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 年 12 月，伟大的美国演说家和前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发表了他最精彩的演讲之一，“在波士顿呼吁言论自由”。在其中，他大胆地宣称“在表达自己思想和意见的权利不复存在的地方，自由就毫无意义。”
那句台词——还有那句演讲——来自一个相当不幸的事件。
道格拉斯提出请求的前一周，安排在波士顿举行会议，讨论 1860 年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废除奴隶制？” 但在会议取得任何进展之前，它被一群不守规矩的暴徒“入侵、侮辱、[和]捕获”，他们试图让废奴主义者保持沉默。
正如道格拉斯所解释的那样，市长“拒绝保护”会议——或废奴主义者的言论自由——而是干脆取消了会议。
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知道暴徒构成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他们的混乱，而在于剥夺了他们的同胞的言论自由权。因此，他做了任何寻求捍卫言论自由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他直言不讳。
在波士顿传奇的音乐厅，道格拉斯就这一事件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发表了他标志性的、永恒的演说。他说：“政府之父认为没有比言论权更神圣的权利了。这是在他们眼中，就像在所有有思想的人眼中一样，是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道德革新者。” 2
“道德革新者”：言论自由的力量
正如“道德革新者”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言论自由为我们提供了修复、更新和改善我们的社会及其原则的工具，人们可能会考虑重建家园的方式。我们可以解决损坏问题，拆除有害的墙壁，打开新的大门，甚至修复摇摇欲坠的地基。
这种重塑自我的权力部分是为什么言论自由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以及为什么它是罗斯福总统在其标志性演讲中主张的第一个自由。它必须放在首位，因为我们自由发言的权利是我们所有其他自由以及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先决条件。
没有言论自由，讲坛上就没有传道人，审判中就没有辩护。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无法投票或召集我们的代表。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女性选举权或华盛顿大游行，没有婚姻平等、黑人的命也是命或#MeToo 运动。
难怪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言论自由称为“暴君的恐惧”。他知道，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允许人们在他们面前推理正义、节制和审判，那么建立在不公正和错误之上的宝座、统治、执政和掌权肯定会颤抖。 ” 言论和理性是抵御不公正社会的堡垒。
当然，言论自由不是万能的；虽然有些言论可以让我们面对不公正，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言论会使不公正和伤害永久化。例如，在今天的许多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正在测试和竞争言论自由的终结和仇恨言论的开始。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但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们成立 240 多年之后，以及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为第一修正案激动人心的辩护之后 150 多年之后，言论自由仍然对我们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
我们这个时代的言论自由
当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在波士顿发表讲话时，或者当罗斯福总统概述他的四大自由时，他们都无法想象言论自由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方式来行使这种自由。互联网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想法传播给 Facebook 朋友和 Twitter 粉丝、忠实读者和心怀不满的巨魔等不为人知的庞大受众。我们的智能手机让我们随时随地建立这种联系。如果在阅读这句话后，您想向大量观众表达您的反应，只需轻点几下手指即可。
技术还使世界各地的演讲成为可能，允许访问信息并为各种类型的人提供新的组织途径。在一些由专制政权统治的国家，在互联网上匿名发言的能力是一个福音。在以自己的名义表达意见可能很危险的地方，互联网的匿名性让自由的意见和表达得以生存。
但这项惊人的技术同时加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五分之二的美国人曾在互联网上受到骚扰。令人作呕的一半年轻女性收到了她们从未要求过的露骨形象。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在网上发布了关于他们的完全错误的信息。3
互联网上保护某些人的匿名性也让其他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吐槽尖酸刻薄。他们的言论不会对他们在互联网之外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一事实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一次又一次，当面对这些巨魔时，他们承认，在当下的热潮中，他们忘记了他们正在攻击真实的人。言语不再与理性或尊重配对，成为我们瓦解而不是改造的工具。
断线问题
这种现象说明了互联网加剧了更大的问题，但并不完全负责——人与人之间日益加深的脱节，以及彼此缺乏同理心。
我们不仅积极地与他人的人性脱节——即使我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而且我们似乎也更愿意和能够与某些类型的信息脱节。
我们倾向于整理我们收到的信息，而社交媒体和商业媒体则试图给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参与的故事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和偏见，不会挑战或扩展我们的世界观。在线独白让他们的作者能够更深入地挖掘自己的想法，而无需考虑他人的观点。我们变得更加固执己见。在某些情况下，这几乎就像我们只是在自言自语。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算法会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什么是舒适的，并且它们只是不断地为我们提供更多相同的东西。我们的确认偏向本身就复杂化了。与此同时，另类媒体根据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东西散播怀疑和困惑——即使它不是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共同点被侵蚀，言论自由最有效的用途之一——作为对权力的制衡，通常以新闻的形式——被低估了。
