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行业近二十年的大发展，已经成为吸纳投资最多、背负债务最多，对产业链影响规模最大的信用蓄水池。人民币作为信用货币，对外标的是外贸赢余即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对内标的主要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债务及信用抵押。
至少在2014年前，中国银行最优质的债务资产就是房产抵押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其它类型贷款，那也是地产黄金年代的特点，有地就有钱。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经营，获得超额贷款，这才有中国城市建设的超高速增长。土地收益占有地方政府总收入甚至超过50%，土地抵押也是地方政府获得资金最主要方法，其它来源占比远低于地产。
然花无百日好，地产一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目前有些城市公交系统都发不出工资，地方政府缺钱得紧。地产累积了巨量的债务，继续吹地产是找死，让地产死，也要让一堆地方政府和行业先死给你看，这就成了一个巨大难题。
房地产搞成今天这样，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有很大关系。从政经生态位角度讲，今天的地产商有些像明清时代的盐商，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行业进入实际需要政府的特殊许可，地产不是拿着钱就能拿地赚钱的，没有政府相关的配合，做开发商就是进坑，拿到好地块都是有对地方利益的投送要求；
二是：行业易实现明显的头部垄断性，特别2014年后各地方都形成了稳定的头部开发商群体，承担主要地块的开发任务，中小地产商难以承接政府需求的价格与投资总额。
三是：产品附加了大量的政府收入需求，实质承担“二税收”的任务，地方政府土地经营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基础建设产生的现金流回血速度是很慢的，何况大量是低效益甚至是纯支出，例如公园等；卖地收入投射到现实是长期保持的高房价，让普通居民承担的高房价、高房租，很大部分实际是“隐性税收”，再加上政商关系密切的地产与金融等相关利益集团利益索取，实际形成了对普通居民的“超级地租”，把普通居民两代人“6个钱包”前后40-60年的收入储蓄都一子给收割了。所以地产“丰享豫大”之后难以持续，但政府欲罢不能，实在是再难搞到像地产这种“多快好省”的搞钱办法。
中国地产难题不是简单的行业周期难题，背后实际是国家分配机制所体现的税政体系问题。
在中国如果不是普通打工人，赚钱后是特别容易存钱、买资产的，税务问题不像生活在欧美世界那么难，逃税、转移资金很普遍，真正被查的很少。税收主要体现在商品流通过程，对财产、资产相关的税收很少，股市印花税还时不时说要减免。这实际造成了：鼓励资产积累与金融运营，压迫实业经营与普通居民劳动收入。
政府收的税一要能容易、简明地征收，收税是有成本的；二要与官僚体系的自身利益相合，执行也是有大成本的。收税最容易的就是守在关卡点数收钱，所以易于检查的，如明面上的工资，企业能公开的帐目往来、银行流水，是最容易征税，这也是我国对企业征增值税为主，对个人征工资所得税为主。征资产税，例如资产投资收益、房产等税，除了表面上是征收技术不足、现金交易、市场信息查证执行困难，背后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权贵官僚自身利益的考量。
像房产税，能够多套房产征税的主体，大众以为是山西煤老板、温洲炒房团之流，实际是体制内多数公务员、事业编、国企的中低层干部，因为这些群体数量庞大，公积金多、储蓄稳定、信用条件好。就个人观察，地方科级干部的多2-3套房，处级多3套以上，三四线城市，乡镇干部往往镇上一套老房子，县里一套甚至市里、省城再一套，一到周末乡镇干部几乎找不到人了。部分媒体信息爆出的一些贪官动不动有上百套房子。中国公务员为什么多年了搞不出财产公开，因为到了厅级干部，仅拥有的正规来源房产，在一二线城市公开出来，市值上千万是普遍，上亿不特殊，手上一套位置好的百多平房子就500万以上了，何况还可能有别墅、大平层之类？。这怎么向人民群众解释“共同富裕”？
所以收房产税，各级官爷必不会太用心，而且会爆出像：退休低保大爷有套市中心房子，怎么交税？等类似“不与民争利”的论点，哎，几百年了，明朝东林党不让征商税矿税的套路。基层人民在这时就有充分的挡箭牌效用了。
中国96年左右开始的分税制，保障了中央把握了最大、最好的税源，不得不把地产收入留给地方，这是中国3千年来强干弱枝、保持中央统筹能力的有效经验，事实上也推动了中国20多年的基建大爆发与经济大增长。中国地域大、各级各地情况各异，征税难度大，前期征容易征的税是实情推动的必然。
但任何办法都有其边界条件，过了这么长时间，情势变矣！所以要推动改革，但又面临改自己既得利益的革这样肉痛的问题。不能改变税政设计，切实提高劳动所得、技术创新所得、经营所得，平抑资本所得，中国经济的困难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缺乏内生动力。不能通过改变税政设计去调整分配机制，问题拖到最后，只能重复各朝故事，一切归零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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