 6park.com
在这样的历史记录下，甘阳大肆鼓吹文化原教旨理想，却从未强调权力和人性之恶，没有强调自我反省，没有强调制度的约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然而，一旦复古理想和权力结合，缺乏制衡，仍会带来极大风险。 6park.com
当“文明-国家”教父忽悠小粉红发奋怒吼，却只关注船坚炮利、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外加祖宗繁文缛节训导，却不会每天提醒自己民主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可贵，那么甘阳令人眼花缭乱的复兴时刻，如何成为令人神往的文明-国家？这种掌握巨大权力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又如何同“蛮夷”和平共处，而不会发生冲突？远得先不说，一个台湾问题就是眼见的难以解开的结。 6park.com
如果这些疑问不能得到有效诠释，原教旨主义信众，资产阶级文人，所构设的文明-国家，只会演变为文明-冲突。那么，甘阳的论调就更会让人联想德意志狂热激进分子鼓吹的大日耳曼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大和民族领导亚洲的“共荣圈”。放眼历史的一幕一幕，这让人嗅出相似的味道。 6park.com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已有太多教训，没理由向后看，走回头路。用保守主义和原教旨意识复兴早已失败的集体理想，继续重复错误，绝非正确方向。中国人应反思历史，反省自己，继续推动新中国的革命传统。对于打着祖宗旗号的复古蛊惑，在雷鸣般的掌声之余，中国人更应对文化原教旨主义充满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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