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10-01 11:36 6park.com
关于于谦的功过  6park.com
作者：YY徐  6park.com
于谦的功： 6park.com
 1，扶立新君。 这一条实际上根本不算功劳。太子年幼，事逢多事之秋，放弃太子而立一个成年有主见的皇帝是可以接受的。严格说来这并不完全符合儒家的规矩。 问题是于谦因为太子年幼不能理政，立了皇帝的弟弟为新君，但实际上却并没给新君足够的权力。朝政实际上全在大臣手中，皇帝从未起到过作用。反正皇帝说的话您也不听，那立一个小孩儿又有什么问题。更何况太子在法理上更适合继承。 这样的话，那就能看出“太子年幼不能理政”只是个借口，另立新君才是目的。朱祁钰这倒霉皇帝的上位根本不是他自己想要的，而是一再推辞却无奈被于谦等大臣强推上前台的，与其说是立新君抗击瓦刺，倒不如说利用新君清除王振余党，在大明畸形的高层斗争中，党争高于一切！ 6park.com
 2，守卫北京。 这一条有些名过其实。北京的城防实际上极为牢固，本来就不是要打灭国战争的瓦剌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攻陷北京的可能。区区两万（这个数字很值得怀疑）从未有攻坚经验的牧民，只要守军自己不乱，攻陷任何一个稍微大点的城池都不可能。 明代永乐年间曾经把国内所有的城墙都重新修过，连地方小县城的防御力都不差。 正统年间的明朝距离永乐朝不过二十年，国力还是很强大的。各地勤王的兵马都在赶来，所以防卫北京实际上没有什么军事上的难度。只要防止细作开门和自己崩盘就行。 瓦剌不是和明朝僵持了几十年的后金，瓦剌人首领也没当过明朝将军的义子，瓦剌更没有传说中高来高去的忍者。派细作开城门基本上不大可能。 所以说，防守北京的难度实际上不高。其功劳是有，但远达不到“民族英雄”的地步。 同样是面对外族侵略，天启朝毛文龙手下的旅顺守将张盘（《妾明》里出现的的那个），其前后两次旅顺保卫战（这可是野战）都取得大胜，最后因为内奸出卖而就义。 明代说起民族英雄，大家都知道于谦，甚至都知道“谋款斩帅，市米资盗”袁崇焕，但有谁知道张盘？ 所以说，于谦即使有一定功劳，但和民族英雄相差甚远。  6park.com
于谦的过： 6park.com
 1，其订立的文官领兵制度致使文官做大，明朝从此再无任何一次开疆拓土的军事胜利。 巡抚领兵制度根本上杜绝了武将上进的道路，造成军队战斗里和战斗意志地下。领兵的文官由于科举制的缘故，很少有军事能力。由于底层吏治被胥吏把持，明代文官甚至连行政能力都不足，完全是一帮只会空谈和党争的文人，甚至其实际能力还不如太监。这种人治理地方被人架空到还好说，带兵打仗纯粹的找死。 另外，文官领兵会讲朝中无所不在的政治斗争引入到军事中。您带兵打仗，您的政敌在后方扯后腿断大军的给养，一大帮御史在朝中挑毛病，这仗能赢才有鬼。 所以，明代中期以后不要说开疆拓土，连收复失地都很少。个别几个有能力收复失地的还恰恰不是文官。比如毛文龙那一系，借助后金统治力的不足，在辽东建立了好几个根据地。 6park.com
 2，土木堡事变： 于谦在土木堡事变中扮演的角色很可疑。这里不多说，就说说土木堡之变明军大败的几个原因和与于谦的关系。 1，山西大同的防线被打破： 土木堡事变皇帝御驾亲征不是和成祖一般是深入漠北打蒙古人，而是瓦剌人入侵，明军从京师出兵去迎击。 所以说，如果是正常情况，大同本身的守军就应该能低于瓦剌人的侵略。 明代的大同是个很有趣的地方，从正统朝土木堡事变以来，大同镇被蒙古人破关而入了无数次，但大同镇本身失陷的次数却屈指可数。原因无他，看看大同镇边关贸易的盛况就知道其中的猫溺了。后来山西晋商在明朝末年的作为也很能说明问题。 所以说，山西防线被打破既有军事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于谦在土木堡事变前不久才被调入京城，之前职位曾经“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也就是说，于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山西和河南巡抚。两省军政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在这个职位做了十八年。 于谦实际上是一个火箭干部，做巡抚前不过是一个巡按御史，能做巡抚乃是皇帝破格提拔，这个速度按明代后来的说法乃是标准的“幸进之士”，肯定会被政敌攻击为佞臣。所以这可以看出，于谦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帝党”。 历史记载，于谦刚到任就“整顿吏治”。所以说，整个山西河南的官吏都是被掌握在于谦手中的。 这样的话，于谦在大同镇被突破上，是不是有责任呢？ 6park.com
