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点武汉疫情的感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喜剧性格。特别像卓别林演的黑白默片喜剧电影，配着场外钢琴乐。一个小人物得意洋洋的走来，摇头晃脑，神气十足，一会儿甩甩文明棍儿，一会儿玩玩礼帽杂技，仿佛天下第一。忽然撞到一根路灯杆子，继而大怒，咬牙切齿，拧眉瞪眼，然后挥舞拳头对其他围观路人大声咒骂，用石头扔鸽子泄愤。忽然觉得不疼了，又喜笑颜开，又恢复了从前摇头晃脑走路不看路的样子，直到下一次踩到香蕉皮摔个狗啃屎。 6park.com
各种政治老把戏，经历几代人，跨越几十年，依然在玩。什么是正确的言论？正确的言论就是从正确人那里来的言论。那谁是正确人？掌握枪杆子的就是正确人。为什么？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在上一次推翻中国政府的时候被证明的。通过推翻国民政府证明了先进性，通过控制枪杆子证明了权威性。一条信息本身的对错是否符合实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信息的来源是否是权威机构。哪怕权威机构对事情的所知，也跟街上卖菜小贩一样少，也必须装出一副我掌握有重要信息，现在不方便透露，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反正你就只能听我说，不能听别人讲。别人根据事实做出的分析和预测是造谣；权威机构拍拍脑袋造谣是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是顾全大局，要充分理解。 6park.com
平时大权独揽，屁民不配知道，屁民不配自发组织，屁民不要想着自己能拯救自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你！共产党若是不救，你就没有活下去的可能。病魔汹汹，屁民忽然有了权力，你们要自救，不能什么都指望党。全体人民要众志成城，要团结一心，共同抗击。宏观的人员组织，物资调度的权力没有，屁民就连知情权、问责权也没有，却要进最大的义务，或者说直接被甩锅。太平盛世最先进的党，此时闪烁其词，一问三不知：没有口罩找那个相关部门？蔬菜供给不足由那个相关部门负责？平时豢养的巨大机构，一个市长配十几个副市长，每个副市长配一大堆助理。行政是一套机构，之外还有党的一套机构，两套机构一起吃皇粮。这个工作组，那个工作办公室，名目繁多，机构体系不可谓不庞大。消耗了大量行政资源，到了最关键要用的时候，居然没有相关机构出来负责。屁民没有起码的权力，却要承担最沉重的义务。 6park.com
最可笑的是，研究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居然赌咒发誓说不是自己把病毒流传散播到外面的。这显然是冒牌的科学家，因为如果科学家要证明自己清白，就要用铁的事实说话，要用数据说话，要用科学的理论和逻辑分析来说服。搞科研的人，想让别人相信自己，居然靠赌咒发誓，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其科学上是否严谨也不言自明。 6park.com
反观中国从清末到2020年的现在，基本上没啥实质的进步，反而是大踏步的倒退。人民代表大会和八个民主党派形同虚设，宪法不过是装样子的糊墙纸，从前的朝廷变成了现在的共产党，从前的皇帝、慈禧太后变成了现在的定于一尊。清末的朝臣虽然腐败，虽然无能，还有有曾国藩，左中棠，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台柱子。清末还有敢掉脑袋的五大臣，乱命不受，宁愿被慈禧太后砍脑袋，也要保住江南的繁华富足。清末签订不平等条约全国舆论哗然，文人知识分子觉得羞耻，要改良，要发奋图强，要变革维新。戊戌变法时的中国人的骨气，精神，当今已经难以望其项背。反观现在从上到下的无德无耻，狂妄自大，已经退变到了蛮夷的地步。 6park.com
中国走到今天，根本的原因时精神上的萎靡和懒惰。人对自己都是消极负面的评价：我不可能知道，我不能改变什么。由民的无能无德无知，进而需要一个全知全能全善党的拯救，这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民的自我否定，到对党的绝对肯定，其实我们处在中世纪欧洲的水平。当时欧洲的教会垄断一切信息，大量搜刮财富以自肥。教会代替上帝管理人得灵魂，垄断对圣经得解释权。教会本该是最简朴的机构，却穷奢极欲，淫乱成风。屁民穷得一匹还要缴纳宗教税，每周还要去装修华美得教堂听神父吹牛逼。屁民看着神父穿金带银左拥右抱，自己生活苦不堪言，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敢于知道，敢于思辨，敢于担当。正是这种敢于的精神，才促进的科学的飞跃，人们才敢于创立微积分，敢于思索天体运行的规律，敢于寻找物种的起源，敢于建立民主政体，也就完成了一次从喜剧到悲剧的飞跃。 6park.com
悲剧的认知，乃是对必然性的认知，是更高的认知。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沉思，开始阅读，想象一下中国人祖先的努力：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候，儒家想要创立仁义的学说，道家要穷尽宇宙自然运行的道理，法家想要找到治理乱世的律法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更大的格局，成为灯塔，照亮中国人后辈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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