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深夜，玉泉山9号楼灯火通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齐聚于此，会议室气氛欢腾，每个人都为“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感到无比振奋。
就在此时，刚刚被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神情严肃，那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硬仗才刚刚开始，虽说“四人帮”被控制起来，可他们的老巢上海，极有可能因此出现叛乱。
华国锋如此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当年“四人帮”与上海联系紧密，尤其是已经“失宠”的王洪文，整日在中南海纸醉金迷，可他的一举一动依旧被上海死党紧密关注着，一旦有异常情况，死党们很快就能察觉。


事实证明，华国锋的预判极富远见，当时的他从大局出发，想办法率先稳住上海，第一个要考虑的人物便是马天水，此人堪称“四人帮”在上海的管家，在当地可谓大权在握。
10月7日一大早，华国锋就指示中央办公厅致电马天水，通知他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于中午前赶到北京开会。
虽说接到指示后的马天水满心狐疑，可他还是及时成行，就在当天下午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面对“四人帮”被逮捕消息的他不禁目瞪口呆，可他也不得不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稳住上海方面的其他余党。
当年，除了马天水能够左右上海局势以外，徐景贤、王秀珍两人也极为猖狂，是武装斗争方面的激进分子，也是“四人帮”上海党羽的重要成员。
即便两人在电话中听到马天水亲口“报平安”，还声称四位“首长”都很忙，可徐景贤、王秀珍对于这样的回应还是抱着狐疑的态度。
其一，马天水在电话里的言辞很是模糊不清。
其二，王洪文即便再忙也从未有过失联的情况，眼下就连他的秘书廖祖康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其三，王秀珍从张春桥妻子文静那里得知消息，张春桥和王洪文一样也莫名其妙失去联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回应越发让徐景贤和王秀珍感到警觉，他便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


在马天水和房佐庭抵达北京后，开完会便被中央严密控制起来，哪怕是接打电话也不能向外传递信息，而在徐王二人与房佐庭取得联系后，房佐庭一反常态地不断重复着自己“老胃病犯了”。
面对局势越发地扑朔迷离，“四人帮”的头头脑脑们要么失联、要么闪烁其词，徐王二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尽办法探听北京方面的消息。
10月8日，也就是“四人帮”被逮捕的第二天，王秀珍便安排缪文金借由前往北京打探消息，出发前，两人约定好暗号，如若北京方面真的出现重大变故，缪文金便以“我娘心肌梗死”最为暗号进行警告。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探听到“四人帮”出事的消息后，缪文金与王秀珍通了电话，当王秀珍听到那句暗号时，悬着的心再也放不下了！
此时的北京和上海两地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尤其是徐王两人，明明知道大势已去却还是妄图组织民兵进行最后的抵抗。
两人着手在上海分别设立两个根据点，又调集了一大批民兵，准备立即实施武装叛乱，当天晚上，还没等两人计划得逞便接到了来自中央的电话。


原来，马天水按照中央指示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去往北京开会，虽说此时的两个人已经隐约知道北京情况不妙，面对中央指示，他们还是抱着最后的侥幸来到北京。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好解释了，来到北京的徐王二人受到和马天水一样的待遇，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稳住上海余党。
幸运的是，当三人被中央控制后，上海方面的“四人帮”余党只能落得个群龙无首的下场，想要大搞武装叛乱也是不容易的。
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中央的指示下回到上海，前几天还是他们为所欲为的老巢上海，此时已经被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严密掌控。
就这样，市委常委以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在当晚召开，由马天水主持，而这场会议也相当于给所有“四人帮”余党敲响丧钟。
面对如此“噩耗”，与会众人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大哭大闹、有的沉默不语，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严正审判！ 6park.com
来源：猫眼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