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9-17 09:10 6park.com
智化寺与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读《双槐岁钞》时，发现一则故事，“太学生进谏”。景泰初，王振已死，英宗身陷敌邦，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兴隆寺(似为后来的万寿兴隆寺)，极为壮丽，车驾不时临幸。夫佛本与夷狄之祸若梁武帝，足鉴前车。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用备仓廒，勿复兴作，万世之法也”。这段话虽说不是指的智化寺，但按理说，王振把英宗送入敌手，罪不可赦，抄他的家，扒他的家庙，改为仓库理所应当。姚显的上疏也是义愤填膺，有理有据。但是，偏偏历史上没有上演这一段。使人费解。一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近三百年后，才由一个叫沈庭芳的人，给皇帝参了一本，说王振这个太监骂名千古，为什么还有他的立像？于是乾隆也依当时的政治形势，批了几个字“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后来，智化寺王振的塑像才被砸毁。 这就有一个大疑问，王振在有明一代的官方评价中如何？这个问题深究下来，可以考问明人对土木堡之变的评价。而且英宗复辟后，非但没有究王之罪，还在复辟当年，给他建了“精忠祠”，智化寺也成了“敕赐智化寺”。是英宗昏聩？还是另有别情？尚未见详解。 宦官为什么遭到文官集团自古至今的打压和嘲弄？如果不单独考虑宦官群体的性格变异，那么还有一条便是文官集团与宦官群体的出身途径不一样。文官集团的人恃才自傲，认为是凭着自身十年寒窗苦的功夫而走上了权利的高峰；而宦官群体是靠身体的自残，通过一个捷径，走近了权力的峰侧。你投机取巧，我艰难曲折，当然不会服气，当然会从心里看你不起。 有明一代对王振的批评就不绝于朝野。据《日知录》载，正统年间的败仗全算在了王振的账下。特别是土木之败。景泰年间，工部办事吏徐镇骂了一通；天顺年间，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又骂了一通。景泰时骂，还可理解，而天顺时英宗当政，也在骂。结果英宗给予“妄言要誉”的评价，给他贬到地方去了。 在清修《明史-英宗本纪》中写到土木段时，按说，对王振已有定评，但为何只字不提王振之祸，哪怕是春秋笔法，也没有丝毫痕迹。为何？是不值一提？还是清人另有看法？ 明人余继登所著《典故纪闻》记载了英宗的很多事迹，关于太监管理的问题，就有好几条，且看如下： 一、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叁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 二、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觉，英宗命届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 三、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表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 英宗对太监下手并不轻，因此，王振之流即使得宠，恐也不至于肆无忌惮，再亲信的人也要对主子负责，不敢干太出格的事，否则就是对主子不忠，出格的事过多，其宠就会失。想来王振应知此理。 对于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确有很大的疑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有一则故事：刚复辟，便为王振招魂以葬。第二年，广西参政罗绮，因听说英宗还在宠太监，用上好的香木为王振行衣棺葬，便取笑不尊，于是被英宗下狱禁锢。又过了一年，智化寺的住持然胜又请皇帝为王振赠谥，也就是要说法，这个活儿交给了礼部，想必也是办了。天顺六年，然胜说，原有的赐经赐谕，也就是皇上给的礼物和题词都丢了，想再要一份，以告慰王振在天之灵，英宗二话没说，又答应了。作者说：“盖振之罪，上通于天，而英宗之宠眷生死不替。”连作者明代人都无法理解，只能用“异哉”二字来感叹了。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英宗的脑子里，土木之败，责任不在王振。那么，这个责任在谁呢？想来，英宗北狩一年，冷宫六年，应该反省，但是，仍没有将命运之厄与王振相联系。分析有几种可能： 第一，责任在英宗自己，而文官集团为给皇帝掩丑，将责任推给王振，英宗不忍，而内疚于王振，才有此举； 第二、责任在大臣集团，官僚们一推了之，英宗也奈何不了他们，只能追挽王振； 第三、责任在王振，而英宗昏了头，宁死不认此理。 对于上述几条，尚还短少历史证据，不能妄下结论，而且还有一条很重要。“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这一条历史记载很有问题，明显带有不负责任的倾向。是被敌军所杀，还是被自己人气杀，还是自杀？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被自己人所杀（也有被自己人所杀的传说），否则，历史上肯定会留下记载，英宗对凶手定会严惩不待。《明史纪事本末》记有该事，认为是被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而樊忠随即战死，也无对证。谷应泰是投靠满清的文人，可以说是满清的御用文人，写前代的事，其细节能否可信，尚待论考。 对于历史细节，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是逻辑真实，而不能过于看重细节。因为历史逻辑是可以理解并得以见证的，而历史细节谁也没有看到，很难把握。只有在历史逻辑的前提下来看待历史细节，这一细节才可成立。然后这个细节才能反证历史的逻辑。 [http://kksk.org/]整理,全文地址:http://kksk.org/tieku/r_29408_9.html 6park.com
作者: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9-21 19:31 6park.com
