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朱由检煤山自缢身亡，享年34岁。自1368年朱元璋应天府登基称帝始，历十二世，十六帝的大明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权轰然崩塌，国祚276年。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以勤政著称，用普适性的观点来看这对于一个皇帝是好特质，但是放在朱由检身上便引来质疑。清人萧正模更有诗云：“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天下,断送忧勤惕厉中。”
《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纵观明末风云乱世，连年大旱天灾无情，致使关内义军蜂起，而帝国的东北又有满清扣边，实则内忧外患。而明朝财政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国家税源枯竭，繁重的战争压力又使得财政支出激增，最后加征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更是让本来困苦的人民生活，迫使更多的百姓“不做安安饿殍，犹效奋臂螳螂”，而起义军攻城略地更是减少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一方面减少了朝廷能够征收赋税的地域，一方面加重了朝廷的军费开支）。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明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看到这里我们不经要问一句崇祯皇帝克勤克俭，宵衣旰食，不耽声色，不喜华服，一件龙袍穿十几年。皇后周氏自己养蚕织衣，宫中用度并无铺张浪费，反而尽节用之能事。但是为何朝廷会没有钱？
一、前代遗留的国库亏空
明朝中后期财政状况一直不太好，虽有高拱、张居正等人经济改革举措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仍没有触动（或者说无法触动）最本质的税收结构性矛盾，朝廷财政平年尚能支撑，遇上长时间的战争、灾荒时缺乏有效并富有弹性的应对方法。 6park.com
崇祯年间受灾情况 6park.com
以嘉靖二十八年户部收支报告为例，先前“太仓银库岁入两百万两”，而支出为“一年大约所出一百三十三万两，常余六十七万两”。近岁“一年所出大约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之后若干年朝廷财政收入基本处于亏空状态。这也是朝廷逐步想进行经济改革，丈量土地、推行“均一法”“征一法”的重要原因，而其中的集大成者正是张居正改革。
但是随着朝政积弊、贪腐横行以及内外战争军事压力使得明朝的财政情况日益恶化，到了崇祯朝后也仍未好转。
二、日益庞大的朱明皇室的奉养用度
明初洪武立国之时对于宗室采取的是元朝旧制，分封诸王。在给予极大政治军事特权的同时皇室奉养极为优厚，其目的是希望这些宗室成为护卫嫡系的重要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诸藩尾大不掉，促使建文帝进行削藩，而后燕王朱棣乘势而起代朱允炆入继大统。
谁当蝎子谁扎人，从燕王到皇帝，朱棣继续了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宣德、正德各朝也延续这种政策，不断限制诸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到最后诸宗室不得参政、不得科举做官、不许经商，只能守着禄米过日子。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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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诸王传赞》称“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致使其“不习四民业,禁锢一城。”结果,“乐善好书者百不及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同时,宗室子孙为了领取更多的禄米以维持其优厚的生活,便多纳妾多生子。甚至以庶出当嫡出,更有甚者收养异姓子女,谎报请名封爵等手段,造成宗室人口大增。这样就形成了“坐糜后禄，贤才不可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的庞大皇室寄生团体。
这些被圈养的宗室没有别的生计手段，只能通过多生孩子来赚取朝廷的俸禄，因此宗室人口大量增长，到了崇祯十七年在籍宗室人口已经到了332855人，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以1591年山西临汾县的田赋收入分配情况不难看出，奉养当地宗藩所消耗的支出占到了总收入的48.5%。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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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中后期奉养宗室的支出占比越来越重。嘉靖三十二年更有“天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处禄半,凡八百五十三万石,视输京师之处,不啻倍之。”以全国同期的田赋收入2,850,595石计,其禄米一项,竟占37.33%。在某些省份,其收支逆差更为悬殊。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麦152万石,而宗室禄米312万石，就是说除去押解京师等地后赔上了山西一年的存留米麦还不足以偿付封在山西的宗室禄米。
这种分封体制相当奇葩，因为所谓分封按理是替君王镇守一方，封地的供奉应该是来保持军事力量和下属官僚运营体系的。现在由于明朝严格的圈禁政策致使本来应该成为帝国重要支柱的分封宗室成为了帝国的巨大包袱，并且在没有正面意义。强悍宗室扰乱地方，欺男霸女。比如，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大多数远亲庸庸碌碌空耗国库。比之八旗子弟都有不如，不说清朝皇室重臣能力怎么样，大多数至少对皇室非常忠诚，属于“自己人”，可以用来制衡哪些有能力的汉族官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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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旗人虽有特权，但是确实需要服兵役，而且除了京师外，各地旗人基本都在所在地的满城驻扎，属于军事化管理，对普通民众的骚扰有限。清朝中后期八旗战力虽然废，但仍不失为一支皇室可以倚靠的军事力量（好歹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说水平咋样，至少忠心）。
而且清朝在经济条件变差的时候是准许旗人自谋职业的，比如乾隆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又主张削减旗人规模，让战斗力或者工作能力不足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所以虽然清朝八旗贵族在王朝中后期发挥的也是“副作用”，但是影响要小于明朝。
三、庞大的军费支出
明朝后期需要面对两场战争，这极大的消耗了明王朝的财政储备。
一是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那拉称汗，建元天命，此后割据辽东不断对明王朝实施军事打击。明朝关外重镇抚顺、清河相继陷落，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更是大破明军主力，继而席卷辽东，攻占开原、铁岭，并降服了叶赫部。至此辽东战事成为明王朝的毒瘤。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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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内义军风起云涌，长期恶化的土地兼并和天启年间的灾荒使得关内起义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首先赈灾是需要钱的，朝廷本身财政状况就不好，加上之前提过的原因，很多财富并不为中央政府掌控。这就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首先没钱安抚灾民，恢复生产。这样是逼着灾民去抢，所以灾民就变成义军。
而镇压起义军就需要增加军费，而朝廷还是没钱，这就导致兵饷、粮饷经常不能及时到位。加上腐败严重，层层克扣，到了大头兵手里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明朝后期军队哗变催饷是经常性事件，这极大削弱了明军的士气、忠诚度和战斗力。
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这十年间对后金的作战经费达到了白银六千多万两，“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使得关内民众生活日益困苦，起义军越剿越多。而义军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使得地方税源枯竭，循环往复，最终使得财政破产。
明朝财政制度有着先天不足，机制十分僵硬。而一条鞭法与白银政策等措施在原来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实际上更像一种修补，所起到作用是暂时性的。当本来就不健康的财务状况碰上了长期战争导致的军费激增后，明朝的灭亡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