倾听的责任
为了让我们的言论自由发挥作用——有意义或有能力改善我们的民主——我们需要相互倾听。
事实上，我们有责任倾听，因为倾听可以让我们将言论自由扩展到他人。这就是为什么集会权与言论自由权密切相关的原因。他们共享一项修正案，因为没有听众，演讲毫无意义。
没有听众的会众，星期天早上的传道人和地铁站台上的传道人没有区别。如果没有一个由思想开放和参与的听众组成的陪审团，或者一个细心的法官，或者适当的问责制，审判就会变得不那么公正。If our elected officials do not consider the opinions of their constituents, then our political speech does little to advance our interests. 没有国家或国会的支持，妇女参政就无法实现第十九修正案，民权运动没有通过必要的立法或改变思想和心灵，婚姻平等运动受到阻碍。今天，
所以，当我们互相倾听时，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共同的礼貌；我们对这一首要和神圣的权利给予信任和力量。我们说：“你也是人，值得被倾听。” 当我们允许他人发声、考虑他们的观点并深思熟虑地处理他们的想法时，我们就会给予他人尊严。我们参与定义我们民主的人与人之间正在进行的交流，并让思想和行动在我们的社会中蔓延，甚至革新。
模型监听器
有时我担心这种倾听是一门失传的艺术——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直视某人的眼睛并听他们说的话，而不会被我们接下来计划说的话分心。
这是我准备在西蒙斯学院开学时的主要担忧之一。作为一个理想的例子，我可以指出谁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承担倾听的责任？然后我想起西蒙斯学院是我亲爱的朋友，已故的格温·伊菲尔的母校。尽管我们过早地失去了她，她还是留下了倾听的教训和遗产。
格温是新闻界的巨人。她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 NBC报道政治，并且是PBS NewsHour 的主播。在她传奇的职业生涯中，她因其才华、专业精神和沉着而获得了无数赞誉和认可。由于她在该领域的数十年经验，Gwen 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的世界面临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让她成为如此有才华的记者的原因不是她的才智（虽然很敏锐），也不是她的经验（尽管很深）。倾听他人的声音并放大他们的声音是她的特殊能力。
格温去世的那一周，她的同事们向她表达了强烈的敬意。他们说了很多关于格温的好话，但一位记者同事的评论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我与人的谈话多么复杂和充满压力，格温教会了我如何倾听。”
我在很多场合亲眼目睹了格温的这种非凡才能。我想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一起庆祝血腥星期天游行 50 周年。
那天晚上，我们与共同的英雄共进晚餐：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国会议员刘易斯在埃德蒙佩特斯大桥上被殴打时只有 25 岁，但你仍然可以看到他那天可怕的伤疤。现在想象成为国会议员刘易斯。他是一位民权传奇人物，与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并肩作战。但他最著名的可能是在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之一期间的反抗。一遍又一遍地被要求回忆噩梦一定很令人沮丧。
格温明白这一点。而且她知道在这个晚上——在这个神圣的周年纪念日——国会议员一定有很多想法。我们都想听听国会议员在想什么——但我个人不知道如何哄他出来。
然后格温做了格温最擅长的事情。她问了几个恰到好处、深思熟虑的问题——然后她听了。她看着他的眼睛，微笑着，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有效。国会议员刘易斯分享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到了晚上，我们都泪流满面。
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对格温来说也不例外。这不仅仅是因为国会议员刘易斯是著名的民权领袖。
格温一直想听每个人的意见。
一遍又一遍，我看着格温努力倾听。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年轻还是年老，有权势还是无权——格温都想知道你的故事。她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她表明她关心人们并想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即使她不同意你的看法，这也是事实。她总是坚定地听取你的意见。
当然，格温不仅仅是在听她自己或她自己的教化，尽管无论如何她可能已经听过了。作为一名记者，她听到别人，对他人，并寻找真相和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的缘故。这就是让格温在她的工作中如此出色的原因。这也是使她成为如此好朋友、好人和好公民的原因。
成为更好的倾听者
我们都应该希望并渴望以格温的榜样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必须努力寻找我们可能不想听到的故事和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的意见。正如我在自己生活中的许多此类对话中发现的那样，您不必改变立场来改变观点。我从不后悔给聆听机会。每一次，我都学到了新的东西。
当然，以这种方式聆听是相当困难的。有些人可能会听到“听”是“停止说话”的同义词。但是倾听并不是保持沉默的被动行为；与他人交往并在同等程度上保持批判性和同情心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虽然像格温这样的媒体成员倾听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承担起自己倾听的个人责任。作为公民，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不是你只做一次的事情——而且，这并不容易。但倾听他人的意见是一种日常的公民工作，它使我们的民主更加强大，改善我们的社会，并维护我们宝贵的基本权利。聆听赋予言语以意义，赋予声音以目的，赋予人以尊严。否则，只是说说而已。
只有当我们倾听时，我们才能找到共同点。唯有倾听，才能达成妥协，才能共创未来。只有当我们倾听时，我们才能开始弥合这个国家的分歧，并建立我们今天的民主迫切需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