太监王振的另一面 众所周知，历史能给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也许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很容易过于看重他（她）的某一片面，继而希望从中获得某些值得学习的经验，或是加以警示的教训，这样就很难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了，明代的宦官王振即是如此。 对于王振，后人对他评价诟病颇多,认为他心术不正，变乱朝纲，残害忠良，擅权误国，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廷所修《明史》，其中关于王振的记载几乎都是其促成亡国之恶事，所以对宦官的防范极为严厉，故其所修正史多记其不端之处，以期收得警示之效，因此也就使得王振此人以典型的奸佞小人形象呈现在后人面前。（王振到底干了那些恶行，知道的朋友说说） 相比而言，《明实录》的记载则突显了其“实”的一面，即也有一些关于王振的正面记载。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先是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负责淮河地区盐业事务的机构）同知（副职）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正职），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王振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对王振其人有必要再作一次更为全面的评判。 王振曾对宣德时期的某些弊政予以过纠正。明代陆容撰《菽园杂记》记载：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统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如此处理，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 王振掌权时，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意见，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极为赏识。 在英宗的成长过程中，王振则起了相当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这一点在明人许浩所撰《复斋日记》中多有记载。早在宣德朝，王振因“有才识，能驱驾人”而为宣德皇帝所看重，当时宦官有很多，后来只有王振官做到太监，这也可以说明王振才能的非凡之处。英宗在东宫做皇太子时，宣德皇帝使王振侍奉英宗，并教授英宗读书写字，这也正如英宗后来褒奖王振时所说：“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作为东宫师傅，王振庄重沉稳，以致英宗常对他心存敬畏。对即位后的英宗王振也是很尽心地管教，一次大臣给小皇帝上课，偷偷跑出去玩，王振立即就报告给了太皇太后，结果英宗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身边的宦官则被关入牢房。对英宗的近侍之人王振也是严加管束，防止他们误导幼主，一次王振准备去侍奉英宗时，听到有人吹箫，吹箫的人看到王振来了，拔腿就跑，王振追上去，狠狠的训了他一顿：“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结果吹箫的人被给以二十大板的处罚，可见他对英宗的成长是颇为尽职尽责的。 王振对于英宗的直接教导也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英宗登极后，王振曾劝导英宗戒绝好玩。据清人查继佐所撰《罪惟录》记载，一次英宗与侍从玩球，结果因为王振的到来而停止。第二天天亮时，小皇帝因为玩得累，在屋里还没出来，王振就跪着劝道：“先皇帝为一毯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听后觉得非常惭愧。三杨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宦官中宁有是人１另据明人邓士龙辑的《国朝典故》一书记载，当时太皇太后等人喜欢游玩佛寺，常在寺中一连居住好几天，王振觉得这样既有损皇家形象，又劳民伤财，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盛世，于是教导年幼的英宗将后妃们所住的房间里放上佛像及佛经，这样既顾及到后妃们的喜好，又使得她们不能长期地住在佛寺里面了，巧妙地纠正了这一陋习。王振也曾教导英宗不要随便授予身边的人官位，而要重惜国家名器。《复斋日记》记载：有位宦官给英宗梳头时日长久，于是乞求恩赏，英宗同意赏他一官职，并让王振去办，王振劝谏道：“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最终没有给予。其言其行劝告英宗作为一国之君当居安思危，以天下为重，勿贪图玩乐而导致荒政误国，并严明赏罚之事，这本身就是就某些具体的事例引导英宗如何做一贤德之君，裨益实为匪浅。 以上之种种良言善举亦恰如英宗称赞王振时所言：“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禆益实多。”明代诸帝中，英宗不失为一代英主，《明史》评价道：“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这与王振的悉心辅导是分不开的，“其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可见历史上的王振并非是极尽祸国殃民之事，他的德才还是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 [http://kksk.org/]整理,全文地址:http://kksk.org/tieku/r_29408_10.html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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