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9-10 10:12 6park.com
土木之役的疑问（四）是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吗？ 所有的明代史书都在土木之变这一节写明这样一句：“王振劝上亲征。”（《明通鉴》）相信，这一定是史实。由此，土木之败的罪魁就非王振莫属了。其逻辑前提可以这样解读，英宗不亲征，就不会有土木之败。 问题在于，王振为何要求英宗亲征？那么多文臣武将劝皇帝不要亲征，而英宗就是不听，偏要去玩一把，难道只因为他亲信于王振吗？ 从历史史实分析来看，可以归为三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背景原因，一个是制度原因。 所谓历史原因源于明朝特定的历史过程，明朝把元蒙赶回沙漠，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消来元蒙的实力。明初，国家一件主要任务就是防边，防元蒙。徐达作为开国功勋，开了国而不能在首都享福，只能在荒凉的北方戍边，主要原因在于元蒙的存在，在于对方的不服气，时刻觊觎着明之中原；朱棣四次北征，最后死于征伐的路上，也是这个原因；宣宗也有一次北伐，虽无大战，也是要努力解决北方问题。作为接班人，面对元蒙遗留势力的挑战，英宗选择退守首都，按兵不动，这不合祖制，也更不合一个二十三岁年青人的作为。在《弇山堂别集》中专门列举了明几代君王亲征的过程和所立的战功。这些历史既然能被史书所载，相信，英宗更是耳熟能详。轮到自己赶上了，能不亲征吗？ 二是背景原因，首先，土木之前，明军与元蒙有多次交锋，其中也有败仗，但总的来讲，还是形势占优。特别是心理优势占优，这可以从正统十四年，朝廷给达达可汗的一封国书中可以窥见。 “故妄启事端以沮怀和好，虽天鉴在上，终必不容。而祸及生灵，虽悔亦晚。可汗尤须洞察奸情，毋听欺诳，用保和好于长久。” （《英宗实录》）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你要是挑衅，我就会收拾你。如果没有国力优势在先，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其次，正统后期，明朝四处作战，主要平定了云南、福建的叛乱，依靠的力量主要就是京军。虽然，这两处都是“小乱”，但是平定之功，还是让人充满自信的。 三是制度原因。明朝的军制是整个军队内体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各兵种之间也互不搭界。上卫亲军与野战军互不相属，野战军内部还要划成五个部分。小战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队应战。而如对北方的大战役，需要动员举国之力，这个时候，请问哪一个大臣能指挥得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就连兵部，也对军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春明梦余录》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另外，班军制是明军主力的构成，士兵一年一轮换，相互间也缺少配合与默契。这样一支队伍，你能够让谁来指挥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个人了，这也是明朝从永乐开始，皇帝亲征并用太监监军的原因。因为，只有太监是代表皇帝的，如钦差一样。太监如果分量不够了，那就只能是皇帝自己上了。 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则已，要打，英宗亲征是无法避免的。不用王振劝，他也会动手。我们设想，英宗没有出征，换任何一个将帅，能打赢吗？朱勇，朱棣时代的名将，败得一塌糊涂，除此，还有谁能当此重任呢？？（插一句，郭敬、朱勇的两支部队前锋精锐之师，兵力和也先相差无几甚至还略占优势，怎么就被也先砍瓜切菜般杀了个干干净净，而且似乎都没给敌人造成什么损失。太奇怪了，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 [http://kksk.org/]整理,全文地址:http://kksk.org/tieku/r_29408_8.html 6park.com
作者: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9-10 10:14 6park.com
（五）王振在赏赐问题上错了吗？ 土木之战的起因，据载，是因为也先通过上贡来换取大量的赏赐，但有一次，也先冒报人数，骗取多余的赏金，让王振给拒绝了，惹怒了也先，于是，也先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 “北虏来贡，寻遣兵寇边。时虏酋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报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虏使回报，遂失和好，发兵寇边。” （《皇明通纪》） “十四年春二月额森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加报，遂失和好。”（《明史纪事本末》） “初，额森屡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既而贡使日增，复虚其数以冒廪饩。是春，遣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复实，汰其虚报者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一。额森恚怒，……”（《明通鉴》） 《本末》沿自《通纪》，以上看得分明，与《本末》成书相仿的《通鉴》也是清代人的作品，几书的提法，大同小异。但是，有关此论，《英宗实录》与《国榷》均无记载，而清编《明史》更是只字未提。有关王振激怒也先一事，肇始者，大概是写作《皇明通纪》的陈建。陈建此书写于正统十四年的近100年以后。按里说，这件事是土木之役的直接起因，《明史》没有，尚有笔墨惜爱之嫌；而皇皇《国榷》为何只字不提？当然，《国榷》《明史》的主要依据是“实录”，其正史的标榜，可能造成了某种谨慎。 先不论这个历史细节是否真实，我们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一下这个细节。很明显，夏燮所言“藻饰太平”语，纯属个人主观倾向，这里就不再议论。关键问题在于，王振减免对方的“禀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有关这件事的对与错，是一个很不好评论的问题。它涉及朝贡的历史和变化。 《大明会典》“给赐二”卷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定，…金银请长随内官关领…”从禁止太监涉政的明太祖开始，太监就已经涉足对外番的赏赐工作，虽然干的不值一提，但毕竟已经开了头，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让人奇怪了。这是王振参与赏赐的政策之源； 另外，是对外赏赐的不断增加。“永乐宣德中赐瓦剌顺宁王彩缎十表里，妃五表里。头目，一等者五表里，二等至四年者四表里。”到了正统二年，也就是英宗皇帝11岁那一年，赏“王”的为15表里，赏妃的为8表里，赏臣的，由一等至四等，分别为8、6、5、4表里；到了正统六年，赏给瓦剌大臣的东西已经达到过去给“王”的水平了。这一年，英宗15岁。赏赐标准的提升，与瓦剌的贪婪和明庭的求和意图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候，王振还要受制于“三杨”，特别是张太皇太后，这些赏赐政策的制定者肯定不是王振。 另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正统二年、四年、六年、八年、九年、十四年等分别赐与脱欢、脱脱不花、也先等大量物品，由头都是对元蒙进马的回溃如果只赏赐头头脑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按祖宗之法，所有来朝贡的人都要赏赐，其赏赐量是非常可观的。据，《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一月已丑，北方及西北方来了一些使者上贡的使者，；回馈的情况记载如下：“赍金帛等物往使瓦剌也先处，人赏钞一百八十锭，采缎二表里，绢三疋，随从官军钞一百锭，采缎并绢如之。”另外，一月庚子，礼部宴请瓦剌的使臣及随从1799人，（疑为《纪事本末》所载的十四年二月，二者是一码事——待考）这些人是都要赏赐的。赏多少呢？明朝有“三倍于贡”的惯例，即反馈的东西的价值，是上贡物品的三倍。 由此，可以想见，明朝的财政将要承担多大的负担。当正统十四年二月，额森虚报上千人的时候，作为当时主政的王振，他如果还把朝庭的事当回事，他能听之任之吗？如果把这种朝贡关系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易货交易。我们能听任国家利益受损吗？如果对方欺骗我们，我们能不予以惩罚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王振的处理是正确的。如果，由此而引起战争，我想，这样的仗是一定要打的！ [http://kksk.org/]整理,全文地址:http://kksk.org/tieku/r_29408_9.html 6park.com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