 2，亲征大军的军粮供给不足。 大军之所以撤退到土木堡，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传闻大同被攻陷，太监王振决定大军失去立足点必须要后撤。 本来大同镇作为军镇，如果不被攻陷是不可能被突破的。古代军事上不存在绕过军镇，坐视后路被断而攻击后方的可能。王振一个太监可能啥也不懂，但随军一起出征的有的是明白人。至少英国公张辅可是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帅。明初军人地位很高，没有军头们的支持，王振根本就别想有所作为。再说，王振怎么想的，写历史的后人又怎么知道？所以我认为王振是否听信溃军谣言并不重要。 另一个就是缺粮，这才是根本。 至于缺粮的理由就很耐人寻味了。 军粮来源有二，一是从出发地运输，二是沿途补给。 第一条很好说，北京实际上并不产多少粮食，自身消耗的粮食还主要靠运河从南方运输。所以这不是重点。 沿途补给靠的是地方的支持。明朝自永乐朝起，北方安定了好多年，期间只有山东唐赛尔有过变乱。按理说存量应该很多吧？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土木堡之变战争的主要地点就是山西。河南和山西很近，其粮草补给主要需要河南支持（河北和山西隔着太行山）。 明朝初年地方上能够补给出征军队的粮食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军队卫所自己开垦的土地，军户种植的粮食。第二就是地方上的粮仓。地方上的粮仓一般用来救济赈灾，比如北宋的常平仓就是如此。 正统六年于谦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皇帝下诏令照此执行。 也就是说，常平仓里的粮食已经“分发”下去了。 这里姑且不论期间是否有猫溺，即使是这个政策本身也有问题。常平仓是赈灾用的，动用常平仓的话一旦出现紧急事件就无法起到常平仓的作用。 当初王安石青苗法和于谦的这一条政策如出一辙。 6park.com
当初王安石罢相，就是赶上了大旱，地方上却没有粮食去赈济。于是有人献上《饿殍图》弹劾王安石并使之罢相。 另外吐槽一句：王安石的政策摆明是是为了敛财，提高朝廷的收入，于谦这么做的利益由谁得到了？朝廷上肯定是没有得到这笔利息收入。 同样，军队也没有粮食。同样是正统六年，于谦上书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中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政策一旦实行，那军队被收回的农田，可就不全是所谓“私自”的了。换句话说，军队的土地，地方文官想收回就能收回。也就是说，从这一刻，两省军队的饭碗实际上就掌握在于谦的手里了。 朱元璋订立卫所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军队可以用自身出产的粮食来养活自己。这本来未必有什么错误。毕竟宋代募兵制的弊病很值得明代统治者反省（其实这和募兵没关系，宋代的问题是科举制导致的文武分家）。卫所制类似的西方封建骑士制度和唐初的府兵的战斗力都不差。但是如果土地被地方文官限制，那卫所制就一无是处了。 由此可见，山西河南本该是存量满仓，但实际上官府能掌握的粮食根本无法攻击几十万大军和民伕的实用。当初王安石因无法有效赈济旱灾而被罢相，于谦面临的问题是外族侵略而军粮不足，这可比王安石的麻烦大多了。要知道明朝可是没有不杀士大夫的政策的。 单凭这一点，大军回返后杀于谦也不是不可能。 3，明朝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却没有情报上的优势。 朱勇带兵救援，居然因为瓦剌人的伏击而全军覆没了。 要知道上万人的队伍十分庞大，要找到适合的伏击地点很难。不是主帅灵机一动，看到地形就能拍板的。一辈子没进过关的瓦剌人，怎么会如此熟悉关内的地理？更何况瓦剌人是大草原的游牧人，一辈子连山地丘陵都见得不多，也先怎么会懂得如何借助地形伏击？ 另外，古代军队的行进路线不要说敌人，连自己人都未必能知道。无论是汉武帝出兵五路讨伐匈奴还是后来的萨尔浒，都有军队因为某些事件而被耽搁的情况。明军的动向，不是瓦剌人能从当地人或者俘虏几个小官吏的口中知道的。 明军被伏击的原因只能是有人把地图和明军动向故意泄露给了瓦剌人。至于是什么人，那就难说了。不过之前十八年总督河南山西军政，时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随军）的于谦就很可疑。 至于后来的缺水，那更是纯属胡扯。几十万军队的驻地，没有一个县也有好几个乡大校明代初期北方地下水位很高，我记得有当初看过明代北方建筑的资料上讲（这涉及地基防水问题），明代的山西地区最多挖地一丈多就有水。那么大片的军营驻地，没有地下水是不可能的。组织一帮士兵挖一个大坑不久有水了？土木堡之变的季节是多雨的夏秋季，阴历七八月份正式北方多雨的季节。地下水位大概是一年中最高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水？ 中国自古内战，因为没水而野战失败的例子只此一家。 [http://kksk.org/]整理,全文地址:http://kksk.org/tieku/r_29408_11.html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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